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媒体向来是推出高大上的成功人物，展现他们豪华精致的生活，以引领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社会潮流；或虚构一个传奇的故事，借此彰显武生的一顿拳脚，让观众像看体育比赛一样达到发泄能量的效果，间接地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而电影《隐入尘烟》则反其道而行之，几乎不动声色地演绎了一场中国社会的底层人生。
在中国西部荒漠地区的一个村庄，男主人公马老四一直和三哥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这天叫他进来吃饭同时也是相亲，给他成家的原因貌似大侄儿要结婚，需要空出那间房来，在外面问个房子让他搬出去住。只听他的嫂子以命令的口气说：“把你哥这件新褂子穿上”。女主人公贵英是一个手脚不太好使的残疾人，还有尿裤子的毛病。双方的事情都由他们的嫂子拍的板，就这样定了。在马老四背后的沙发上，他的两个侄儿还都在玩手机，情节发展下去还提到土地流转，可见反映的是近几年的事儿。
属于弱势群体的他俩即使像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也悄无声息，只是照了一张相，就带着自己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行李，搬进了一处空置的破土房子（村子里许多人外出打工，这样的旧房子很多）。画面外一个村民以打抱不平的口气发问：“你给老三干了大半辈子，他不给你办个婚礼吗？”对这些类似于旁观者清的事儿无人能回答。然而两个可怜人毕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伴随他们的还有一头驴和一辆木质的小排车，他们就利用这些比较原始的工具，开始种自己的地了。
同类生命也有各种存在形态，比如当今世界的人，其生存状况就有着天壤之别。即使身处同一个国家，也呈现高低不同的多种层次的生活；至于他们各自的幸福指数，则不能用社会标准和别人的眼光来判断，这取决于每一个人生活经验的前后对比，以及自己对命运的规划与现实的差距。如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繁重体力活儿，拿着微薄的工资，他们之所以趋之若鹜，是因为较之以前的极端贫困生活而言，这还是一种改善，虽然辛苦（何况以前也辛苦），但打工不仅能解决了温饱，还能满足孩子们上学的需要，且有盈余。说白了也就是起点太低了，因而那份儿在城市人眼里的苦力活儿，也能让他们获得一定的幸福指数，从而坚持下来。
具体到电影中的两个主人公，残疾女人贵英在哥嫂家中一直受虐待，曾经就住在外面的草棚子里。而老四在三哥家也扮演一个无报酬的劳动者形象，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两个依附别人生活的人结合在一起，尽管残疾女人不能生育，可他们毕竟拥有了自主的空间，在他们辛勤的劳动中一点一滴改善着生存条件：更换了破旧的衣被，还养了一窝鸡。那份在别人眼里仍然贫寒萧条的生活，他们自己却感觉颇为惬意。然而对于弱势群体而言，问题总比机会多，在新农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出台“闲置房屋拆毁返还一万五”的政策，接下来房东来催他们搬家了，他们不得不另找一处空房子。预料到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俩人在种地的闲暇开始脱土坯，准备自己盖房子。从春忙到秋，终于盖起了属于自家的房子，贵英感慨地说：“没想到我还能有自己的房子，睡在自家的炕上！”的确，对于一个曾经睡在哥哥院子里草棚子的残疾人来说，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处房子是多么大的幸运！
在那一方平静的生活中，影片却从始至终贯穿着一个令人揪心的情节：献血。苦命的老四偏偏生就一种稀有血型：熊猫血，而承包他们村土地的张老板患重病也需要这种血。村干部自然让他献血，随同张老板的儿子便开车来接他。这时贵英说话了：“我们不抽，让别人去抽。”然而她无论声音还是自身的实力都太弱了，起不到抗衡的作用，甚至都没人理会她的存在。其实老四自己也不愿意，但他性格太窝囊，没有勇气对自己不愿意的事情说“不”！只是任人指使，服从别人的安排罢了。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献血，他低着头重复着自己不情愿的事。把贵英急得一会儿叫医生说：“抽满了”，希望尽早停止；一会儿又对医生说：“你们抽我的吧”！人家说血型不配。由此弱者的血源源不断地流入强者的血管里。之后老四去买种子和化肥，因手头没钱而赊账，旁边的人又提醒他：“你给张老板献血，他不能给你买点种子和化肥吗”？他不吱声，默默地在欠账上按了手印离开了。
