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七律诗,一直是诗词爱好者讨论的热点之一。
在这片浩瀚的诗词天地中,有两首诗堪称七律的巅峰之作,一直以来争议不断,它们分别是杜甫的《登高》和崔颢的《黄鹤楼》。那么,这两首诗谁才是七律的“古今第一”?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争论,但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这两首诗的独特魅力与历史地位。
《黄鹤楼》是完美无缺的吗?崔颢的《黄鹤楼》是唐代一首流传极广的名篇,被许多诗评家推崇,甚至有人称它为“唐人七律第一”。
然而,尽管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它却因为不完全符合七律的平仄格律而存在一些局限。
我们都知道,七律有着严格的平仄要求,而崔颢的《黄鹤楼》就因为其前四句在平仄上的处理存在偏差,未完全遵守律诗的规定,因此被认为是“半古半律”的作品。
为什么这首诗会在平仄上有偏差呢?主要是因为崔颢在写作《黄鹤楼》时,强调了音韵的和谐以及气韵的贯通,而并非一味地拘泥于平仄的规则。
这种创作思路本身也给《黄鹤楼》带来了极大的艺术魅力,使其意象丰富、情感深远,尤其是诗中的“黄鹤楼”一地,成了后世无数诗人心中追寻的精神圣地。
然而,这种“意象为先”的创作方式,也导致了《黄鹤楼》在七律的格律标准上出现了问题。
这使得《黄鹤楼》虽然在许多方面堪称杰作,但要说它是“七律第一”,难免有些不符律法标准的遗憾。因此,从严格的七律创作角度来看,《黄鹤楼》似乎不能作为七律的典范。
那《登高》呢?要论七律中的“古今第一”,杜甫的《登高》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选择。这首诗的格律几乎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境地。
无论是平仄、韵脚,还是对仗,都显得极为精致与工整。与《黄鹤楼》相比,杜甫的《登高》在遵守七律格律的同时,又能巧妙地融入情感,使得这首诗成为了后人学习七律的范本。
《登高》作于大历二年(767年),当时杜甫身处困境,正经历着国家动荡、家庭贫困、身体抱恙的多重压力。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杜甫写下了这首诗。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描绘了秋天的景象,风急天高,猿啸哀鸣,渚清沙白,鸟飞回旋,这一切都体现了杜甫内心的孤独与无奈。
正如他在其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秋天是他心境的写照,悲凉的季节映射了他悲凉的心情。
接下来的几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则把这种情感通过自然景象得以升华。
这里的“落木”不是普通的树叶,而是用“木”字来强调秋天的肃杀与凋零。这种独特的词汇选择,使得《登高》给人一种更为苍凉的感觉。
而“长江滚滚来”的描写,则通过大江的滚滚水流,传递出一种无法停息的历史洪流感,也象征着杜甫对国家未来的忧虑与期望。
再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杜甫的孤独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此时的他已经身处异乡,且体弱多病,无法回到故土,难以摆脱“客”的身份。
可以说,《登高》不仅仅是对秋天景色的描写,它更是杜甫内心情感的宣泄,是对他自己身世、国家命运的深刻反思。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登高》在格律上的完美体现。整首诗严格遵循七律的平仄规律,且每一联之间的对仗工整、字句严谨。尤其是在结尾部分“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通过两句诗把自己此时的处境与心理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的“艰难”和“苦恨”是对生活的真实写照,而“繁霜鬓”和“潦倒”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情感的力度。
《登高》之所以被称为“古今七律第一”,不仅仅因为它在格律上的完美,更在于它将个人情感与历史命运交织在一起,通过自然景象的描写将内心的孤独、无奈、忧虑、希望等复杂情感表现得极为深刻。这首诗,正是七律的巅峰之作,任何其他诗作都难以超越。
诗作的情感表达与历史背景在杜甫的《登高》和崔颢的《黄鹤楼》中,情感的表达各有千秋。崔颢的《黄鹤楼》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沉思和对黄鹤楼的留恋。
而杜甫的《登高》则更为沉重,它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象的描写,更多的是对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深刻反思。杜甫通过这首诗表达了自己在乱世中的孤独、无奈与对未来的担忧。
从历史背景来看,《黄鹤楼》是在盛唐时期创作的,崔颢的诗句充满了对昔日辉煌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乐观。
而《登高》则是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衰弱时期创作的,杜甫的诗中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个人困境的深刻体悟。两者虽皆为七律,却所表达的情感和思考却大相径庭。
结语综上所述,尽管崔颢的《黄鹤楼》在艺术表现上具有极高的价值,但由于其在平仄格律上的偏差,它并不能完全满足七律的标准,因此不能被视为“七律第一”。
相比之下,杜甫的《登高》不仅在格律上几乎无可挑剔,而且在情感表达上也充满了深度和力量。正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完美融合,杜甫的《登高》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无论是格律技巧还是情感表达,它都堪称七律的巅峰之作。
因此,如果从严格的七律标准出发,《登高》无疑是“七律古今第一”。而崔颢的《黄鹤楼》,虽然同样是伟大的诗作,但因为其格律上的问题,未能达到与《登高》同样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