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之俊（1593-1670），字岂凡，又字彦章，号息斋，谥号文通，江南吴江八都人（今苏州市吴江区）。明清两朝为官，明代散文家、藏书家茅坤的外孙。他们世代居于吴江曹村，村中素有传闻：“南居者贫而勤学，北居者富而寡文”。

金之俊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时，其母宿于翁姥南村小楼处，正是村南之向。忽一夕，其母梦神人告曰：“与汝子龙睛，将来位极人臣。”母大拜后，惊闻炮声随之而醒，恍惚间听见空中语之曰：“今夕吉时，为汝家德儿上梁”。

次日，便发现北村新盖楼宇之壮丽，“广庭夹道，环以流泉。”鼓乐鞭炮声为之震，亦为庶民家前所未有之景象，种种迹象表明金之俊的出生是天降祥瑞。

在他刚满月时，舅父为之起名曰：“观其形貌端纯，似有德者，可名德儿。”其舅名竟与梦神人惊为一致，使太姥心生喜讶，坚信孙儿将来定会位极人臣。

后来，金之俊年少时遇到一算命先生，得知他生辰八字后，占卜曰：“汝岂凡人也耶？”故得字“岂凡”。后来，金之俊在仕途上也的确是位高权重，跻身显贵。

为此，他的父亲还买下了当年北村的新宅，并命名“端清堂”。虽然这些是乡野传闻，但也暗示了金之俊不凡的人生，以及他在本村声望的提高。

据金之俊《年谱韵编》自述，他启蒙较早，自幼便好古学。十二岁时便正式开笔入学，以兄长为师。十三岁时参加童试，却屡试不入。后来，十九岁时跟随伯兄泰清改习《春秋》，第二年入归安县学。

万历四十年（1612）年底与松陵严氏完婚，正配严氏是松陵世族，她的父亲端所公向来对择婿标准极高，很少有人被他认可，但其父偶得一梦使金之俊成为他的良婿。

“忽一夜梦真祖先告之曰：‘有金姓来求婚者必许之，当大昌。’”次日便有媒人来提亲，问起姓氏，曰：“金氏”，正好符合昨夜之梦，严父则谨遵祖训，遂答应了金严两家的婚事。

二人婚后琴瑟和鸣，感情颇深，成为了一桩美谈。后来。严氏被诰封为一品夫人，颇受后人尊敬。

金之俊一向喜欢游览名山古寺，乐于与寺庙的大师们交游，本人也对佛法道义的追求颇深。二十一岁便以“戒杀奉为律”，以佛法戒律严格要求自我。

万历四十七年（1619）科举取士，为明朝选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使他们担负起扶持大明的大任。

其中，金之俊、袁崇焕、孙传庭等人在这次科举中脱颖而出，他们为挽救明朝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金之俊此次中举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在京师部院观政，任文书职务。

天启四年（1624）出任同考官，取士十一人。次年考选合格，却正逢“瞿魏焰初张，挤排缘独立。”金之俊虽中举不易，但也不愿阿谀奉承魏忠贤阉党等人，故受到排挤退居朝堂，被派到南京礼部就职。然而，他仍不忘家中父母，于是把双亲接至身边照顾，享受着“高堂迎署中，团聚乐无极”的安乐生活。

天启六年（1626），朝廷升任金之俊为直隶顺德府知府，此后，又迁四川按察使副使，调江西，擢南瑞兵备道、督粮道。

他任职的四年间，尽心竭力为合郡百姓清算钱粮、革除公费、跪求甘霖等，使原本贫瘠之地的百姓生活富足起来。

他临走时，合郡百姓纷纷罢市哭泣相送，“童叟攀辕泣。罢市几浃旬，遮道祖送塞。至今南关外，清廉碑篆葺。”足见金之俊为官清廉，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和称誉。

崇祯元年（1628），明思宗即位后面临着“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的局面。魏忠贤阉党未除，干旱饥荒遍地，地方军备废驰，长江中下游多地受流寇、盗匪侵扰。

在如此局势下，金之俊于崇祯四年（1631）被升为湖广副使，前往湖南星沙剿寇，他到任后发现当地“俗习虽豪犷”，但百姓民心淳朴，“驯之易以戢”。而且百姓皆盼望他能尽快剿灭流寇还其安居乐业的生活。

