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与会人员再也受不了博古、李德的瞎指挥、胡干涉，否决了二人的“赶赴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意见。

那么红军该往何处去，成了摆在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横亘在心间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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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关头，还得是教员力挽狂澜，指出了一条明路：建议出兵贵州，攻打最弱的王家烈。

自此，红军挥师进军黔西北，连番攻克多个城镇，于13天后抵达猴场镇。

这时，红军仍然没有脱离险境，前有滚滚东流的乌江天堑，后有来势汹汹的薛岳追军，已然到了生死关头。

为今之计，只有强渡乌江，杀出一条血路，才能逃出生天，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开路先锋红1军团的头上。

命令层层下达，交给了红2师红4团1营。带头冲锋的是一位名叫杨上堃的连长，他是强渡乌江的大功臣。

可惜的是，此人觉悟不高，自以为有军功傍身，便愈发居功自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杨上堃，生于1915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江西省兴国县人。

“八七会议”结束，中共确定了武装斗争的路线，拿起了枪杆子，趁着军阀忙着逐鹿中原，在江西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兴国县位于新生的根据地内。

在兴国县，中共初步完成了土改1.0版本，建立了农运组织，不少佃农都翻身作主，有了自己的田地。

“打土豪，分田地”为中共赢得了农民们的信任，借着这股东风，中共在全境抓紧“扩红”，宣传征兵标语。

15岁的杨上堃就在1930年10月的某一天，加入了兴国县赤卫大队。

赤卫队不属于正规红军编制，更像是由党员组织民间力量形成的一股军事力量，因武器落后，训练不精，战斗力远远逊于正规红军。

不过随着蒋介石成为中原大战的最后赢家，便开始腾出手来进攻苏区，导致苏区面临的军事压力陡然增大。

在此背景下，杨上堃所在的兴国赤卫队在1931年1月就被编入主力红军。

经过几年的反“围剿”的洗礼，杨上堃的军事素质突飞猛进。

1934年6月，组织任命杨上堃为战斗力最为强悍的红一方面军1军团二师四团1营二连连长（二师政委刘亚楼，四团团长杨成武）。

12月31日，薛岳兵团两个纵队共十几万人死死咬住红军，距离乌江南岸只有30多公里，喝杯茶的功夫就可抵达眼前。

乌江北岸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一个师以逸待劳，上游还有云南军阀龙云向江界河口增援，下游湖南军阀何键步步逼近。

整个中央红军云集在乌江南岸，四个方向都是敌军，唯有渡过乌江才能有一线生机。中央领导深知这一仗的重要性，将渡江任务交给了四团。

要渡过乌江，必须具备“大木船、晴天、熟悉乌江水性的船夫”这三个条件。

不幸的是，你想到的，敌人也想到的。在红军赶到各个渡口前，敌军早已烧毁了民房和船只。

前卫团团长耿飙化装到乌江边进行了实地侦察，得出了结论：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牢，兵力多。想要渡过乌江，只能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的羊肠小道。

起初，杨成武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趁着元旦夜色，让1营3连连长毛振华带着7位战士偷渡过江。10多分钟后，8人全部登岸，隐藏在视野盲区的崖壁下。

人是过去了，可交给他们架桥的一条粗草绳，却因水流湍急无法拉到对岸。

无奈之下，八人只得原路返回，途中一名战士因手冷过度，体温骤降，被江水吞没。

不过，杨成武又让毛振华四人再次隐蔽渡过乌江，隐藏在崖壁之下，作为奇兵，配合部队过江。

首次强渡浪费了大量时间，此刻团部也抓紧组装了60余个竹筏。

时间就是生命，军委干部团在陈赓的带领下在老渡口佯攻，架起浮桥吸引敌人。

而在上游，杨成武则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杨上堃身上。

强渡前，杨上堃深知此一去，是九死一生。

他便让战士们将遗物包在一起，写上了名字和住址，交给了一位老乡，并告诉他：如果自己牺牲了，就请转交给家里人。

1月2日夜里，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三个先导竹筏上的战士向着对岸划去。

敌人虽拼命射击，可由于射程过远，战士们均未伤亡。

两岸火力你来我往，激战正酣。

这时，崖壁下隐蔽多时的几人犹如神兵天降，贴着敌人阵地，队敌人进行了机枪扫射，迅速占领了敌军的一方阵地。

就这样，毛振华一行4人和强渡的杨上堃16人里应外合，建立了桥头堡，占领了滩口阵地。

这20人合兵一处，在前方抵达敌军，后面的竹筏载着二连战士也迅速抵达对岸，又夺取了几个高地。

刘亚楼在《渡乌江》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杨上堃带着二连舍生忘死，不顾一起猛追敌人。他们当真是杀红了眼，全然不顾敌众我寡的人数劣势，一直追到猪场方肯罢休。弄得敌人一个营鸡飞狗跳，草木皆兵。”

