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周扬”这个名字的人很少，很多人也就晓得“陈伯达”，周扬的本名叫周起应，出生于湖南。他比陈伯达小了四岁，在解放之前，周扬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主要是在搞文学方面的工作。那时候，陈伯达在北平搞地下工作，也是负责文学方面的事情。
1937年，这两个笔杆子于上海相识，又先后去到延安，在延安工作期间，倒是有过几次往来。
解放之后，周扬一直都是国内文学界的翘楚和领导人，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务，譬如文化部副部长、文联副主席、宣传部副部长等等。这一点倒是和陈伯达颇为相似，那时候的陈伯达，担任的大多也是一些副职。
这篇文章，我就和你聊聊这两个老人，晚年相会的事。
正文从职务上来说，陈伯达虽然不是周扬的直接顶头上司，但是职务是高于周扬的。两人虽说有一段时间是邻居，但因为鲜有工作上的往来，又各自忙活着自己的工作，因此，即使是邻居，彼此之间的交往却是不多。
六十年代的时候，周扬身陷囹圄，1976年才重新出来主持工作，继续在文联担任副主席。
1980年，陈伯达被押上了特别法庭，这是他消失十年之后，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没想到曾经那个赫赫有名的老夫子，如今是站在审判席上。1981年1月25号，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不过同年的8月，他就被特批保外就医，安置在北京东郊居住。
分给他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位于六楼，还把他在石家庄工作的儿子陈晓农调到了北京，陈晓农带着妻儿来到北京和父亲同住。因为陈伯达还处于服刑期，因此在陈家的对门，住着的是一个公安，大家伙都叫他“老萧”。
此时的周扬和陈伯达，一个担任着重要职务，一个是处于服刑期的囚犯，身份可谓是天差地别了。而且，俩人之间的往来也不多，那么，周扬为何突然关心起陈伯达的境况呢？
周扬是一个务实的人，他看中的是陈伯达的文才，并且，从旁人那里了解到了陈伯达的情况和态度，知道这个老夫子诚心悔过的心态，心下也不免得生出惜才的想法。于是，他决定和陈伯达见上一面。
这才当时是需要勇气的，虽然时间来到了八十年代初，但是当时的氛围还是没有彻底的放开，依旧有一些遗留，因此，陈伯达的身份和罪名，在当时旁人都是避之不及的，周扬反倒是主动要求会面，惹得不少人的好奇和不解。
当陈伯达得知周扬主要要求会面的消息，他一开始也是有些发懵和不理解，不过，他也同意了。
客观的说，对于迟暮的陈伯达而言，还真没有一个像周扬这么一个级别高的人物，主动要求和自己会面的，而且还是以朋友的身份会面，更是难得。第二天一大早，陈伯达就找到住在隔壁的老萧，说自己同意和周扬见面。
当然，两人能否成功见面，还需要得到组织的批准，当天下午，老萧告诉陈伯达，经过请示之后，同意了俩人的会晤。
因为陈家位于偏僻的东郊，周扬过来有着诸多的不便，而且，陈伯达的住处在当时也是鲜为人知的，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这个老夫子还在监狱里呢。因此，最后决定还是派车子接陈伯达去周扬的住处。
周扬住在西单绒线胡同附近的安儿胡同，两人会晤的时间就定在当天晚上的19:00，这效率也是挺快的，当天回复，当天就定了下来，也是让陈伯达有些始料不及。
傍晚18:20，一辆小汽车来到楼下，从车子里下来两个人来接陈伯达。陈晓农是想着和父亲一起去的，但是被告知他不能去，陈晓农原以为这次两人会面的时间也就一两个小时，没想到，一直到了晚上的23:15分，父亲才在公安的陪同下回到家里。
在陈晓农的回忆里，父亲那晚回来之后，脸上难以掩饰的兴奋和开心，原来，这两个老人有差不多16年没见过面了，虽说之前往来也不多，但好歹也是老相识，在文学方面也有很多的共鸣和话题。因此，这话匣子一打开，就谈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陈伯达回到家之后，简单和儿子说了几句话，就回卧室休息去了。
第二天早上，陈伯达起床后，拉着晓农和他详细的说了昨晚和周扬会面的事情。父亲告诉儿子，周扬的住处，当年曾是黄炎培的老宅子，是一个四合院。两人就在会客室里谈话，身边没有其他人，一起去的公安人员在另一个地方休息，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在场的除了他们两个老人之外，还有周扬的夫人和秘书。
两人的谈话除了回忆过去的一些往事之外，就是谈论了一些文学方面的内容。
这次谈话的过程中，陈伯达表示，自己写了几篇和文学有关的文章，询问周扬是否有看过。周扬回道：“我没有看到”。
于是乎，陈伯达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同上面反映，把那几篇文章给你看看，只和文学有关的”。
事后，陈伯达果真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意愿，让他自己都想不到的是，其中一篇名为《求知难》的文章，居然发表在了《读书》杂志上。虽然署名是陈伯达的另外一个笔名“纪训”，但对于这个老夫子而言，自己的文章居然还能被公开发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
那是1982年11月，这一天，陈家来了两个老朋友，两人刚坐下，其中一个和周扬相熟的人，从公文包里拿出来一本杂志，递给陈伯达，说这上面刊登了你的文章。这让陈伯达十分的意外，自己这个服刑期间的戴罪之人，居然还可以公开发表文章。
面对陈伯达的诧异，那个递给他杂志的人只是简单的说，这篇《求知难》事周扬亲自看过之后，同意发表的。陈伯达当时也没有详细的询问具体的过程，是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这两个故人再次拜访，这才详细告诉了其中的过程。
原来，自打陈伯达向组织反映了自己的意愿之后，他的那些文章就转到了周扬的手上。周扬对其中的那篇《求知难》很是欣赏。
黎澎，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总编辑，他曾经在七十年代多次公开批评过陈伯达。黎澎来周扬家做客，也看到了《求知难》这篇文章，对这篇文章也是十分的欣赏。没过几日，黎澎就找到周扬，借来了《求知难》的文稿，他认为这篇文章很有水平，不发表可惜了。
于是乎，在经过周扬的同意后，黎澎就托朋友把《求职难》这篇文章，交到了《读书》杂志社，并且在同年的第十期就发表了。
陈伯达之所以感动，是因为当时他的境遇，可以说是被六亲不认，旁人都是避而远之的。在这种孤独的时候，周扬和黎澎能帮他发表文章，实属很难得的一种认可。
陈伯达和周扬的第一次会面之后，两人曾相约再次会面。
可惜的是，1983年的9月，陈伯达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等他出院的时候，周扬却病倒住院了。
1984年的秋天，陈伯达又再次病倒，住进了卫戍区292医院，在他这次住院期间，周扬的病情变得很严重了，每天几乎都处于昏迷的状态，生命处于弥留之际。两个老人，也没有实现当初的约定，再也没有会面了。
转眼来到了1989年，这年的7月31号，周扬病逝。陈伯达闻讯很伤心，提起笔写了一副挽联：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
当然，他不能署名“陈伯达”，署名“仲晦”托人带给了周扬的家属。
过了一个来月，9月20号中午，正吃着饭的陈伯达，因为气温的突然变化诱发心肌梗塞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