金之俊果然不负期望，积极“设法严讥防，擒渠始伏匿。”他到任两年后便恢复了“盗靖民宁谧”的祥和生活。后来，金之俊升任参政，驻扎于江信州，又就任于四川马湖。

崇祯六年（1633），金之俊突闻父亲病重，便彻夜从武陵赶回家乡探望。其父在临别时仍“执手絮叮咛，只要儿报国”。金之俊泣曰谨遵父亲遗言，不久其父便安详离世。他的母亲因过度悲痛，伤病缠身，也于崇祯十年（1637）去世。

他自述到：“痛哉四年间，双亲相继没，忧缠丧次中。”金之俊虽然居乡丁忧，但仍不忘父亲临行前嘱咐他报效国家的遗言，加之“明末时事艰”。于是，十三年冬（1640），金之俊策马入长安，奉旨又回到江西担任南瑞兵道。

在瑞宁、奉新地区百姓受盗贼侵扰已久，他们以茅竹山为根据点，易守难攻，当地官兵不敢与之对峙，百姓生活叫苦不迭。

金之俊就任后积极研究作战对策，决定深入盗贼前线，“挟矢率亲丁，徒步上山崱”，“乡民皆奋呼，生擒百余贼”。

此战以胜利告捷，当地官员百姓皆甚为叹曰：“劳勋称第一”。至此，瑞宁、奉新山区则恢复了往日的祥和。金之俊在江西卓越的剿匪战绩使他初露头角，也使他在明末一直担任军职。

崇祯十四年（1641），甘肃固原粮道急缺派遣官员，金之俊被调遣去督办粮道。当时情况是“催粮又催楫”，故金之俊亲自押载船粮，片刻不敢休息，连夜运送粮食。

但又恰逢“黄河擎浪吸”，他冷静应对，把船只首尾相连共同抵御风浪才安稳渡过。事后把船粮送到固原后，他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无不心惊胆战。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清兵入蓟州，连破济南、山东州县，李自成也接连攻克了汝宁、襄阳，京师岌岌可危，于是被迫戒严。

周廷儒担任督师，十七路总兵带领数十万军队入京救援，然而作为前锋的大同总兵王璞却带兵临阵脱逃。

金之俊此时出任昌平督治一职，肩负起护卫京师的重任。时任户部侍郎的王家彦也曾上疏征引金之俊继任原昌平督治张宸极一职，曰：“即如昌督张宸极，亦以素非边材误推，今竟易以金之俊”。

可见，朝臣大多是认同金之俊担任昌平督治一职的，皆认为其军事才能是超越张宸极的，由他来督治昌平军事是人尽其用。

金之俊督治昌平时，崇祯帝曾派锦衣卫暗自察访他守御方略是否得当，并召其入京师平台召对。此次召对令金之俊大惧，入朝时面无人色，廷臣皆私语曰：“此袁崇焕故事矣”。

他见到崇祯帝后，连忙伏地叩谢召见之恩。然而，皇上则温言慰劳曰：“卿某事善、某事善、但守某处将不善，宜易之粮草积。某处者非宜地，宜徙之”。

崇祯帝在这次召对中称赞金之俊处理事情得当，对防御、选将、粮草囤积等提出建议，并未问责是非。皇帝说完后，他惶恐伏地谢恩，走出朝堂后，“汗流浃背，如更生焉”。

虽然，此次崇祯帝并未斥责金之俊，但是，皇帝温言慰劳则使他颇感镇守责任重大。五十一岁的金之俊虽然在昌平军事上“经岁枕甲戌，寝食卒伍习。……事平沥血辞，嘉劳赐币帛”，但也深感戎马不易，“万死一生余”，对明末的覆亡亦无能为力。

崇祯十六年（1643），农民军政权接连成立，一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五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十月李自成又占领西安，明亡的趋势已不可挽回。

然而，这一年京城还流行疾病，死者枕藉。面对这江山破败、国之将倾的局面，崇祯帝作为君主也回天乏力。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接着大顺军主力便挥师东向，目标直指京师。

