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袭警罪的独立入刑与司法实践的深化，关于如何准确界定“袭警”行为的争议不断涌现。2025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袭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正式施行，这一文件不仅明确了袭警罪的入罪门槛，还对长期争议的“殴打辅警是否构成袭警罪”等问题作出了权威回应，体现了司法在保护执法权威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

一、袭警罪的核心要件与入罪门槛

根据《解释》，袭警罪的成立需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行为对象为“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二是必须存在“暴力袭击”行为。其中，“暴力袭击”的认定被严格限定为造成轻微伤以上后果的撕咬、掌掴、踢打等直接攻击行为，或足以危及人身安全的打砸警车、抢夺警械等间接暴力行为。例如，若行为人仅因情绪激动与警察发生推搡或辱骂，但未造成身体伤害，则不属于袭警罪范畴，可能仅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或妨害公务罪。

值得注意的是，《解释》明确排除了一般性抗拒行为（如甩手、挣脱）和言语攻击的入罪可能，防止将日常冲突过度刑事化。这一调整回应了此前司法实践中因袭警罪“泛化适用”导致的警民矛盾激化问题。

二、殴打辅警的法律性质：妨害公务而非袭警罪

对于公众普遍关注的“袭击辅警是否构成袭警罪”，《解释》给出了明确答案：**辅警不在袭警罪的保护对象范围内**。辅警作为警务辅助人员，虽在警察指挥下参与执法，但其身份未被纳入《人民警察法》定义的“人民警察”范畴。因此，暴力袭击辅警的行为不构成袭警罪，但若辅警正在配合警察执行职务，行为人可能以妨害公务罪定罪。

例如，若一名辅警协助警察抓捕嫌疑人时被殴打，且行为人未攻击在场警察，则仅构成妨害公务罪；但若行为人同时袭击警察与辅警，则按袭警罪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既体现了对辅警履职的保护，又严格区分了不同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

三、执法过错对定罪的影响：司法审慎的体现

《解释》首次将警察执法过错纳入袭警罪的认定考量。若警察执法存在严重程序违法或滥用职权行为（如未出示证件、超越职权范围），导致行为人实施暴力反抗，则可能不认定为犯罪；若执法过错较轻且袭击行为危害不大，亦可免于刑事追究。例如，警察在未表明身份的情况下强行搜查，行为人因误解而反抗，司法实践中可能视情节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突破了传统“袭警必究”的思维，强调司法需综合评判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与袭击行为的危害性，避免将公民合理抗辩简单归罪。

四、量刑标准与特殊情形的处理

袭警罪的量刑梯度以**暴力程度与后果**为核心依据。普通暴力袭击（如致警察轻微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若使用枪支、驾车撞击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手段，刑期可升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此外，《解释》列举了五种从重处罚情形，包括造成警察轻伤、煽动多人袭警、袭击多名警察等。

对于醉酒袭警，《解释》明确醉酒不构成免责理由，行为人仍需承担刑事责任，这与我国刑法对醉酒行为一贯的严格态度一致。同时，对非执行职务的警察实施报复性袭击（如下班后因私怨殴打警察），不构成袭警罪，但可能以故意伤害罪从重处罚。

五、法律平衡与社会意义

袭警罪的细化不仅是保护警察权益的举措，更是对公权力行使的规范。《解释》通过限定入罪范围、引入执法过错审查机制，既遏制了暴力抗法的社会乱象，又防止了刑罚权滥用。例如，将“轻微伤”作为入罪门槛，避免了轻微冲突的刑事化；而对辅警的差异化保护，则体现了对警务辅助制度现实作用的认可。

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从“粗放式震慑”向“精细化治理”的转型。它既强化了执法权威，也为公民权利划定了清晰边界，为构建良性警民关系提供了法律框架。未来，如何在个案中平衡执法效率与人权保障，仍是司法实践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