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初一日，时任云贵总督的硕色得到贵州巡抚开泰一份密报，声称在提塘吴士周处发现一封密函，署名则是当朝工部尚书、大学士孙嘉淦。

一开始硕色以为是一件普通的奏疏罢了，但越看越冒汗，因为奏报的内容每一条都是大逆不道之语。

比如奏疏里共列举当朝皇帝乾隆的“五不解、十大过”，其中包含诸如劳民伤财的各种巡视、比如妄杀大臣、比如吏治不清等等。

看到这里，硕色坐不住了，一边命人抓捕吴士周，追查到底是谁传播出去的，一边立即上奏乾隆。

乾隆得知后，大为震怒，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奏稿了。

乾隆汉服像

其实早在乾隆三年（1738年）的时候，京城就流传孙嘉淦稿案之事，其内容是密参当朝大臣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

对于这件事，乾隆一直认为是背后的人要么嫉妒孙嘉淦，打算排挤他，要么是趋炎附势之图，打算借此得到孙嘉淦的重视，将其归类为雍正朝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并未作出处理。

只是此后，借助孙嘉淦名义的“伪稿”越来越多，且批评的对象从一开始的鄂尔泰、张廷玉等大臣，到如今的直指乾隆本人，让乾隆极为愤慨。

有人问了，为何都是借孙嘉淦名义，而不是其他大臣呢？这是因为孙嘉淦在雍正、乾隆一朝以敢于直言进谏而著名，其所作的《三习一弊书》被誉为清代“奏议第一”。

顶着谏臣的光环，固然会给孙嘉淦带来不少声誉，但也成为别人批评政事的“马甲”。

可以说，自孙嘉淦上了《三习一弊书》后，假冒其奏稿的事情数不胜数，或许看到乾隆没有处理这件事，让一些人的胆子愈发的打了起来，甚至将南巡、杀张广泗等事情加进去，甚至还伪造乾隆的朱批。

从本质上来说，伪稿就是不满清朝统治的人发泄对朝廷政治不满的一种方式，且长期在底层社会进行传抄和传播，连偏远的云贵地区都传播开来，可见流传之广。

话说到乾隆身上，说实话，乾隆看到这份奏疏的时候，内心是相当炸裂的。

青年时期的乾隆

继位之初，乾隆一改父亲雍正的严苛统治，打算用宽缓对百姓实施仁政，让雍正一朝压抑的环境得到了一丝的活跃。

而乾隆之所以如此做，就是想用柔和手段来得到大臣百姓的支持，稳固自己的皇位，但从骨子里，乾隆就不是一个宽仁的人。

然而乾隆宽仁换来的是什么呢？是前线将领的虚报战绩，是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对自己的指手画脚，是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这一切，都让乾隆感到迷茫，所以借孝贤皇后的葬礼，狠狠敲打了一帮浑浑噩噩的大臣。