崇祯帝急诏天下兵勤王，而官员们却因为军饷问题，与他讨价还价，最后应诏入京的只有区区八千人马。崇祯帝向群臣求良策，但他面对的现状却是：“今日交相推诿，担当不力。小臣观望皇上，大家拱手熟视，莫敢横身以当天下之大难，优游享成”。

金之俊于二十日上奏指出：“重拾人心，联络乡勇。从乡绅起，发动江南士绅，素称好义，着抚按责成”。

这则奏疏对崇祯帝来说，无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二十一日便下诏命令盐务大臣黄家瑞立即督催解京，缓解兵饷匮乏的危机。然而，此刻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早已回天乏力。

没多久的一个清晨，大顺军队攻破内城，占领了北京城。崇祯帝携太监王承恩入内苑，自缢于煤山寿皇亭树下，明朝至此宣告灭亡。

李自成作为农民起义军中最重要的一支，他以“均田免粮”等口号获得了广大农民欢迎。

然而，当大顺军真正进入京城后，行事却毫无章法可言，对明末百姓掠夺殆尽，“望高门大第即入掠”。

面对这样乱象丛生、分崩离析的社会现状，明末士大夫也受尽凌辱，他们有的选择自缢、投水等方式为故明殉国，有的投降，有的因追赃入狱等。

三月，李自成攻陷昌平后，作为昌平督治的金之俊被其抓获，槛送京师。他在牢狱里受尽酷刑“被掠至酷”，屡次自杀都没能成功，“自刎復自缢，惜为同难救。”四月初八在官员王敦的百般劝阻下逃脱，其他的明朝遗官也大都被严刑拷打，追赃助饷。

可见，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未给百姓带来安定生活，变相的借贷和抢掠又给百姓带来了一场灾难。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多尔衮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一月之间政权三易其主。在清军占领北京之后，一改李自成烧杀抢掠的残暴做法。

多尔衮不仅下令严禁抢掠，还为崇祯帝发丧。这一举措笼络了大批士大夫降清，金之俊也在其中。

金之俊当时已是五十二岁高龄，身体每况愈下，身处改朝换代的事实，权衡之下不得已选择降清。尽管，史料中对金之俊降清时的记载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也能想象到他在人生岔路口上彷徨的身影。

顺治元年（1644）五月，定都京师后，多尔衮为了稳定清初政局，统一全国，谕旨曰：“汝曹勿畏，我不杀一人；令各官照旧供职”。

随即便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按帝礼为崇祯帝发丧，谥崇祯为怀安端皇帝；明宗室来归者，不夺王爵，继续享有特权；网罗汉族士大夫、官僚、地主，对降臣一再加官进爵；安抚百姓，废除明末三饷加派；提倡尊孔读经，开科取士。

此举笼络和留用明朝大小官僚的意图明显，吸引了大批明末官僚地主来降。这就使刚入关的清统治者很快取得了京畿一带官僚、地主的支持，北京形势也得到了初步稳定。

在京师局势不稳，土寇亟待剿灭的局面下。金之俊降清后，于顺治元年（1644）六月十八日，上疏第一份奏疏《清蠲租慰民疏》，他建议首先通过清理京畿百姓蠲租的方式来收复民心。

百姓因战乱失业者众多，生活困顿，应减免百姓租税，合理统筹国家蠲租比例，帮助百姓恢复生产活动，保证民生稳定。

二年（1645）五月，他又以京师米价日贵上疏：“大兵直取江南，应令漕督及巡漕御史赴任。金陵底定，举行漕政。”接着六月便上疏《谬陈漕务疏》，分别从漕运、兵马、冗员、粮饷、赋税等八个方面论述了漕运待革的问题。顺治帝皆采纳，并寻调吏部右侍郎。

三年（1646），金之俊以身体旧疾未愈、工作过于操劳、身体状况愈下为由，上疏乞求归乡葬亲，但皇帝以“铨部事务重剧”婉拒。

同年，他的三子世瀜也以荫生身份入国子监读书，虽其子在其身边陪伴，但是仍抵消不了他归乡心切的念想。

五年（1648）升为工部尚书。六年（1649）二、三月间，金之俊五子京儿、六子宝儿幼时接连患天花痘症夭折，金之俊一时间痛失两子，几乎承受不住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再次请求乞假归葬，终于获得批准。

