权万仓（陕西）

我们的大姐（散文）

父母辛劳一生，养育三儿四女。但最后真正指靠上的，唯大姐一人。在老家的十里八乡，只要提起我们的大姐，人们无不挑大拇指！

大姐出生于“三年生活困难时期”的1960年。那一年，父亲已33岁。大龄得女，自然喜不自胜。父母给大姐起名春芳，小名丑儿。他们从来不叫大姐的大名，只叫她丑儿。不是因为大姐长得丑，而是因为金贵！在我的老家陕西渭北地区，几乎所有父母心中的“值钱娃”，都有一个“不值钱”的小名，据说这样能避灾免祸，平安成长。

大姐自小聪明伶俐，勤快懂事，深得父母疼爱。然而随着弟弟妹妹们一个个出生，“值钱娃”便混成了的“小保姆”。我六岁多的时候，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了村小学，长我两岁多的大姐却仍然留在家里，帮父母照顾弟弟妹妹。第二年，经老师反复动员，大姐才走进学校，成了我的同班同学。可她每天来校上课，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女孩，那是我们一岁多的大妹妹。大姐入学之前，我一直以年级第一为傲；大姐入学几个月后，我就屈居第二了。只可惜，大姐仅上了一年学，就被迫辍学回家。

辍学后的大姐，除了照顾弟弟妹妹，还承担了不少家务，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缝缝补补的事也学着做，有时比大人还忙活。弟弟妹妹们出生后，母亲的奶水总不够吃，于是，家里每添一个孩子，就养一只“羊妈妈”，大姐又成了“放羊娃”。有空闲时间，她就挎着篮子，带上工具，到地里去挖野菜、挖药材，或者跑到几公里外的煤矿去拣煤渣。记得有一年冬天，父亲和部分社员被派到几十里外修建水利工程，大姐带着我，隔三差五去煤矿捡煤渣，不仅保证了家里整个冬天的做饭和取暖，还积攒了不少煤炭。

从十二三岁开始，大姐就成了生产队里的“小社员”，只要有自己能干的活，就抢着去挣点儿微薄的工分。到了十四五岁，大姐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天天跟社员们一起出工。因年小体弱，干活跟不上大人，常遭人奚落、受人白眼，也曾累得晕倒在地里。有时候生产队实行定量工，分组时没人愿意要她，她就和邻居家一个差不多大的姐姐结成一组，常常是大人们早早收工，两个女孩子直到天黑还回不了家。

在我上中学的四年多时间里，大姐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时不时地跑十多里地，给我送干粮。看着瘦小辛苦的大姐，我有时也会心疼地偷偷流泪。作为家中长子，本应早担家事，替父母分忧，但当时的我一心只想读书，从没有过放弃学业的想法，更没有回家种一辈子地的勇气，只能任由大姐替我受这份苦。

在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十九岁的大姐，出嫁到约十里外的高槐村。姐夫惠建民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为人正直本分，踏实肯干。婚后几年，两个儿子相继出生，一家四口小日子也算安逸。大姐会持家、明事理，与公婆、妯娌和亲戚、邻居关系融洽，在村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可是，娘家的那副担子，仍没能从她的身上卸下来。

我高中毕业后，在村小学做了两年民办老师，产生队就解散了。我不甘心十年寒窗付诸东流，更不愿走父母走过的老路，打算参军再搏一次。这时，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持反对意见，我相信他们都是好意，理由也很充分。我是家中长子，父母年事已高，大姐出嫁，弟妹尚小，包产到户后责任田谁来耕种？“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大姐最懂我心中的苦闷，关键时刻支持了我的决定。“你走吧，家里有我哩。”这句话，有千斤之重！我再一次狠心地将家里这个烂摊子甩给大姐，含泪踏上了远赴新疆的新兵专列。

此后的几年里，每到农忙时节，大姐和姐夫都会及时赶来帮父母耕种收割，从不会误了农时。家里有大事小情，父母亲只要托人带句话，大姐和姐夫就会风一样地跑来料理。弟弟妹妹们遇到什么难处，也都是第一时间去找大姐帮忙。大姐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和主心骨。

大姐生性好强，两个儿子稍大一点，她就动员姐夫和自己出门做生意。先是在县城摆摊卖小吃，后又在红旗煤矿开办了小饭馆，凭着勤劳厚道，深得矿工信任，生意也越做越好。短短几年，他们把刚结婚时只有一孔窑洞的半院庄子，换成了两孔大窑的一院庄子；后来又申请了一块宅基地，修建了一座有四孔新式窑洞、时尚气派的大院落。

1994年初，正当大姐的饭馆红红火火的时候，母亲因脑溢血病倒，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却始终未能再站起来。这时父亲已年近七旬，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有四个远在外地，大妹家相距40多里来往不便，小妹才15岁还需要人照顾，谁来侍候瘫痪在床的母亲？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大姐果断地说：“把妈交给我，你只管回部队安心工作！”她关闭了饭馆，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和母亲同睡一个炕，没白没黑地悉心侍候。不得不说，我们不仅有一个好大姐，也有一个好姐夫，他像对待亲妈一样地对待岳母，只要天气好，就把母亲背进背出，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换换新鲜空气，直到母亲离世。

母亲过世后，大姐一边尽力照顾父亲，一边继续做她的小吃生意。不幸的是，到了2001年，父亲被确诊断为胃癌晚期，医生认为手术效果不大，建议保守治疗。无论如何，父亲的身边再也离不开人了。大姐又一次果断地对我说：“你回部队吧，父亲我来管！”她和姐夫再次中断了自己的生意，把父亲接回家，担负起照料之责。

在父母生病的那几年，弟弟妹妹们都还未实现经济独立，我的工资不高，每月寄去的钱也很有限，但大姐总能在保证父母用药的同时，尽量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父亲喜欢吃肉，大姐几乎每天都能让他吃上肉菜。姐夫隔两天就跑一趟20里外的县城，给父亲买一份他最爱吃的澄城水盆羊肉。村里的老人们羡慕地说，这老汉有福气哩！

送走父亲的第二年，大姐来到新疆，先在乌鲁木齐一家陕西饭店打工，后与姐夫在独山子开办了“权记肉加馍馆”，两个儿子也先后加入经营，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现在，全家人在独山子经营着两家饭馆，两个儿子都买房买车，儿媳勤劳贤惠，每人又给她添了两个孙子，一大家其乐融融。只可惜，姐夫于五年前因病去世，令人悲伤不已！

如今，我们兄弟姐妹个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这些都离不开大姐无怨无悔地付出。没有大姐在前头顶着，我不可能一直读书到高中毕业；没有大姐作坚强后盾，我无法远赴新疆当兵；没有大姐在父母床前尽孝，我们兄弟姐妹都难以安心在外打拼创业。大姐是我们的亲人，也是我们的恩人，值得我们一生敬重！

作者简介：权万仓，陕西澄城县人，军队退休干部，大校军衔，有部分文章散见于军内外报刊杂志和网络平台。

编辑：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