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9月的一个平静夜晚，一位正在值勤的警官接到了一通报案电话。

电话中称通沟村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暴力事件，几名村民惨遭杀害。

这起凶杀事件，是近期一连串凶杀案件当中的第12名死者，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警方立即出动，迅速赶往了案发现场，但凶手已经逃离。

现场是位于村外的一座陈旧的房屋，受害者为一对老年夫妇。

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确认两人均因利器造成的伤口而不幸遇害。

在凶手制造凶案的现场，他撞见了这对老年夫妇的孙子赵金凯，遂持刀将其一并杀害。

之后，被赶来的邻居刘金平打伤后，继续潜逃。

邻居刘金平在恢复情绪后向警方提供了关键信息，确认凶手正是警方一直在追捕的石悦军。

警方随即加强了搜捕力度，经过连续5天的紧张搜查，最终成功将石悦军缉拿归案。

令人意外的是，在被捕时的石悦军情绪激动。

他向警方高声辩解，声称自己所杀害的人都是“罪有应得”。

“我过去从未有过杀人的想法和做法，这是第一次，我是被逼无奈的。如果不是他们逼迫我，我绝不会走上这条道路。”石悦军在被捕后这样为自己辩护。

在法庭上，石悦军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坦白。

他坚称自己并非残忍的杀人狂，而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的动机。

石悦军表示，由于长期受到他人的欺凌，他在愤怒之下做出了极端的选择，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尽管石悦军试图解释自己的行为，但他的态度并没有显示出真正的悔意。

他认为，如果不是被逼无奈，他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然而，这是否能把他的恶劣行为，转变为合理化呢？

后续在审讯过程中，警方询问石悦军，如果他没有被捕，他是否还会继续实施暴力行为。

石悦军回答说，他的计划是再杀五人，最后他打算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坦言，自己原本在第一次作案后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认为应该先把所有他认为曾经对他不公的人都解决掉。

通沟村，原名李家堡子，自解放后更名。

在这个村落里，石悦军的家境并不宽裕，家里有五个孩子，石悦军排行最末。

1970年，石悦军出生，不幸的是，在他四岁那年，父亲因一场意外离世。

在那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家庭的顶梁柱早早崩塌，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石悦军的母亲面对困境，选择独自承担起抚养五个孩子的责任，这份艰辛不言而喻。

在这样的生活背景影响下，石悦军比同龄的孩子更早熟，更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也就是说石悦军的成长之路并不平坦。

从幼年起，他就经常遭受村里其他孩子的欺凌。

由于父亲早逝，他在跟同伴的争执中常常被嘲讽为“没爹的孩子”。

这样的经历，逐渐影响了石悦军的性格，原本开朗的他开始变得内向和孤僻。

在村里行走时，他总是选择沿着墙边，尽量避开人群。

即使有时候遭受了同龄人的欺负，他回到家里也会选择沉默，不愿把这些委屈告诉哥哥姐姐或母亲。

即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和委屈，但在表面上，他却从未有过抱怨，总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成年后，石悦军依旧保持着逆来顺受的态度。

这使得他在外人眼里树立了一个不善言辞、性格温和的“老实人”形象。

长期的压抑生活，使得石悦军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和缺乏自信，学业成绩平平。

在石悦军三年级时，他选择了退学，回到家里帮助母亲分担家务，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然而，石悦军的母亲却对他的未来忧心忡忡，担心他孤僻的性格，会影响到将来的婚姻大事。

尽管石悦军性格内向，但他的老实本分是母亲所熟知的。

退学后，由于年纪尚小，石悦军有时在家里帮忙做家务，有时也会到田间劳作。

到了十二三岁后，石悦军的母亲觉得他需要学习一门手艺。

于是，便安排他跟随一位屠夫学习屠宰技术。

尽管石悦军在学业上并不突出，但他在屠宰上展现出了天赋，很快就掌握了技巧。

经过两年的学徒生涯，石悦军开始独立经营自己的生意。

石悦军在肉摊行业摸爬滚打多年，他的脾气虽然温和，但却是出了名的倔强，做事认真严谨。

这种直率的性格虽然让他失去了一些顾客，但同时也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回头客。

大家认可石悦军的直爽和诚信，相信在他的肉摊上购买的肉类，不会有质量问题。

起初，石悦军的摊位规模不大，但凭借他的努力和坚持，生意逐渐兴旺起来。

后来到了适婚年龄，通过别人的介绍，石悦军遇到了现在的妻子。

两人相识一年后结婚，婚后不久，妻子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紧接着又迎来了一个儿子，一家四口的生活其乐融融。

妻子平日里在家照顾孩子，偶尔也会到店里帮忙。

夫妻二人共同努力，生意越做越好，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然而，幸福的日子过久了，却引来了旁人的嫉妒。

