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徐向前元帅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便提前当着孩子们的面，交代了身后之事：“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徐向前元帅对大别山的感情。有人说徐向前元帅的起点是黄埔军校，然而，在徐向前元帅的心里，却想把终点放在大别山。因为，他对鄂豫皖，充满了感情……

在晚年的时候，徐向前经常向身边的人提起大别山，向他们讲述在鄂豫皖时期的革命经历。

那时候，徐向前元帅总是说：“大别山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先是1927年11月，我党领导鄂东北黄麻秋收起义胜利，创造了鄂豫边武装割据的局面，继后又有商南起义和六（安）霍（山）起义的成功……”

每次提到鄂豫皖时，徐向前元帅都会显得精气神十足，高兴地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气势雄伟的大别山脉位于中央，有木兰山、天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古角、桐山诸峰纵横盘结，绵亘数百里，横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襟长江而带淮河。北窥豫中，南瞰武汉，东控江淮平原，西扼京汉铁路。山川交错，水泊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历代兵家囊括大江南北，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

说完这些后，徐向前元帅便开始讲述自己到鄂豫皖的情景，说：“我去鄂豫边工作，是1929年6月间的事……我到上海同党中央接上关系后，心里才踏实下来。”

徐向前元帅所说的到上海和党中央接上关系的事情，发生在1929年。

1929年3月，徐向前从九龙出发，来到上海，和几个同志一起住在黄浦江边的泰安客栈里。

在这里，徐向前最想做的，就是赶紧和中央接上关系，好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然而，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徐向前又不能主动去打听正在上海的彭湃和袁裕等熟人，只好焦急地等待着党中央派来与他接头的同志，转达中央给他的指示。

那段时间，为了安全，组织上派人将徐向前等几个同志从居住的泰安客栈，秘密地转移到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一个亭子间。

这处房屋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在楼顶上有一个只有一个小窗户的小阁楼。在这里，徐向前不能外出，便自己煮饭做菜。

那时候，按照规定，这里归法国人管，法国人找了印度人当巡警，而国民党军警、特务是不得随意闯入租界的。所以，徐向前在这里相对比较安全。

等待的日子，是无聊的。于是，那些同志们便下棋娱乐，排遣难熬的时间。而徐向前却不愿意浪费光阴，拿起“交通员”给他的《牡丹亭》，纵情于书海当中。

5月，从负责“交通”的同志口中，徐向前得知了有军委负责同志要找他谈话的事情，并约定了会见的时间、地点和联络暗号。

接到消息后，想到终于要有工作做了，徐向前感到十分高兴。

第二天上午，“交通员”便带着一位穿长衫、着布鞋、中等个头的人，来到徐向前的住处见面。在互通了联络暗号后，徐向前得知了这位同志叫做杨殷，是中央军委书记。

由于来之前，杨殷便看过了徐向前的资料，知道了他的情况和经历。所以，这次谈话比较直接。

杨殷对徐向前说：“你们最后在海丰那边好苦呀！广州暴动，你在工人赤卫队，我也在那边，不认识呀！”

徐向前解释说：“我在第六联队，作战时不在一个方向。”杨殷又问：“你是黄埔几期？”徐向前说：“第一期。”

紧接着，杨殷和徐向前一起说了一些黄埔军校的事情，并问他知不知道六大的精神。

徐向前回答说：“在九龙看过文件，各种决议案都有，包在《牡丹亭》书皮里。开始我怀疑‘交通’搞错了，干嘛送一本《牡丹亭》来呀，翻开一看……”

听了徐向前的话，杨殷说：“这也是自作聪明，若是被检查，傻瓜才只看书皮呀！现在的形势下，最怕的是内部出问题。”

在谈话的最后，杨殷对徐向前说：“鄂东北有块根据地，基础不错，那里派何玉琳同志来要军事干部，军委决定派你和桂步蟾同志去，你有什么意见？”

那时候，徐向前已经认定了带兵打仗是他这一生中选定的职业，再加上他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所以也想到了组织上会派他去做军事工作，但没想到会让他去鄂东北。

因此，徐向前虽然的心里也做过想回北方搞兵运的计划，但还是说：“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决定。只是对鄂东北、大别山那一带不熟悉。”

于是，杨殷又将鄂东北根据地的情况，告诉了徐向前：“鄂东北就在大别山区。那里已有一小块红色区域，有一支红军，人数不多，是红三十一师。”

