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万历两任皇帝在位之际，大明王朝已是江河日下，不但国家财政濒于破产，而且官场中贪贿成风，官吏玩忽职守，北方边患越来越严重，乡村豪强大量兼并土地，民不聊生。

就在这个时候，内阁首辅张居正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使国家安定、经济发展，一时出现清明富强的景象，使明朝政权的衰乱为中兴。但令人费解的是，张居正死后，人们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呈现两个极端。

张居正当政期间，实施改革的主要措施有：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推行一条鞭法；裁汰官府冗员；任用戚继光等加强边防；荐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水患。在做法上，振衰起弊，重建中央朝廷威权，言出法随，令行禁止。

他的施政纲领共有六条，这就是《陈六事疏》中说的：“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伤武备。”

其中最主要的是省议论、核名实两条，张居正深知官场中空谈成风，办事效率极低，因而在实施一些措施前不主张讨论，注重措施落实后的实际效果。

他还提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大力搜求选拔人才，标准只有两条：“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

他起用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练兵备边，一时人才济济。

他吸取前人教训，不立朋党。

为了重振纪纲，刷新吏治，他强调该予责罚的不得包庇，非有军功不得滥封爵；皇亲贵戚宁可给予财富，不得轻授职务；官职无论大小，一律不得世袭。使人有专职，事可责成，官场上下面目为之一新。

有人认为，张居正之所以能变衰乱为中兴，固然由于他具有过人的才能和毅力，而他的廉洁也是重要因素。

明代官场上下送礼受贿成风，腐败越演越烈，张居正深知其弊，极力倡导廉政，收礼格外谨慎，或是干脆不收，或是在情不可却时酌收薄礼，或是劝送礼者将购办礼物的钱捐助公益事业，以此养成廉洁的风气。

他不仅自己不贪，而且还多次阻止其他官吏的腐化和混乱，甚至说服本朝皇帝万历的母亲，把修建庙宇的私房钱用来改造京城的桥梁。

对万历外祖父的贪污，他执法无情。他认为必须惩治贪污，建议对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为实边之一助”。

他主政后，不仅大力整顿吏治，而且还抓了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

云南黔国公沐朝弼，谋害亲子，与嫂通奸，“视人命如草芥，通夷、占军、谋财、夺产，贻害地方”。对这样一个罪恶多端的腐败分子，本当逮捕法办，但因他是开国功臣西平侯沐英的后代，有司不敢下手，张居正断然将他绳之以法。

正是因为张居正执法如山，所以他的改革事业能够排除阻力，推行下去。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张居正固然惩治腐败，但未能持久，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也在腐败。

张居正的个人生活非常奢侈、糜烂，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吃饭时菜肴过百品，还“以为无下著处”，甚至大吃海狗肾，“竟以此病亡”。

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让儿子张简修送七张名琴、九颗夜明珠、五副珍珠帘、三万两金、十万两银及其他珍玩到冯保家中。

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余粮甚少，更别说金银了。当了内阁首辅后，虽是一品官，月俸也不过87石米，即使将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折银至多不过两万余两，而他送给冯保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从何而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派人抄家，虽未抄出如想象中的巨额家产，但也折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8万余顷，这决不是张居正区区薪俸所能置办的。

有学者认为，明朝是一个极其腐败的王朝，官场贪污受礼成风，不受礼倒反而奇怪了。张居正身处这样的环境，自然不能免俗，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连戚继光、李成梁这样功业卓著的名将也在送厚礼，可见风气之盛。

张居正以个人之力抵制，其作用实在有限，他的改革当然不可能触动腐败的根本。为了推行改革，张居正对太后和太监冯保委曲求全，没有坚持儒生们的礼法，清流们骂他。他的改革得罪了许多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更是恨之入骨。所以张居正死后，很多人往他身上泼污水。

有人反驳说，张居正依靠冯保这样的贪赃枉法者作为改革的政治盟友，无疑是授人以把柄，成为他们打击改革派、扼杀改革的突破口。而且，张居正自己的腐败行为，不但给自己抹黑，更是给改革抹黑。很难设想，一个自身腐败的改革家能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参考资料：《张居正大传》（百花文艺出版社）、《张居正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