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世界女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妇女的解放与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历程息息相关。
可以说，中国妇女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投入中国的革命事业，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维新变法时期
中国女性的觉醒发生在清末维新运动时期。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在引入西方政治制度的同时，也将男女平等的思想带入了中国。
男女平等是康有为《大同书》的核心内容之一。康有为指出，男女之间没有本质差异，按照天赋人权的理论，男女应同等享受天赋之权。他还提出了设立女学，允许妇女参加选举、担任官职，允许女子自由交游，婚姻自由，革除缠足陋习等具体措施。
梁启超也极力主张男女平等。他指出女性受教育与国家的强盛息息相关。女子如果无学识、无职业，只能成为国家的负担。
在维新运动时期，戒缠足和兴办女校成为女性运动的核心内容。1883—1897 年期间，康有为、康广仁、陈默庵、梁启超、汪康年等先后在广东省南海县及顺德县、上海市等地创办不缠足会，有超过 30 万人参加，影响巨大。
随后，戒缠足运动在全国兴起，长沙、广州、福州、天津、苏州、澳门等地也都成立了戒缠足团体。
早在维新变法之前，西方传教士便拉开了我国近代兴办女学运动的序幕。
1844 年，英国传教士玛丽·安·爱尔德赛（MaryAnn Aldersey）在宁波创办宁波女塾，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
1847—1860 年，教会在 5 个通商口岸创办 11 所女子学校。1876 年，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女日校有 82 所，女寄宿学校 39 所，学生 2 000 多人。
1878—1879 年，天主教会办的女校仅江南一带就有 213 所，学生达 2 791 人。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女校中，最著名的是 1892 年在上海成立的中西女塾，以其规模和影响力而为世人瞩目。
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中国人自己也开始兴办女学。
1898 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经正女学”，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女性组织。
1897 年，中国女学会在上海成立，该学会还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该报纸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阵地，曾刊登王春林的《男女平等论》和康同薇（康有为之女）的《女学利弊说》等文章，呼吁赋予女性平等的权利。
20 世纪初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开始被引入中国。
其中，马君武翻译了密尔的《妇女的屈从地位》、斯宾塞的《女权篇》、第二国际的纲领性文件《女权宣言书》等重要著作，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提供了理论武器。
1903 年 8 月，金天翮撰写的《女界钟》由上海爱国女校发行，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作者第一次喊出了“女权万岁”的口号，反驳了女子不能参政的各种言论，建议在中国成立议政院，女子可以成为议员，甚至可以担任大总统之职，同时呼吁广大妇女行动起来，推翻专制的清政府，实现共和。
辛亥革命时期
在辛亥革命前夕，男女平权的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宣言》提出：“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
1906 年的军政府宣言明确规定禁止畜养奴婢和妇女缠足。
1912 年，孙中山颁布《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明令禁止买卖人口。
这一时期，兴办女学仍然是女性运动的主要内容。
1902 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突破了先前的“贤妻良母”思想，主张培养独立女性，以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女性。中华民国成立后，在蔡元培的主导下，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实行初等小学男女同校，学习同样内容，后来还设立了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女性教育体系。
另外，蔡元培还提出男子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再嫁、夫妇可离婚等先进思想。
在蔡元培、陈范、吴亚男、陈撷芬等人的带动下，兴办女学和戒缠足等女性运动又在全国活跃起来。
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汉口、长沙等地先后创办女学堂。
除了蔡元培等人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学外，较为著名的还有陈婉衍和童同雪创办的宗孟女学堂；张君竹创办的育贤女学和女工艺厂；吕碧城和英敛之创办的北洋女子公学，等等。
据统计，1908 年，全国女校已增至 512 所，其中官办占 31%，民办占 69%。1906年，全国女学生 306 名；1907 年，全国女学生 1 853 名；1908 年，全国女学生 2 679 名；1909 年，全国女学生 12 164 名；1915 年，全国女学生 180 949 名，占所有学生数量的 4.3%。
与此同时，女子留学教育也开始起步。
尤其是在 1908 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大大促进了中国学生的留学教育。到 1917年，已有 200 名中国女性留美学生。
1901—1911 年期间，妇女团体达 40 多个，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日本东京等地区。其中包括反帝反封建的女性组织，例如共爱会、对俄女同志会、女国民拒款公会、上海女界保路会、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安徽女诫路况保存会等。也有提升妇女能力的组织，例如女子兴学保险会、世界女子协会、妇女宣讲会、卫生讲习会、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女界自立会、女子教育会等。辛亥革命后，女性参政问题被提上议程。
妇女们积极参与革命运动，理应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参政权利。
然而，现实却很残酷。虽然许多女性多次尽力争取，但她们依然没有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为了取得参政权利，1912 年，5 个女性团体在南京联合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成员约 200 人，唐群英任会长。该团体的宗旨就是要实现宪法中明文规定的男女一律平等，实现女性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民国初期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