只是没想到，敲打之后，得到的却是更深的批评，伪稿上的每一个字，都如细针一样，刺向乾隆的心。

冷静之后，乾隆意识到，是时候压制这帮无法无天的文人了。

回顾清朝的入关以来的明史案、戴南山案、曾静案和吕留良案，本质上都是打压汉人士大夫，但即便如此，反清“逆文”、“逆书”案依旧屡见不鲜。

可见此前的打击都没有伤筋动骨，如果不打断这帮读书人的脊梁骨，此后这些事还会层出不穷，与其后面让自己生闷气，不如来一个大的。

他先不动声色，下令让贵州省自查，切入点就是吴士周。

经过审讯，得知伪稿是从四川商人谭永福那帮抄过来的，而谭永福又是从自己在云南商行立的伙计那边抄过来的，伙计是从信丰行，这么一看，伪稿是从云南传入的。

除此之外，贵州省城内也有伪稿出现，被查到的人名叫张洪学，他的伪稿是从江西-汉口-贵州这条路线。

这么一来，除了云南和贵州，江西和湖北也流传着伪稿，这还是初步发现的，很显然，伪稿已经流传许多地方了，只是碰巧在贵州被发现罢了。

在乾隆看到之前，早就传播各地了

乾隆当即下令，内地十八省全部自查，但事关重大，乾隆有密令，一边捉拿不能有漏网之鱼，一边又不能张扬泄漏，引起动乱。

就在各省忙着自查的时候，山东按察使和其衷密奏乾隆，告发山东巡抚准泰的不作为。

原来早在四月二十日的时候，山东就发现了伪稿，经过严查，抓捕抄写伪稿者共七人，经过追根溯源，源头是江宁府人官贵震，因而建议两江总督捉拿官贵震审讯。

但准泰表示，伪稿非山东人所造，销毁即可，不能惊动两江总督，更不要上奏朝廷，不然查了下来，少不了一个失查之罪。

为了息事宁人，准泰涂改了和其衷送给两江总督的禀贴，隐匿了和官贵震有关线索，声称伪稿是在路上捡到的。

乾隆本打算抓到源头的，没想到自己底下这帮官员居然想要息事宁人，准泰能这么干，其他督抚是不是也存着这样的心思呢？拿源头何日才能查到？

鉴于官员们普遍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乾隆下令将准泰撤职，押送入京问罪，而后昭告全体督抚，要求严厉彻查，态度相当坚决。

除了拿准泰作典型之外，乾隆还不断警告各地督抚，比如太子太保、两江总督尹继善，乾隆密令：“如存草率了结之见，必于该督是问。尹继善之果能遵朕训谕，改向来好名之习与否，将于是案观之。”

尹继善好理学，一向主张宽大治政，乾隆就怕他宽大，就明里暗里，警告了一番。

当然，除了尹继善，各地督抚也受到了类似的警告：

至此等醉生梦死不知天高地厚，一以幸灾乐祸为心，实乃害稼之蟊贼，其贻害于风俗人心者甚巨，不可不亟予剪除，倘该督抚等姑息养奸，惟恐株累多人，思欲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则有准泰之前车在。将此通行转谕知之

可以说，有了准泰的前车之鉴，各地督抚不得不小心翼翼、认认真真的查案。

只是想要查案，首先就得有案子，但如果没发现怎么办？自然是乾隆的斥责了。

眼看各地都上报伪稿的进程了，唯独山西没有动静，乾隆直接下旨，警告山西巡抚阿思哈。

在乾隆眼里，各地都有伪稿了，为何山西没有呢？要知道，伪稿托名的是山西人孙嘉淦，山西人本来就喜谈乐道，必然有传抄之人，难道是阿思哈为人懦弱，遇事不能勇而不敢查？

乾隆赏雪

当即下令“阿思哈着传谕申饬，如不实心查办，不能为该抚贷也。”

说实话，阿思哈其实挺冤的，毕竟除了伪稿案，他正忙着查王肇基献诗案，只能匆匆办结，忙着查伪稿案。

而除了山西，两广和福建也没动静，乾隆又下旨严督，命令他们必须查出犯人出来。

这就有点难办了，毕竟要是有，早查到了，何苦等到现在。

但乾隆已经“认定”该省必然有传阅、传抄之人，那么这里的督抚能说没有吗？既然皇帝说有，那必定有。

只是找不到源头，只能采取滥疑滥捕了，也就是制造冤案了。

对于这帮督抚来说，现在最要紧的是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在这段时间里，谁抓的的“人”越多，谁就是乾隆眼里的“忠臣能吏”，谁抓的少，那就无能，就要就面临着准泰的命运，撤职算轻的，搞不好还要下狱。

这么一来，大家心知肚明了，宁错抓，不放过。

每抓到一个人，就从他身上开始搜捕，上家、下家自然都不放过，而后就是家里的亲属也抓起来，审问他们为何知情不报，家里也要搜查，看看有没有隐匿的文字。

仅仅一个月，上报乾隆的伪稿案多达数百起，以至于被关押的嫌疑人，早就破千了，如此大规模的抓人，自然无法避免冤假错案，各种屈打成招比比皆是。

只是看似抓了很多人，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各地都有，线索众多，完全找不到头绪，全部都是乱糟糟的，而且不少都是屈打成招的。

有些案子其实都是刑讯逼供的结果，有人承认，有人不承认，即便屈打成招后，事后有翻供，还有的干脆将源头归到已死之人头上，成为无头案。

更离谱的是，有些故意栽赃陷害，追查到最后发现，上家和下家居然是仇人，纯属乱供。

每次上报上去，乾隆都看的头疼不已，不得已下旨，如果犯人交代的上下家是死人或者仇人的，罪加一等。

乾隆

但依旧没用，督抚们为了自己的“政绩”不断抓人和审讯，没有上家和下家，也要说出一个来，那只能乱说了，一个乱说带动所有人乱说，到了最后，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当然，如果发生在本省还好，如果供出的人在其他省份，那就更麻烦了，各个督抚不得不出文寻求其他省份的帮忙逮捕，而审问自然是就地审问的。

