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医学院，1953年创校，至今已71年。

新加坡中医师陈俊佑(右)为患者诊疗。

新加坡中医学院的第一批教材，由老师们手绘完成。

泰国华侨中医院。

《探宝觅踪——寻找文化出海的广东样本》

新加坡，一个华人占比约75%的国家。作为东南亚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核心之一，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部分欧亚裔共同组成了一个多种族共处社会。多数华人先祖，为中国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移民，由于中医与华人关系密切，近年中医药在新加坡社会发展迅速。

12月27日，南方都市报、N视频推出《探宝觅踪·寻找文化出海的广东样本》第三期，探宝团走访新加坡、泰国、匈牙利等国，走进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异国样本。

秋分收获时

广州中医药大学与新加坡中医学院合作共建培养上千名学生

毕业典礼开始，还有不到半小时。

中医博士、中医硕士、中医学士、中医高级文凭、中医助理、中医药基础、中医药膳师、保健推拿师......登记名册一字排开，老师们正装候场；“喜见杏林添新苗”，身后花篮满布。

这并非中国某所中医院校毕业典礼的现场，而是赤道北上的南洋之地——新加坡。

2024年9月22日下午1点半，繁华的新加坡职总大厦(National Trade Union Congress)七层，百位来自新加坡中医学院的毕业生正赶赴这里。他们即将迎来人生的重要时刻。

近年中医药在新加坡社会发展迅速。2000年11月14日，《中医注册法令》在新加坡国会得以通过，确立了新加坡中医师、针灸师注册制度——这意味着中医正式登上新加坡的医学舞台，成为新加坡卫生保健事业的组成部分。如今，当地政府认可的新加坡中医药相关学术机构有14家，学历教育机构有3家，而新加坡中医学院是其中历史最久的一所。

林益川穿好了博士服，他频频望向礼堂门口，在等待父亲。

作为一个做了10年公务员的新加坡人，他决定辞职，继承父亲的中医研究，2013年他去读了中医。学士，硕士，博士。作为全场唯一一个博士毕业生，他和其他大多数同学一样，同时拥有两所母校——他们由广州中医药大学与新加坡中医学院合作共建培养。从2006年开始，两校联合开设中医学士学位课程，后续又拓展到硕士、博士学位课程，至今已走过18个年头，招收和培养了超过1000名学生。目前，新加坡五分之一的中医执业者是两校联合培养的毕业生。

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陈文锋，特地从广州赶到新加坡。为的是见证这一重要时刻，百位学生顺利毕业——多年以来，这是中国与新加坡，两所中医院校跨越千里的“约定俗成”。截至目前，两校联合联办课程，已成为中新两国间教育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中医药教育项目。今年，恰逢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100周年，让这一场跨越千里的约定再多一层特殊意义。“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新加坡尤为重要。让中医药文化走向新加坡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对此充满信心。中医药出海，还要走得更广、更远。”陈文锋说。

当日是秋分，恰是一年的收获时刻。几十年后，有人再次穿上了学位袍；白发老者和00后女孩，一起等待上台，领取毕业证；普通话、英语、马来语，潮汕话、客家话、广东话、四川话、江苏话......在这个四方礼堂，那些语不相通、言不相及的瞬间，沉默也报以微笑。

这些时刻，都为着同一个目的而汇于一处。

林益川终于等来了父亲。78岁的父亲一把搂住儿子的肩膀，“有一句话，我一直让儿子记住，中医必须要有含金量，要是纯金的。”一家人站在台前，合影拥抱。

“毕业典礼正式开始!”

“祝福你们!”

润物细无声

广西中医异国任教 传播更广义的中华文化

30℃的秋日，中华百草园(Chung Hwa Herbal Garden)晨光斑驳。

终年高温，终年多雨，园子里的植被生长恣意。苏铁、赤胫散、鱼腥草、晚香玉......每一株都系有一张名片，昭示着它们的功能性意义——蔓荆子，疏散风热、清利头目；玉簪花，消肿，润肺；叶下珠，平肝清热，利水解毒。

这里是新加坡中医学院(Singapore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坐落于大巴窑(Toa Payoh)，新加坡最早的公共居民区之一。1953年创校至今71年。

10点45分，楼上303课室开始上课。一个30人的班级，有人头发花白，有人脸庞稚嫩。老师用中文授课，今天讲的是新加坡的医药行规。

同学问:中医病历，也需要翻译成英语吗?