临别的时候，杨殷对徐向前和桂步蟾嘱咐道：“路上注意安全，从那边来人给你们带路，很快起程。”

想到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每天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徐向前说：“明天就走！”

6月，徐向前、桂步蟾和熟悉鄂东北的何玉琳一起来到黄安县的箭厂河村。在这里，徐向前被这里迷人的景色吸引了。

在徐向前的眼里，绵亘数百里，高峰耸立，雄伟多姿，山山相连，横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一点儿也不比自己家乡的五台山逊色。

这里的环境也不像上海那样，到处充斥着白色恐怖，反而是另一派景象，群众对革命非常支持。

在徐向前来的时候，正是大别山去割麦的时候。映入徐向前眼帘的，是一派繁忙景象：田野里、村庄里，村头地边，红旗招展；男女老少，喜气洋洋……

关于当时的所见所闻，徐向前在后来回忆说：

“不少人都认识何玉琳，见我们和他走在一起，知道是自己人，也同我们亲切地打招呼。根据地不大，但已初具规模，打下了发展基础。边界割据区，北起柴山堡，南至黄安八里湾，东起麻城黄土岗，西抵孝感的汪洋一带。较巩固的地区有光山的柴山堡，黄安的七里、紫云、高桥、桃花，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一般情况下，党的机关、政权机关能够扯起红旗子，开展工作；群众普遍组织起来，不容地主豪绅和反动分子有立足活动的余地。”

虽然在这里党的群众基础很好，但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在黄麻一带的农民群众，革命热情甚高，把共产党看作是他们自己的组织。

然而，这里的群众却不知道党的性质是什么。在群众看来，但凡参加过武装暴动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就是“在党”的共产党员。

因此，如果在召开秘密党员会议的时候，没有叫他们，就是和他们见外，一旦被他们发现，就会生气地说：“你们以为我是反动派吗？开会为什么不约我呢？”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必须要对那些参加过革命运动的群众进行解释。

那时候，当地群众都会把诸如“杀尽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打倒欺骗穷人帮助富人的国民党”等党的一些口号，牢牢地记在心里，并衷心拥护党的政策和活动。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党的组织都能被群众理解，也存在着例外。对此，徐向前元帅在晚年就作了举例说明。他说：

“不论男女老少，都知道共产党是领着穷人打天下的。唯‘苏维埃’一词，很多人闹不清楚，甚至认为这是共产党里一位首脑人物的名字。所以，他们又称共产党为‘苏先生’。”

在来到大别山不久后，徐向前便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师副师长。

临赴任前，徐向前被告知：“你到31师，名义上是副师长、副司令，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

此时，红31师虽然称有4个团，其实是4个大队，每个大队五六十人，兵力还不足1个营，只有200多人，所有的武器加起来，也就四五十条枪，其中有不少战士扛着红缨枪，提把大刀，有的连刀矛都没有，徒手兵一个，穿着破旧的衣裤，脚登草鞋或打着赤脚，看起来和当地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

面对这样的红31师，徐向前的心里也不禁有些发凉。然而，徐向前却并没有气馁，而是很快便了解了部队的真实情况，随时准备对敌人作战。

在担任了红31师副师长后，徐向前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中央派来的人而高高在上。

在工作的过程中，徐向前非常尊重当地干部，特委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从不埋怨别人，并利用一切机会熟悉干部，掌握各方面的情况。

经过了解，徐向前发现，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后，这些战士们的心中都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拿就是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其中，一个大队里担任副班长的李先念，便是一个佼佼者。那时候，李先念虽然担任着副班长，但他的长处却并不是军事指挥，更擅长搞政治工作。

对此，李先念有着清楚的认识。在后来的相处中，徐向前和李先念成为了一生的好战友。

在后来的战斗岁月里，徐向前率领这支弱小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寻找机会多打一些小仗，积小胜为大胜。

那段时间，徐向前就是带着这支200多年的弱小部队，相继粉碎了“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在一次次战斗中，红31师得到了锻炼，逐渐成长壮大了起来，得到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

后来，回忆起这段革命岁月时，徐向前说：“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一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划脚，评头品足。”

11月，徐向前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上，和戴克敏等人一起提出了《中共鄂豫边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

