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烟花爆竹曾是那一抹最具年味的绚丽色彩。

然而，近些年来，对于春节是否能燃放烟花爆竹，社会各界争议不断，莫衷一是。

如今，佛山、郑州等地率先迈出放开的步伐，让人们不禁思索：为何这些地方走在前面？而那些仍严禁燃放的城市，又是出于怎样的斟酌？

先看看放开烟花爆竹燃放的城市，它们的政策各有千秋，却都蕴含深意。

以广东顺德为例，其在官网详细划定了燃放时段，从农历春节的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涵盖元旦、清明等多个节假日，精确到除夕全天、春节期间特定时段以及其他节日的具体小时范围，既保障民众有充足时间享受烟火欢乐，又避免过度燃放扰乱生活秩序。

同时，明确可燃放的 C、D 级个人燃放类烟花爆竹，严禁危险系数高的 A、B 类，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

这背后是对传统习俗传承与现代城市治理精细平衡的追求。

顺德作为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之地，深知春节燃放烟花承载着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是地域文化的鲜活展现。

适度放开，能让年味回归，增强市民归属感与幸福感，也利于当地文旅产业借民俗东风蓬勃发展，吸引游客感受岭南年俗魅力。

河南郑州的政策同样周全，不仅限定烟花爆竹零售店的许可时间精准贴合春节前后节奏，燃放时段也依据除夕、初一等特殊节点细致安排，还充分考虑重污染天气禁止燃放的环保因素。

对于燃放地点，除常规的敏感场所如养老机构、学校周边严禁外，对小区燃放提出不鼓励但规范引导的措施，要求街道、社区、物业协同保障安全。

郑州作为中原核心城市，人口密集、社区众多，如此安排既尊重民意，回应市民对传统年俗的眷恋，又凭借精细管理将燃放风险降到最低，守护城市安宁，展现大都市治理智慧，在传统与现代间找到和谐支点。

河南濮阳、南阳以及辽宁鞍山等地，也纷纷结合自身城市布局、环境状况出台政策。

濮阳圈定城区内外燃放范围，南阳详细罗列禁止燃放的各类场所，鞍山设置集中燃放点并配套临时销售点方便市民。

这些城市考量多维度因素：

从文化传承层面，烟花盛放是当地春节记忆不可或缺部分，承载几代人乡愁，放开能延续民俗血脉；

经济角度，春节旅游旺季，烟火秀能吸引游客，拉动餐饮、住宿、交通等消费链条；

社会心理而言，经历疫情冲击，民众渴望热闹、喜庆节日氛围驱散阴霾，燃放烟花成为释放情感、凝聚人心的纽带；

安全与环保上，通过科学规划时间、区域、品种，最大程度降低火灾隐患、噪音污染与空气质量影响，实现多方共赢。

反观那些仍严禁燃放烟花的城市，同样有无奈与必要。

一方面，部分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超大型都市，人口高度聚集，建筑密度极大，一旦放开燃放，消防压力不堪重负。

狭窄街巷、高耸楼宇间，烟花火星稍有不慎极易引发火灾，救援车辆都难以及时抵达现场。

而且，庞大人口基数集中燃放产生的噪音污染，会让数百万居民在阖家团圆夜不得安宁，影响老人、孩子休息与市民生活品质。

再者，这些城市空气质量本就面临机动车尾气、工业排放等诸多挑战，烟花爆竹集中燃放时段，污染物瞬间飙升，会对雾霾治理成果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市民健康。

另一方面，一些中小城市因处于特殊地理位置或生态脆弱区，也不得不严控烟花燃放。

比如，某些位于山谷地带、通风条件差的城市，烟雾易积聚不散，加重空气污染；或是临近自然保护区、水源地，燃放残留物可能污染土壤、水源，破坏生态平衡，危及珍稀动植物生存。

还有部分城市基础设施薄弱，消防设备不足、环卫力量有限，难以应对烟花燃放后的清理与安全保障工作，为防患未然，只能暂维持禁令。

然而，严禁燃放虽出于现实考量，却也面临民意“反弹”。民众对传统年俗的执着，让“禁放”在执行中遭遇诸多困难，部分市民偷偷燃放，执法成本高且易引发矛盾。

这促使城市管理者反思，如何在守护城市安全、环境与尊重民俗间寻突破。

未来，随着科技进步，环保型烟花研发有望取得更大进展，其低污染、低噪音特性若能普及，或为更多城市放宽限制提供可能；城市治理能力提升，如智能监控预警火灾、高效环卫清扫，也将增强应对燃放风险底气。

总之，烟花“禁”与“放”绝非简单抉择，背后是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态、民意与管理的深度博弈。

放开的城市勇开先河，探索传承民俗新路；严禁的城市坚守底线，守护城市根基。

但无论方向如何，都应以民众幸福、城市可持续发展为旨归。

期待未来，各地能在这场烟火的权衡中，找到最契合自身的答案，让年味在不同形式下同样浓郁，城市发展与民俗传承携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