老师答:在新加坡，中文也是官方语言。

戴铭路过教室门口。作为一个从中国广西前来任教的院长，他一直惊讶于这里的学生，年龄差异之大，行业差异之大，求学目的差异之大。

“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是针对成人的。所以从20多岁到60多岁的学生都有。这里除了学历班、高级文凭班，还有一到两年制的短期班，也有很多当地人读。”戴铭觉得，成年人的记忆力虽不如孩子，但胜在阅历充足，悟性更好。

回办公室的路上，戴铭总是会路过一面院长照片墙，细数一下，自己是这所学校的第16任院长。有人在这儿干了12年，而今年是戴铭异国任教的第一年。过了明年一月，就整整一年了。

1980年开始在广西学中医，44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跟中医打交道。人生的下半场，戴铭决定从中国远赴新加坡任教。他常想，这可能也是中医人的精神。很多人八九十岁还在出诊，只要身体允许，就可以一直做。

如今，他带着900多个在校学生，41个全职的教职工，在昨日毕业典礼上，他送走一批，很快又要迎来下一批。在国内分管了很多年的国际教育，戴铭来了新加坡还是感到意外。“这么多人愿意学中医，他们的学习热情、年纪跨度，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

发现很多新加坡学生只会讲中文，不会写，戴铭和老师们就把各自的PPT打印下来送给学生练习。发现还有同学不会中文的，他们就开英文班，一个一个字慢慢教。原先不大会写中文的学生们，毕业时竟然也能写出一笔好字了。“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在这里教中医知识、中医理论、实际上，也在传播更广义的中华文化。”

润物细无声。

他乡似故乡

全新加坡最大的中医药图书馆 珍藏着手写的第一批教材

陈迪坐上电梯，着急往图书馆里走。前一天才领到了毕业证，第二天就急着回学校复习。

2000年，新加坡《中医师注册法令》在国会通过，标志着新加坡中医师从此有了法定的执业地位。次年，新加坡卫生部成立中医管理委员会，新加坡中医注册资格考试自此开始。

“这就是最重要的考试了!首先，你要有毕业证，那算是拿到了入场券。然后就是这个从业资格。”8月刚结束的理论考试是10门课，一科不过就要从头再来，而这只是第一阶段。即将开始的10月，毕业生们将进行第二阶段的综合性临床考试，能不能成为真正的中医师，在此一役。

作为在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老师，余文涛陪着无数当地的中医学子，在这里，全新加坡最大的中医药图书馆，度过从校园走向社会的过程。在新加坡中医学院工作十年，图书馆超过10万册的馆藏，其中珍贵的部分，余文涛如数家珍。“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医师，十箱十箱地捐给我们。在新加坡，华语不是最主流的，但他们不想把中医医案变成废纸。”医案诚然是越老越好。中医师们送过来，余文涛和同事就帮他们留着，攒成了一份“特别的教材”。

“老前辈们手写的教材是最难得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引进中国教材，也没有油印技术，所以他们就自己手写。第一批教材，全都是这样手写的。”余文涛翻开其中一些，不仅有中医学内容，还涉及急救医学、化验学、营养学、传染病学。“这几块西医知识，当时的老师们觉得一定要引进，因此就有了中西医结合的教材。”

西医药未传入之前，在新加坡，中医药早已随着南下的粤籍华人传入。1842年，广东大埔人罗燮增创办的“万发药行”正式成立。1867年，新加坡俗称“七家头”的广帮七大商号创立了施医赠药的同济医社(后更名“同济医院”)，成为中医药正式传入新加坡的标志。此后，由华人，特别是岭南地区华人创立的医社、中医院、慈善机构，在新加坡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新加坡中医专门学校(新加坡中医学院的前身)，由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创办。1952年，殖民地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公会认为法令将使得中国南来的中医师大幅减少，而本地原有的中医师逐渐年迈，因此培养本地接班人迫在眉睫。