为了反抗北洋军阀推行的尊孔复古逆流，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男女平等的思想再次被点燃。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纷纷在《新青年》上讨论与女性解放相关的话题。1918 年，《新青年》还推出“易卜生号”，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娜拉》（又译《玩偶之家》）介绍给中国读者。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当天，由于校方封锁校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未能参与游行。当晚，得知有男学生被捕后，一些女学生冲出校门，到监狱外示威。
5 月 7 日，由女高师发起，协和女医校、协和女子大学、贝满女子中学、第一女子中学等 10 余所学校的代表 40 多人，成立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6 月 4 日，愤怒的女学生终于冲破校门，奔赴天安门，要求政府拒绝签署合约，立即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天津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迅速组织起来，在她们的带动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刘清扬当选会长，张若名为评议部部长，郭隆真、邓颖超为讲演队长。该组织是天津妇女独立开展政治斗争的女权运动组织，创办了《醒世周刊》《平民半月刊》等杂志，宣传妇女解放思想。
当时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许广平担任《醒世周刊》的主编。在上海，许多女校学生参加了罢课等抗议活动。
5 月 26日，14 所女校学生参加罢课宣誓大会。她们与男生一起罢课，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抵制日货。在女学生的带动下，上海的女工也加入了罢工抗议的队伍。当时上海的妓女、女艺人也开始罢唱、罢演，并为学生运动捐款。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斗志。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唯一的女性参会者。会议决定改组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作为临时的中央妇女机构。
1921 年 12 月，《新青年》刊登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纲领和章程，主张男女的平等权利，以及女工和女童的基本人权。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政党名义提出的妇女运动决议，表明共产党将妇女运动纳入社会运动之中。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各地的女工运动逐渐开展起来。
国共对峙时期
在 1927—1937 年国共对峙时期，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劳动妇女运动，重点关注农村女性的相关问题，例如继承权、土地权、离婚权、多妻制、童养媳、买卖妇女等。
1931 年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第四条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肯定了男女拥有平等的参政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1934 年 4 月 8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肯定了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一夫一妻制，并在离婚问题上实行保护妇女的政策。在促进女性参政方面，共产党非常重视女干部的培养。
1933 年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二号》规定，“至少要使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而各级党和政府开办的党校、团校、干部学校、红军军校、苏维埃大学中都要有一定数量的女学员。
1934 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有许多女战士参加了长征。她们负责护理和转移伤员、宣传、运输、运粮、发动群众等许多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的李贞，当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在红军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女战士们和男子一样，爬雪山、过草地，还要克服生理上的特殊困难，有的女战士因此患上妇科疾病，甚至终生不育。
抗日战争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掀起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爱国运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等地许多女学生多次游行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宣战。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左翼文艺界人士奋笔疾书，号召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女作家萧红的小说《生死场》描述了日军占领下的东北农村，反映了沦陷区女性的悲惨生活。
1936 年 2 月，共产党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抗日联军。
1936 年 6 月，抗日联军建立妇女团、妇女队和妇女班，许多女性加入了抗击日军的战斗。她们中有步兵、骑兵、侦察兵、通信兵、机枪手、报务员，涌现出许多巾帼英雄。赵一曼就是她们中的杰出代表。
由于不满国民政府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5 年12 月 9 日，北平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市立女一中、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及东北大学许多学校的女学生参加了游行。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联合抗日。在这一时期，在根据地和国统区都建立了许多妇女抗日组织。
1938 年 5 月 20 日，宋庆龄以个人名义邀请各党派和各界妇女领袖在庐山会晤，这就是著名的“庐山妇女谈话”。