在这份《决议案》中，规定了七项游击战术原则，即：“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七、敌人如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另外，徐向前还和他的战友们一起，为红31师的官兵们规定了十条纪律和注意事项，即：“一、不拿穷人一针一线；二、不拿穷人粮食；三、对穷人态度要和蔼；四、爱护枪不要弄坏；五、节省子弹勿乱打；六、对群众要宣传红军主张；七、火线上要对白军宣传；八、占城市注意收集机器医药；九、得物资要先顾伤员同志；十、到地方要研究地形道路。”

七项游击原则和十条纪律和注意事项的实施，为鄂豫边红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徐向前带着红军在大别山里开始办“兵工厂”、被服厂、医院。

那时候，由于技术和设备的问题，兵工厂的工人们忙了一个多月，造出来的支枪却打不响。

面对这些，工人们泄气了，纷纷要撤炉散伙。对此，徐向前鼓励他们说：“没关系，再干，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在徐向前的鼓励和指导下，工人们在十几天后，终于有了突破，造出了一支打得响的“撇把子”短枪。

医院虽然成效不大，但却也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成效最大的，就是被服厂了。不久后，红军干部、战士穿上了统一的灰色军装，戴上八角帽。对此，大家都十分高兴，终于过上了正规军的生活。

看见大家高兴，徐向前的心情也非常愉快，穿着部下送过来的军服，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对于徐向前在鄂东北地区作出的贡献，大家都看在眼里，对这个师长也越来越感到亲近。

想到徐向前曾经说过的“去考黄埔之前，在家结了婚，不到二年妻子死了，从那儿他再没找女人，已经六年多了，缝缝补补全学会了，只是还没学会生孩子”的话，戴克敏说：“师长，给你找个老婆吧。”

对于戴克敏的话，徐向前只当是战友之间在开玩笑，便笑着说：“好啊！”过了一会儿，徐向前又叹了一口气，说：“我们这些人，天天枪子下爬，谁肯跟你当寡妇哟！”

虽然徐向前当老战友的话是开玩笑，但戴克敏却记在了心里。只不过，那时候，想要找一个和徐向前般配的人，还真的挺不容易的。

这年底，在曹学楷和倪志亮的介绍下，徐向前与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的，年仅18岁的黄安女红军战士程训宣结了婚。婚后，徐向前和程训宣非常恩爱。

193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1军成立，红31师改编为红1师，隶属于红1军。徐向前被任命为红1军副军长兼红1师师长，戴克敏为红1师政委。

任职期间，徐向前和戴克敏抓住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的机会，率红1师三次出击平汉路，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取得了三战三捷三扩编的重大胜利，发展和壮大红军和根据地的实力。

从这时候起，徐向前在红军内部和敌人当中的威名被传了开来。那时候，当地群众还编了歌谣：“平汉游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红军声势震武汉，革命烽火遍地燃。”

1931年1月，红1军与红15军合编组成红4军，徐向前担任了红4军参谋长、军长；11月7日，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红4、红25军近3万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担任了总指挥。

1932年，在鄂豫皖“肃反”中，徐向前的爱妻程训宣和老战友戴克敏等人被杀害。对此，徐向前心痛欲绝。

虽然爱妻被杀害，但徐向前对程训宣的母亲汪秀芝却做到了终生尽孝。那时候，徐向前不忍将爱妻的死讯告诉汪秀芝，便经常对她说：“训宣的工作又调动了，所以不能见您。”

为了不让老人家伤心，徐向前对她说，训宣从北京调到陕西，又调到青海，再调到新疆，最后调到了苏联。虽然善良的老人家也觉察到一些不对劲，但却对这个朴实的女婿始终相信。

1972年，汪秀芝病逝，享年96岁。临终前，老人看着徐向前元帅为他剥开的橘子，微笑着流下了眼泪，拉着女婿的手说：“向前，你是个好心人。训宣跟着你，我死也放心了！”

从老人的面前离开后，经历过多次生死的徐向前元帅，也不禁流出了眼泪。在他的心里，自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别山。

晚年，徐向前元帅经常向身边的人讲述他在鄂豫皖时的往事，甚至会在睡梦中回到鄂豫皖。

正因为有了对鄂豫皖的这么多不舍之情，徐向前元帅才会在临终前，当着孩子们的面，留下了“把骨灰撒在大别山……”的遗言。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11月，亲属带着徐向前元帅的部分骨灰，来到鄂豫皖，撒到了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大别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