杨上堃事后回忆则说：“我们当时早就将生死忘在一边，只知道要完成任务。不给黔军喘气的机会，也不让他们有时间整理部队，掩护反攻。那稀烂的装备，官长的行李、公文丢的到处都是，我们也不去捡，就一直追。我带着二连，于下午五点占领了猪场，完成了任务就守在猪场，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黔军江防司令林秀生只知道讨好上司，他在给上司侯之担的电报写道：“江防工事，重垒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挽险固守，可报无虞！”

他没想到的是，红军作战之英勇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留给他的结果只能是：“莫道乌江天堑，眼看红军等闲飞渡。”

在强渡乌江的战役中，杨上堃表现突出，指挥得力，作战勇敢，得到了红色英雄的称号。

随后，他越战越勇，继续承担开路先锋的角色，在娄山关、腊子口战役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抗战开始后，杨上堃又立新功。

他所在的115师独立团，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后来，为了建立基层组织，晋察冀军区应运而生，组织任命杨上堃为一分区一团参谋长。

1939年11月，号称“山地战之花”的日本名将阿部规秀在黄土岭战役中，死于陈正湘、杨上堃之手。

为此，日本朝野大震，《朝日新闻》哀叹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随着军功的越积越多，杨上堃的心态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军队中，少不了会有居功自傲、飞扬跋扈之辈。

击毙阿部规秀，战后1分区扩大了编制，又组建了一个团。

他本以为自己会独当一面，升为另一团的团长，可没想到团长的头衔被一营营长宋玉琳夺去了。

越想越气的杨上堃始终无法排遣心中的郁闷，以为这是杨成武故意抹黑自己，提拔宋玉琳是搞小圈子，不能做到任人唯贤，就发了几句牢骚。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恰巧侦察科科长袁彪知道此事，就私下鼓动杨上堃带着几名心腹脱离了八路军。

未经请示，私自出逃，这是军中大忌。

杨成武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出几名精锐士兵，将其拦截。

按照当时的纪律，像杨上堃这样的副团级军官，处置他需得到八路军总部的指令。

事情越闹越大，彭德怀主张严刑峻法，对其枪决。

不过杨上堃确是一名得力的战将，人缘也不错。

有人将此事告知了毛主席，毛主席想到杨上堃并非不可原谅，一来他战功赫赫，为红军立下过许多功劳；二来杨上堃是受人挑唆，一时鬼迷心窍，所犯军规未造成严重后果，属于情有可原；三来一分区在军官任用上，确有瑕疵，是事件的诱因。

因此，毛主席修书一封，交给彭德怀，说：“杨上堃是什么样的人，你我都知道。他受人蛊惑，私自离队，并不是变节投敌。况且正是用人之际，可以考虑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彭总思虑良久，还是同意了毛主席的意见。

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组织上不可能不对其施以惩戒。

最终，杨上堃的党籍被剥夺，并且暂时不准他带兵，而是将他送到了抗日军政大学，一边学习理论知识，一边反省自己的罪过。

直到1945年5月，中央派他跟随中央干部支队南下江南开辟根据地。

途径河南时，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进军中国东北。

杨上堃中途奉命紧急北上火速抢占了东北。

一年之后，东满军区调他到桦甸朝鲜族第四支队任支队长，开展了桦甸剿匪战斗。

新中国成立前后，杨上堃率部，配合入赣解放军解放了江西全境，此后便一直留在江西工作。

1965年，杨上堃调任江西省军区参谋长，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放弃节假日，不幸患上了头痛症，还多次昏倒在办公桌上。

1981年，杨上堃以正军职顾问离休后，撰写了近十万字的战争回忆录。

为了给后人留下宝贵的一手历史资料，杨上堃多日废寝忘食。

由于过度劳累，他于1984年5月21日倒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永久闭上了双眼。

如果杨上堃不中途脱离革命队伍，他必定会有更高的成就，至少会得到一个少将军衔。

可惜的是，杨上堃就因一个选择，错过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上堃是一个悲剧性的将领。

另一方面，毛主席为其说情，也体现了一条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得益于这一方针，杨上堃至少保住了性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又是一个幸运儿。

参考资料

《长征中的英雄连长杨上堃》 红土英杰 史爱国 杨国兴

《强渡乌江：长征十大战役之首》 中国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