在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将解除对妇女的封建束缚与动员妇女支援抗战结合起来，一方面组织妇女学习，另一方面宣传抗战。在解除妇女束缚方面，不仅教妇女识字、剪发、放足，而且帮助妇女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解救被丈夫打骂的妇女。
1939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相继颁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和《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禁止纳妾，禁止缠足，实行一夫一妻制等。
另外，1939 年 7 月 20 日，共产党在延安创办根据地第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中国女子大学，第一批学生有 500 多人，到 1940 年底发展到近千人。与此同时，一些根据地还创办了妇女刊物，如《中国妇女》《根据地妇女》《鲁西妇女》《山东妇女》等。除了参加劳动、发展生产外，根据地的妇女还积极投身武装斗争。
在抗日战争时期，进步女性再次争取平等的参政权，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妇女宪政运动。
1939 年 11 月 12 日，第一次宪政与妇女座谈会召开，史良、刘清扬等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宪政与妇女讨论大纲》。
1940 年 1 月 17 日，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成立，选举丁玲、张琴秋、孟庆树、郭明秋等 47 人为理事，并于3 月发表告全国妇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团结起来，共同促进民主宪政的早日实现。
1945 年 2 月 13 日，重庆妇女界 104 人联名发表《重庆妇女界对时局的主张》，呼吁政府实行民主，强调妇女必须从事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建国大业。
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做出和平姿态，一面积极准备内战。
1945 年 10 月 10 日，国共签署“双十协定”，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随后，以民盟为核心的一批民主党派纷纷建立或改组，许多进步女性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史良等人参与改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胡子婴、罗叔章等人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雷洁琼、许广平在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君展则协助许德珩等人在重庆成立了九三学社。
在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中，共产党也进一步完善了妇女工作方针。
1946 年 3 月 8 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妇女今后的任务》，将妇女的解放与国家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统一大业结合起来。
1946 年 11 月 15 日，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主任蔡畅、副主任白茜联名发表《解放区妇女当前的任务》一文，将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为解放区妇女的重要任务。
1947 年，《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社论，将解放区妇女的任务具体化为参战、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三项。由此，解放区妇女积极参加民兵、自卫队和武工队，配合解放军作战。
1947 年，山东有女自卫队员 102.5 万人，女民兵 22.6 万人。1947 年 7 月，红枪女将李兰英加入苏中地区武工队，60 天参加 58 次战斗，3 次领导群众破拆公路，成为名震一方的女英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都有女战士的身影。
1949 年 4 月 2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40 多岁的小脚叶大嫂抢渡长江，在隆隆炮火中第一船到达南岸，被誉为渡江先锋。
1949 年 3 月 24 日—4 月 3 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到会的正式代表有 411 人，其中包括民兵英雄、支前模范、子弟兵母亲、女劳模，有城市女工，也有农村妇女，有女干部，也有解放军女战士，还有女知识分子，等等。这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民主选举产生 51 名执行委员、21 名候补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规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是全国妇女运动的领导机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
1949 年 4 月 4 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举行第一届第一次执委会，选举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为副主席。
1949 年 9 月 21—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 662 人，女代表 69 人，占代表总数的 10.4%。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蔡畅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经协商产生 180 名全国政协委员，其中女委员有 12 人，占全国政协委员总数的 6.67%。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它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社会生活各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辟了中国妇女政治地位上的新纪元。数千年来中国妇女被奴役被压迫的历史结束了，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总之，中国女性在维新变法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做出了巨大牺牲。她们在争取自身权利和自由的过程中，也将一个古老的帝国改造成了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她们的光辉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她们争取平等和自由的精神应由我们继承。
文章摘编自《告别“第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