这是社会上常见的一种心态：在你贫穷时，人们会疏远你；而当你变得富有时，却又会招致他人的嫉妒。

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心理变化，也是许多心怀不轨之人所面临的真实写照。

当时在通沟村附近的通化县二密镇，设有一个屠宰点，由李振军负责经营。

只是李振军在地方上的名声颇具争议，他为了追求利润，有时会做出不光彩的交易。

比如出售病死猪肉，或是为了增加重量而向猪肉中注水。

以至于后来，李振军的贪婪逐渐膨胀，他开始觊觎镇上屠户的收益，企图从中榨取更多的利益。

二密镇的屠户几乎无一例外，都曾遭受过李振军的压迫。

他依仗自己强壮的身体和家族的势力，加之负责检疫的职权，常常对屠户们施以重手，索取高额费用。

对于那些他看不顺眼的屠户，李振军更是会变本加厉地刁难，甚至会不惜使用威胁手段来索取贿赂。

石悦军，作为一名屠户，自然也难逃李振军的剥削。

每次前往屠宰点时，他都不得不支付给李振军高额的费用，屠宰一头猪的费用高达63块钱。

虽然石悦军内心充满了不满，但面对李振军的权势，他感到无能为力。

时间久了，石悦军逐渐感到自己的收入日益减少，因为大部分所得都被迫上交给了李振军。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意模式，认为自己所售的猪肉质量上乘，屠宰工作也能独立完成。

他想不明白，为何需要额外支付费用给他人。

于是，石悦军回到家后开始策划如何减少成本。

他决定在家里私下屠宰一头猪，然后把自家屠宰的猪肉跟屠宰点的新鲜猪肉混合出售，以此来降低必须支付给李振军的费用。

然而，李振军作为屠宰点的经营者，对这些小动作了如指掌，很快就察觉到了石悦军的行为。

在一次前往屠宰点的过程中，石悦军遭遇了李振军的公然羞辱。

李振军在市场众人面前，对石悦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且毫不留情地没收了石悦军带去的所有猪肉。

接着，李振军对在场的顾客宣称，石悦军的猪肉存在质量问题，暗示食用后可能会有致命风险。

随后，这番言论很快在市场中传开。

导致石悦军的猪肉销量骤减，甚至一些长期顾客也不再光顾。

李振军为了教训石悦军，不仅拒绝归还没收的猪肉，还向他索取高达1000元的罚款。

对于石悦军而言，这笔钱相当于他卖一个月猪肉的收入，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石悦军无奈之下，开始四处寻求帮助，希望能够减轻罚款的数额，甚至求助于村支书进行调解。

然而，李振军坚持不让步，声称1000元罚款一分都不能少。

并且还警告石悦军，若不缴纳罚款，他的猪肉以后都无法通过检疫。

愤怒的石悦军，直接前往屠宰点与李振军理论，两人争执了许久。

但最终这场争执并没有得到解决，事情依然悬而未决。

石悦军回到家后，心中充满了对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考。

经过一番深思，他觉得自己虽然有过失，但李振军要求的1000元罚款未免过于苛刻。

多年来，石悦军的肉摊生意一直兴旺。

他从众人眼里的失败者，一跃成为成功的商人，这自然也招致了不少嫉妒和蓄意的破坏。

面对猪肉被没收，还有突如其来的罚款需要缴纳，石悦军感到愤怒和无奈。

在那天夜晚临睡前，石悦军的心里充满了对李振军的怨恨。

他甚至考虑过使用极端的报复行为，包括结束李振军的生命，随后自我了断。

然而，当石悦军开始冷静下来，他意识到这个计划不仅鲁莽，而且不负责任。

他想到了自己家里的妻子、孩子，还有老母亲，他们都需要自己的照顾。

如果自己真的走上了那条路，家人又该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

在一番内心的挣扎后，石悦军放弃了那个危险的念头。

但是为了宣泄心中的愤怒，他走到院子里，对着一棵大树猛砍了几刀，直到精疲力尽。

9月24日，是通济村的赶集日。

石悦军计划把自己家里的4头猪，送到屠宰点进行屠宰并检疫，以便在集市上出售。

为了尽快完成这项工作，他在9月23日下午，便拉着猪前往到李振军经营的屠宰点。

然而，李振军依旧坚持要求，石悦军必须要支付1000元的罚款，否则不允许他的猪肉通过检疫。

石悦军开始放下自尊，向李振军恳求宽恕，希望能够避免支付这笔对他来说是沉重负担的罚款。

但无论他如何请求，李振军都不肯让步。

石悦军心里焦急，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卖出猪肉，全家的经济来源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在愤怒和绝望的驱使下，他再次考虑了报复的想法。

并前往村里的小卖部，购买了两瓶老鼠药，计划用以毒害李振军，并准备在事后自行服毒。

当天夜晚，吉林省通华市二密镇的街道上依旧热闹非凡。

但是无人知晓，在这片繁华的背后，一场潜在的悲剧正在酝酿。

石悦军邀请了市场内的几位屠夫以及李振军一起，到羊肉馆共进晚餐并饮酒。

餐桌上，大家似乎忘记了之前的矛盾，气氛显得相当融洽，石悦军也未表现出任何异常。

他们一直畅饮至深夜11点多，仿佛之前的不快，已经随着酒精的挥发而烟消云散。

只是在散场后，李振军在酒精的作用下，再次对石悦军进行了辱骂。

并重申了他对1000元罚款的强硬态度，威胁说如果石悦军不交钱，他会继续找石悦军的麻烦。

在饭店门口，众多屠户和村民目睹了这一幕，石悦军感到极度愤怒。

但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表面上对李振军依然保持着谦卑和讨好的态度。

并且还主动提出要送李振军回家，其他在场的人见不好打扰，便先行离开了。

随后，石悦军驾驶着自己的农用三轮车，李振军坐在车后。

在行驶途中，石悦军借口需要上厕所，停下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