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之害，甚于猛虎。每当烟雾缭绕之际，人们往往沉浸在短暂的欢愉之中，却忽视了健康正在悄然流失。近年来，政府大力宣传戒烟及“控烟”，这不仅是出于对社会公众健康的关心，更是对未来发展负责的表现。

大力宣传戒烟及”控烟”，其实这些并非现代才有，早在明清乃至民国时期，都不止一次发过”红头文件”，还要求国民戒烟，更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公共场所吸食。

烟草约于明代嘉靖末至万历初经菲律宾传入中国南方，及后迅速在全国种植，烟民迅速增长。至清代，吸烟已成国民基本嗜好。

烟草在进入中国时，还传入一个故事：吕宋岛上淡巴国公主死后，被弃于野外，没想到她闻到烟草香味后竟苏醒。从此在明清记载为”淡巴菰”的烟草，又名为”返魂香”。

从史料上看，古人对烟草的嗜好甚至比今人还严重，或许与古人对烟草过度迷信有关。

据最早著录烟草的医学书籍，明代的《本草汇言》载：”此药气甚辛烈，得火燃取烟气吸入喉中，大能御霜露风雨之寒，避山蛊鬼邪之气，小儿食此能杀疳积，妇人食此能消症痞。”

古人还相信，烟草”亦辟瘴气，捣汁可毒头虱”，也能治畏寒、发热等。

明末人姚可成辑《食物本草》中还有一观点，认为烟草能当饭吃：”凡食烟，饥能使饱……一切抑郁愁闷，俱可借以消遣，故亦名忘忧草。”

可见早期，烟草还一度被认为是对身体有益。

到了清代，有医生提出吸烟有害健康。名医张璐的《本经逢原》中提出：”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

清人陈淏子在《花镜》中载：”久服肺焦，非患膈即吐红。”

名医吴澄警告吸烟者：”虚损之人，最宜戒此。”

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中，索性将烟草列入”毒草类”。

古代也有不少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远离烟草。

古之禁烟，最有力的举措当属朝延干预。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曾两次颁布”禁烟令”，到了第二次禁烟则是为了防止”亡国”。迷信的崇祯乃”燕王”朱棣之后，京都又为”燕京”。由于”烟”与”燕”音近，”吃烟”就是”吃燕”，出于避讳，故下禁烟令。

清人入关，前几位皇帝都努力恪守祖训，严格禁烟。

《大清律例》也就”控烟”有明确规定：”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吸)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该管官员见而不行捕首被旁人捕首者，该管官员俱罚俸半年……”

清太祖努尔哈赤更对烟草在边廷贸易中采取严厉措施，限制进口，官员大臣都主张限制种烟，保证粮田。

雍正时，皇帝嗜好鼻烟，但仍然提倡反对种植烟草。

乾隆时期，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更是多次上书禁烟之言。

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政权对抽烟者的态度更加严厉，《天条书》载明：”凡吃黄烟者，初犯责打一百，枷一个礼拜；再犯责打一千，枷三个礼拜；三犯斩首不留。”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以后，随着清王朝日益衰落，控烟令也成一纸空文，”烟民”剧增，人们将吸纸烟、吸鸦片、打麻将和嫖娼并列为晚清”四大公害”。

民国时期禁绝鸦片烟毒，政府在禁毒取得成效，但到了禁吸纸烟的问题时遇到阻碍。

1930年代，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改造国民习性。

到了1935年，蒋介石去浙江时发现很多大幅纸烟广告牌，非常生气，亲自发了一封电报给浙江省政府，命他们禁止纸烟广告，5月蒋介石向全国发表《新生活运动纲要》。

《纲要》中《新生活须知》有提到”鸦片屏绝，纸烟勿吃”，即掀起一场波及全国的禁吸纸烟活动。

严厉打击禁摊贩卖烟，行人不许在路上吸食，惊动了国民政府高层。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确保国家税收，又要贯彻新生活运动的旨要，于1935年下文称：”任何团体，如有假借新生活运动名义，禁止人民吸售纸烟，务应立予纠正，以维国税而安商业。”

至此，由一场禁烟运动，在政府的”暂缓”和”以维国税而安商业”之下结束。

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禁烟之路的曲折与艰辛。尽管现代社会与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吸烟的危害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烟草的消费，但仍然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强宣传和引导，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吸烟的危害并积极参与戒烟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