如果供词一致还好，如果不一致或者不承认，还需要两人当面对质，省份相近倒也罢了，如果山东到贵州这么远的，一来一回，不少人在押送途中要么自杀，要么病死，线索又彻底断了。

如此一来，想要遭到最初的伪造之人，已经如大海捞针一般，无从查起。

对于乾隆来说，现在头疼的不是找最初的伪造之人了，而是要想如何妥善解决这件事了，只是台子已经搭好了，硬着头皮也要查下去。

只是随着牵涉的人员越来越多，监狱都放不下了，没办法，只能先处罚一波人，然后将其释放。

至于处罚，自然是非常严苛的，其中最低的就是带着枷号两个月，出狱前再打四十大板。

只是不少人入狱的时候，就遭到严刑拷打，早就扛不住出狱前的板子，不少人直接没挺过去。

但没多久，乾隆又后悔，认为一些人是读书人和官员，这帮人读圣贤书，却传抄这些大逆不道的书，理应重罚，又下令将已经处罚释放的人再度抓回来重新处罚。

可以说，案子搞到最后，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完全就是各省督抚捞政绩的一种手段了。

既然乾隆对自己高压，那么自己为了保住乌纱帽，只能下力气乱抓乱捕，只是到底是真还是假，亦或是百姓最后的死活，自己管不着。

所以，这件案子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大量冤假错案。

比如被乾隆斥责的准泰，实际上准泰是真的被冤枉的，自准泰入狱后，两江总督尹继善经过调查，发现是和其衷自己诬告的，实际上是因为和其衷的幕僚卷了进去，为了防止被牵连，这才掩盖了真相，诬陷了准泰。

但当时乾隆正好需要一个反面典型，没有调查，直接将其下狱，以此来恐吓其他督抚，尽管准泰是被冤枉的，但乾隆还是关了他几个月。

而除了准泰，浙江提督吴进义也被诬陷，当时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与浙江巡抚永贵经过“审讯”后得知，来自浙江和福建的伪稿，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浙江提督府。

就这样吴进义被浙江巡抚上报给了乾隆，考虑到吴进义有功且年龄大了，就直接下狱处理。

只是最后查实，这完全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这还是高官，至于普通百姓，拿冤假错案就更多了。

这一切冤假错案的背后是谁造成的呢？自然是乾隆了，乾隆是这些冤假错案的背后推手。

比如一开始，乾隆认为这件事和雍正年间的曾静案有关，就下了湖南巡抚范时绶立即彻查，范时绶立即抓捕大量民众，结果却发现和湖南无关。

而后又认为两江总督尹继善这边抓到重点了，让他继续扩大范围，甚至用刑讯逼供手段抓人，结果又是一个无头案。

而在调查期间，安徽霍山县爆发了马朝柱叛乱案，乾隆认为这是因为有人意识到将要追到自己头上，这才铤而走险，因而马朝柱等人，就是伪造的人，命人立即追剿，结果却和本案无关。

可以说，这样的时期，比比皆是，每次妄揣，就会造成大量冤家错案，只是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多。

每次妄揣，就会造成大量冤家错案，只是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多

前前后后搞了一年多，案子是越来越多，但头绪是越来越乱，显然，就是因为当初警告以及没事找事，逼着各个督抚在没有案件的时候也要找出案件。

眼看案子毫无头绪，且民间舆论越来越高，乾隆决定收手了。

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十九日，乾隆下《伪稿首犯杳无下落思之良为愧懑谕》，认为是因为自己判断失误的原因，造成了天下骚扰，并且为之惭愧。

但乾隆是肯惭愧的人吗？显然不是，这份谕领实际上就是斥责各地督抚没有进行查案，才导致这样的结果的，然后将一些官员撤职，当替罪羊送出去，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到了这个地步，案子是真的办不下去了，而后乾隆又玩了一手冤案，将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南昌卫受备刘时达认定为制造“伪稿”的首犯。

当然，乾隆也明白，他们只是背锅的，只是处死他们儿子，没有牵连其他亲属，和动不动就诛连三族的其他案件相比，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吧。

至此，乾隆初年的“伪稿案”算是结案了，只是结案的背后，却隐藏了无数人的血泪，且在搜查中，发现了不少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文，为日后更大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与之对应的就是此后乾隆的执政风格趋于严苛，在不断的打击下，读书人彻底成为一帮只读圣贤书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