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童自荣
以下为采访摘要
八十岁而已我还想做些事情
上世纪70年代末，译制片迎来黄金时代，一直在幕后默默无闻的童自荣，凭借为《佐罗》配音一战成名。
田川：您的新书书名《八十而已》，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童自荣：我现在还在激励自己，八十岁了，说真的，我倒不希望自己那么大年纪。年轻多好，可以做好多事情。到了八十岁，我觉得心态就是不要太在乎了。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还想做一些事情，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老百姓做一点事情，让他们高兴。包括之前30年的配音生涯，名、利我也都不在乎。
△《八十而已》童自荣 著
童自荣：现在观察下来，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像我一样对翻译片，看外国电影、听配音如此痴迷的人。尤其是听邱岳峰、毕克、尚华、于鼎这些老前辈们的配音，是我生活里最大的快乐。
田川：您第一次听到他们的配音作品是通过什么渠道？
童自荣：上世纪50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看到了苏联电影《白夜》，描写一个梦想者狂热地做梦，每一回做的梦都非常圆满。但实际生活当中，他是一个倒霉蛋。我会欣赏这部片子是因为我也在做梦，我也想圆自己的梦。
田川：您当时的梦想是什么？
童自荣：跟前辈演员一起搞翻译片配音，那是最大的幸福，他们是我最崇尚的偶像。
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电影《白夜》，1961年上映，就是这部电影，在当时还在上高中的童自荣心中播下了梦想的种子。电影上映的第二年，18岁的童自荣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和班上的其他同学不同，学习表演专业的童自荣从来没想要当个台前的演员，在幕后用声音演绎角色才是他真正的志向所在。
童自荣：50年代的意识形态跟现在不一样，我当时都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崇洋媚外了，所以不敢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外国电影的配音演员，这是个秘密。后来“文革”抄家他们才知道我有这个心愿，因为我怕将来自己不在世界上了，我想让大家知道我的这份追求，就傻乎乎的把这个心愿写在了一张纸上。田川：这张纸有给您带来很大的麻烦吗？童自荣：还好，这张纸被抄以后落到了我们班干部的手上，他们很理解我，没有因为这个整我。就还给我一句话，你好自为之吧，我很感谢他们。
1966年，童自荣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正赶上“文革”，他暂时滞留学校，等待分配。童自荣在校广播台里做过播音员，也去过农场接受再教育。动荡的岁月里，很难再有机会看到他最爱的外国电影，但童自荣想进上海电影译制厂做配音演员的梦，从未中断。这段时间，上海电影译制厂也正在经历低谷，译制片产量持续下降，甚至一度几乎完全停顿。情况从1970年开始有了转机，上海电影译制厂开始接到了内参片的任务。
童自荣：内参片只提供北京一小部分人看，包括演艺界的人，让他们参考。如果片子里没有一句配音台词，那这部片子看都不可以看，当时就严格到这个程度。
由于要完成大量译制内参片的任务，上海电影译制厂有了招收新人的计划，1973年，已经大学毕业了七年的童自荣，终于如愿进入了上海电影译制厂。
△童自荣
田川：您刚进上译厂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译制片。您当时就看到了大量译制片，这对您的生活、价值观有什么影响吗？童自荣：我基本还是从艺术角度看，电影怎么拍得那么有吸引力，语言运用的那么好，演员那么棒……当时挑的都是世界上比较经典，比较有分量，很有艺术性的片子。邱岳峰配音的《简·爱》，就是这个时期配的。
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简·爱》由邱岳峰、李梓等人配音，“文革”后从内参片转成公映片，被不少影迷奉为经典。画家陈丹青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后来他在美国重看电影《简·爱》，那原版的真声听来竟像是假的。
上世纪70年代初，经由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们的二次创作，让原片不但没有衰减，反而还会加分的案例，并不少见。童自荣就是在这时加入了这个优秀的创作群体。
童自荣：到翻译片厂后跟前辈们一比较，我说差距太大了，那个时候配音，我脑子容易是空白的，没有完全融入角色。而且因为“文革”的关系，我在广播台工作，碰到游行就拉我去领呼口号，声音拔高恰恰是翻译片最忌讳的。我在那个阶段肯定是跑龙套的，比如苏联大制作《解放》，我配一个小红军，他的话不长，就一、两句跟崔可夫将军的对话。当时配崔可夫将军的是毕克，大师，我崇拜的偶像。田川：你们是同时进行配音吗？童自荣：对，他就站在我边上。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以擦掉一半留一半，那时我要是错了，他就得陪我再来一遍。田川：压力好大呀。童自荣：是呀，配了四五遍都不通过，配到第五遍的时候我跟毕克老师说，我对不起您。田川：毕克老师什么反应？他怎么回应您的？童自荣：毕克老师真好，他对年轻人是下意识地爱护。他当时没说一句话，就拍拍我的肩膀，意思是放心吧，再来，我陪着你，没问题的。我一感动，脑子里就有画面了，就是一个将军对一个战士的呵护、关切。我的情绪上来了，第六遍一下子就过了。跑龙套五年，我把每一个龙套角色都当主要角色来配音。田川：在这五年中您会郁郁寡欢吗？觉得为什么自己一直没机会？童自荣：没有，两个字在起作用，痴迷。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做一份我喜欢的工作，跟我仰慕的老前辈们天天生活、工作在一起，就够了。没事儿我就溜到录音棚看他们是怎么一句一句把台词说下来，把角色塑造好的，那也是一种享受，外面可没有这样的机会。