在他们俩人的世界里，适时地耕种、除草、收割、打场，每一个环节都是半个世纪前的劳动方式，与当今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生产仿佛不在同一片蓝天下，只是磨面时采用了机器，而不再是用驴子拉着碾子一圈儿又一圈儿地磨。影片完美地再现了历史，让我们这一代人重温了昔日乡村的劳作生活。尽管承受着不公平，但在他们齐心协力的辛勤劳动中，日子还是渐渐有了起色，搬入新房之后，鸡也开始下蛋了，还养了一头猪。他们合计着、憧憬着，老四说：“今年麦子收成好，等卖了麦子，咱们去城里给你找个医生看看病，再浪一浪（逛逛）；等卖了玉米给你买个电视。”贵英虽然肢体残疾，但思维健全，似乎很喜欢看电视；且她对自己和老四所遭遇的被盘剥的事实也心知肚明，只是自己没有实力捍卫那份权益而已。
他俩在干活闲暇时也探讨一些朴素的生存哲学，感恩土地的赐予：“你说这土地吧，春天种下一袋麦子，秋天就能收十几袋；驴子也是常年为人劳作，只吃点草料。”他们心情平和，没有对生活的丝毫抱怨；乔迁新房子的时候，老四还在屋檐下为燕子造了个窝，他不顾拆迁人员的催促，坚持将缩在旧房子窝里的燕子赶出来，好让它住进新家，以免埋葬在断壁残垣里，这些细节都诠释、活画出一个朴素而善良的灵魂。人生在世，善良是必须的！感恩土地，感恩那些帮扶过我们的生命：不仅指人，甚至包括驴和鸡。然而凡事过犹则不及，太过善良，如果别人来剥夺自己的利益怎么办呢？每当有利可图的时候，马老三就适时地出现了。只见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装着一些剩菜剩饭，对老四说：“你侄儿办婚礼，怕你忙没叫你（可能是觉得上不了台面吧），给你拿来一些菜和肉。”老四接过来交给贵英，贵英提着东西没和老三打招呼，就进入屋里。
就听老三说到正题：“政府照顾咱们村困难户四套楼房，你能申请一套，需要交一万块钱，我替你交。”老四说：“才四套房，我能申请到吗？再说我住楼房鸡和猪往哪里放？”老三解释说：“你一直给张老板献血，张老板如果死了，他欠村里承包土地的钱就要不上了。谁敢不同意你？二十多万的楼房轮到你你不要，你二侄儿结婚还没有房子呢。”事情就这样定了，老四和贵英亲自去办理了购房手续。当记者采访他们住楼房是什么心情时？老四憨厚而羞涩地回答：“我们住楼房鸡和猪没地方放。”一套国家救济的楼房，走了个过场，就变成侄儿的婚房。在这里社会救济出现了短板，面对来自亲人的在伦理旗帜下理所当然的占有，又有谁能为诸如马老四这样的性格懦弱者维护自身的利益呢？这种缘于人性自身的缺陷所导致的弱势人生，至今仍缺乏社会保障机制。
随着社会的进步，如何终结卑微的人生？关键还是要靠自身的觉醒和胆气，不然的话，只依靠外力（社会、政府）和别人（即使是近亲）都不现实，尤其在利益面前。然而一个人性格的改变又谈何容易！尽管如此，如果生活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他们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原本以为导演将老四的献血作为一个伏笔，安排他在某一时刻一头栽倒在地。最终的结果却是贵英怀揣两个馒头和几个煮鸡蛋，在去田里给老四送饭时不慎滑入灌溉渠淹死了。终结了这份在别人眼里可怜、而在他们自己却颇为温馨的生活。
之后老四独自过了一段无精打采的日子，向个别村民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还上了借别人家的东西，还把那头驴子也放逐了，还它自由。接下来由他和贵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并不破旧的房子也被推土机拆除了。有旁观者说：“拆迁费一万五，老四去老三家又开始新生活了。”由此可见，他连自己的房子也守不住，而拆迁费显然不会属于他。古往今来，弱势群体一般有三个原因：一、身体残疾难以料理自己的生活，导致生存竞争能力差，如贵英；二、性格懦弱，对于自己不情愿的事缺乏说“不”的勇气；三、对人情世故认知水平低（即民间所说的“缺心眼儿”），这种人感受不到不公平，对于来自别人的算计不敏感，认为事情就该这样，从而使得自己的利益在稀里糊涂中被剥夺。这些先天的缺陷又是政府和社会很难弥补的。
之前我们的文艺作品总是歌颂伦理的伟大：一家人如何在困难时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从而渲染那份浓浓的亲情。而今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即使近亲关系也不乏因算计而为金钱反目的。乃至前些年发生的传销都是骗亲戚，因为别人骗不动。此种情势下诞生的这部影片，也可以说是社会现实的一缕折射之光，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伦理关系，而不再是一味抱着那份来自传统的愚忠。影片中的荒漠乡村景观，对于久居闹市的人而言无疑是一次线上的风光之旅；而观赏那份古朴的生活又如同咀嚼历史一般回味起往昔的苦涩和甘甜，这些元素应该也是这场卑微的人生之剧唤起社会共鸣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