1953年1月11日下午2点，在新加坡丝丝街(Cecil Street)，新加坡中医专门学校开幕典礼正式举行。南下华人，自此集聚，因为中医而有了异国的连结。如今的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在1946年10月成立之初，尚叫做“新加坡中国医学会”，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学会的标志，用的都是一幅中国地图。“他们骨子里一直对中国是有留恋的。”余文涛说。一家学会，一所学校，一间医院，庇护了一代南下华人的颠沛流离。他乡似故乡。

时间过去70载，如今对于陈迪这些年轻的毕业生而言，“大家共同热爱一件事是很幸福的，我觉得这就是成人教育、主动学习的美好。”她自小想当医生，兜兜转转，在30多岁的时候学了中医。

“老师说，中医的确有糟粕，但不要急着去批判它，等你们学成了真正的中医师，自然会分辨，何为糟粕，何为精华。”

陈迪在等待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医师的时刻。

更上一层楼

泰国中医医师达1956人 匈牙利为中医药立法

楼上学院，楼下医院。一楼是中华医院(Singapore Chung Hwa Medicalinstitution)，新加坡老牌中医医院。下午2点半，科室的叫号已经开始，新加坡中医师赵卫权按下叫号按钮，年轻的患者走进他的诊室。从问患者，到问学生，完整地看诊一位病人，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平时也都是这样。只有我问清楚一切的状况，才能找到针灸对应的痛症，同时也能调理他的身体。”做了11年中医工作的赵卫权，此前是一个土木工程师。“我的病人主要是脾胃病，痛症等。对西医来讲，痛症就是吃止痛药，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我们可以治疗。”

副主任医师范旭阳，有同样的感受。早年从南京来到新加坡行医，她的患者曾以年纪大的华人为主，如今她发觉多了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妇科等等的中医的优势病种，愿意选择中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本来以为只会有很多华人，结果这些年来了很多马来人、印度人，韩国人，日本人。甚至还有中东人。”同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与新加坡中医学院联合办学毕业，陈俊佑决定自己开私人诊所，“在这里，西医是主流，但中医有自己的优势”。

在国外读西医，回新加坡读中医，35岁的王临鹤，如今顺利拿到了新加坡中医学院的毕业证。“我的本科和硕士，是西医学专业，在英国和爱尔兰学习。”5年前，身为西医的王临鹤，日复一日在医院忙碌。“为什么一个西医，突然要学中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里有一句话: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人类还有着数不胜数的疾病，尚未发明出药物的治疗手段。”

“这些束手无措的时刻，是我学习中医的出发点。”他也开始逐渐理解父亲——新加坡第一个中医博士，一位行医近40年的中医师。“为了你的病人读书，而不是为了考试。”王临鹤装好毕业证，离开了学院的大楼。

楼下是巨大的雨树，树冠广展，荫蔽一片。赤道以北，南洋之地，一间又一间中医馆，漂洋过海，在漫长的岁月里悄然扎根。

新加坡，从当初唯一的中医师公会，到现今14家中医药学术团体；从最初的“中医专门学校”，发展到现在3家中医学历教育机构、多专业与国内中医院校联合办学等多种中医教育模式并存；从学历教育，到继续教育，注册中医师超过三千人，形成了全面的、复合的中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在长远的未来，他们为新加坡中医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供给。

泰国，早在2000年，政府正式批准使用中医方法治疗疾病，泰国成为中国以外第一个为中医立法的国家。如今，泰国共有9所高校开设中医学本科专业教育，每年招收500名学生。截至2023年11月，在泰国有合法的中医医师已达1956人。匈牙利，2013年国会通过了中医药立法，2015年匈牙利正式颁布中医药立法实施细则，匈牙利成为欧洲首个为中医药立法的国家。多所医科大学开设中医针灸课程，匈牙利还有欧洲境内唯一符合欧盟标准的天然药物制药厂，中医药已经成为百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医出海，更上一层楼。

2024年10月，陈迪最终顺利通过新加坡中医注册资格考试。

新加坡又多了一名真正的中医师。

采写:南都记者 董晓妍

编导:危艺 黄怡婷

摄影:黄怡婷 董晓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