为配音坚持30年只说普通话
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文艺界开始走向开放，大量外国电影得以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捕》《虎口脱险》《尼罗河上的惨案》《叶塞尼娅》，都曾受到观众狂热追捧，译制片重新打开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随着译制片迎来黄金时代，一直在厂里配小角色的童自荣，也终于等到了那部奠定了他在中国配音史上地位的影片，《佐罗》。童自荣华丽俊朗的声音风靡大江南北，他成为了万千影迷心目中的配音王子。
童自荣：阿兰·德龙的声音跟我差距太大了。我的声音是清亮的，阿兰·德龙的低音很丰满，嗓音很放松，人家形容他是酒吧嗓，是老外喜欢的嗓音。安排我配佐罗大概是考虑到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一个那么帅、那么潇洒、那么漂亮的男子，他的音色最好也相对要漂亮一些，潇洒一些。
△电影《佐罗》
每当热情奔放的弗拉门戈吉他响起，一身黑衣，戴着眼罩，潇洒帅气的佐罗就会从天而降，说着轻松诙谐的台词，行侠仗义。面对女主角奥顿西娅，佐罗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慕。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观众来说，这样的浪漫，让他们耳目一新。
童自荣：当时“文革”结束没多久，塑造英雄人物还一定要是“高大全”，而且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当时老厂长（陈叙一）谈戏的时候，就要求我们按照原片去理解。佐罗作为英雄也有七情六欲，他在花园相会时对奥顿西娅说的话，是有爱情的，不能一味慷慨激昂地说，要有柔情、深情、爱情在里边。《佐罗》引起那么大轰动，给它配音也附带让大家开始熟悉我了。田川：那走在街上有影迷认出您或您的声音吗？童自荣：声音大家不一定会注意到，除非是翻译片的影迷，对我们的音色特别熟悉。我记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影迷朋友，是一个70多岁在街头看自行车的老太太。我正好要在她那儿寄存自行车，和另一个朋友讲话时她马上听出我的声音，说你是童老师，能见到你太高兴了，你以后尽管到我这儿来存，不用付一分钱。这份情谊让我很感动。还有一个影迷是在前辈演员苏秀老师签售会上见到的，我们坐在台上准备签售的时候，第一排有个小姑娘“噌”就站起来了，一边哭一边说，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我要谢谢你们的工作给我带来光明，使我心里充满灿烂的阳光。我们马上就明白了，这个小姑娘是个盲人，她到电影院不是看，是听电影，因此她会对我们的声音特别敏感，特别熟悉。田川：但是当译制片变得不再主流，工作也慢慢减少，您会有一些失落吗？童自荣：大环境不存在了。70、80年代的时候，大家把看外国电影、听配音作为生活里最大的娱乐。那个时候看一部电影总比看戏要便宜，老百姓也许并不那么富有，但是享受配音还享受得起。现在我们就希望翻译片能够重振江山。关键是要有质量，要让大家因为你质量好，为了听你的配音而进电影院，永嘉路383号（上海电影译制厂原址）。我更向往办成一个全国性的、开放式的、最大的配音语言艺术沙龙俱乐部，谁都可以进来参加培训，看我们怎么工作。
2004年，童自荣从上海电影译制厂退休，他不想停止用声音进行创作。2015年，童自荣在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为反派人物妖王混沌配音，让观众眼前一亮。
△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童自荣 配音 妖王混沌
童自荣：现在的审美跟以前不一样了，一开始我问导演我的声音适合这个形象吗？配完一定会觉得这个妖怪那么年轻，那么潇洒，音色又那么漂亮华丽。导演就笑笑，跟我说您先配了再说。我就很认真地配了，没想到观众还挺认可的，我还挺高兴。这几十年配音生涯，把专业的工作搞好就是我的一切，但是也把家庭生活忽略了。对不起我的父母，有时他们生病了也顾不上。对不起我的太太，两次生孩子我都不好意思请假。第一次是1973年刚分配到译制厂，刚刚圆梦，不好意思请假。5年后开始配主要角色了，我又不好意思请假。也对不住我的一儿一女，没有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倾注很多心血。但总而言之，我没有对不起我的工作。我是上海人，在厂里的30年我没说过一句上海话，在家我要背台词，说的也是普通话。而且跟家里人的交流也很少，因为我怕一说上海话就把普通话的感觉冲掉了。田川：那太太能理解吗？跟您有矛盾吗？童自荣：她属于不响的，更多是从正面来谅解我。她是老三届，梦想是做医生，但是“文革”一来她的梦彻底破灭了。所以她是扔下自己的梦陪在我身边，陪我圆做配音的梦。她其实也是狂热的影迷、戏迷，我看过的外国电影她都看过。最不容易的是，我们在谈朋友的时候，第二次约会我就一五一十地跟她坦白了，翻译片是我在追求的梦，但当时是没把握的，重新分配很大可能就是到云南、四川，到西北方去，可能就要委屈她跟着我一起去了。她不响，但我知道她心里在说，可以的，可以的。
制作人：张燕
编导：沈爽
编辑：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