次年假满回京复职后，他在工部尚书之位上一直勤恳工作，致力于直隶唐山县水灾后的赈灾、竭力配合河道总督杨方兴，先后对江南、直隶、河南、陕西等地进行抢修或加固维修工作。

后来因工部炮局失火，金之俊照例赔偿，但因特旨从宽，仅罚俸了三个月，又寻加太子太保衔。八年（1651）又调兵部尚书，晋少保兼太子太保。

顺治帝在十年（1653）正月到三月间，不仅频繁驾临内三院，阅览奏章与群臣讨论前明票拟制度，而且开始翻阅历朝典籍，与大学士探讨历代政治得失，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浓厚兴趣。

可见，顺治帝求治心切，有意重用汉官，即汉官皆上疏请求满汉平等、共遵丁忧制等建言。

正月，金之俊即补都察院左都御史，在汉官建言风气日渐的影响下，他认真采纳改革都察院各项工作的奏疏，全力整改都察院人事与制度弊端，收效甚大。

但是，金之俊的仕途并非如此顺利，四月，因满汉官员对任珍案的处置意见相左，而受到顺治帝的猜忌和冷落。

随后更是在任珍案中金之俊受到了牵连，但所幸加恩从宽处理，只是被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

次年，金之俊被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又奉皇太后恩诏免于罚俸。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举行会试，由金之俊同大学士额色黑，侍郎恩格德和学士胡兆龙充当主考官。四月殿试结束后，皇帝称赞他此次操办会试有功，加衔少傅兼太子太傅。

而此时从金之俊的自述中可知，“是春丧六郎，悲劳伤心肝。”他因小儿六郎的病逝和操办会试辛劳，以致身体每况愈下，“良药日进，病势日深，胸膈痞结，饮食不思。手足拘挛，寝卧作楚，痰嗽中带有血丝”。

顺治帝得知金之俊病危，便派御医前去诊治，还赏赐了很多珍贵药品。然而，金之俊却再次上疏乞归，称自己身体愈下，将命不久矣，望回乡归葬，但仍被皇帝婉言拒绝。

五月，顺治帝“恐如朝露殒，又命绘像来。”顺治帝含泪表达了自己害怕君臣不能再见的不舍之情，所以特遣画工为其画像，一时间君臣相泣。

金之俊是顺治十八年间唯一一位被赐画像的汉臣，这在当时被很多群臣称为歌颂君臣情谊的一段佳话。

礼部侍郎薛所蕴视其为君臣情谊的至高荣誉，很多文人也曾为此事写过不少诗篇，吴伟业曾作诗“记文通公恩遇”一首。

顺治十六年（1659）二月，顺治帝亲自下诏命金之俊撰写碑记表章崇祯帝以示悼念，《明崇祯帝碑文》完成后，加衔太保兼太子太师，又获假准归。

次年，他的妻子因双目失明、痢症加重，于八月病故，金之俊失去爱妻悲痛万分。此时，皇帝温言急诏金之俊回朝理事，他还未归朝，又加太傅之衔。

同年八月，顺治帝爱妃董鄂氏因病薨逝，皇帝因她生前肃雍德茂、淑慎性成，又遵皇太后懿旨，特隆殊典，追封为皇后。即特命金之俊为董鄂妃撰写传记，以示褒崇。

金之俊自归后，屡以衰老乞休，直至康熙元年（1662），皇帝才允许他乞休告归，赐其袍服，

又允许他上疏国家利弊。

他归乡后曾上疏江浙粮食运输的弊端，希望改善粮运，得到了允许，江浙百姓至今粮运畅通。金之俊年轻时就喜欢游玩山林之间，晚年归家后过着“闭户读书之暇，喜寻山水之缘”的悠闲生活。

康熙四年到六年（1665-1667）间，他出游频率更高，虽年岁已高，但他对美景的向往一如从前。终于在七十四岁时再游天目山，实现自己登顶的夙愿。康熙九年（1670），他因患膈症去世，谥“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