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金灿荣教授的一段演讲视频，他在其中称：

“商业民族不喜欢政府管的，他们认为越自由越好，所以，它把政府定义为‘必要的恶’；关键词是‘恶’”。

“但如果你跟德国人谈，德国从来是反对（这一观点）的。德国人说：没有政府就没有文明；政府是一切人类道德的结晶——傻子了吧？德国人有极强的国家主义传统”。

“相反，我们中国是站在中间的。我们中国人说政府是‘天下之公器’——好人管的做好事，坏人管的做坏事，中国是最客观的”。

“你拿那两个极端比一下，从‘必要的恶’到‘人类道德的结晶’，而中国是不是最靠谱的定义？所以，你们以后学政治学、法学，既要学西方的，更要学中国传统！”

“我们老人的智慧，过去我们低估了，包括我，也曾瞎批判，现在年纪大了发现，哎，以前胡说八道，年龄大了，体会到一定程度，才知道，孔子他太伟大了——看不懂才骂他”。

……

在这段话里，金教授主要对比了三种对“国家”之定义和认知的不同，并因此得出了中国之“中庸”性认知，是“最靠谱”的——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一，金教授所言德国人认为“国家是人类美好道德的结晶”，这显然并不是德国文化与政治中的一个普遍性、普适性之认知，而只是历史上一时一地一些人的某种偏误性认知罢了。

估计，金教授之所言，是指二战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人对于“国家主义”思想的臣服与膜拜吧？但显然，它已成为德国人最不堪的一段历史。

如今的德国，在对于宪政、政府上的认知与实践，显然仍是与西方文化有着基本共识，即仍更倾向于金教授所言的“政府是一种必然的恶”之定义。

所以，无论是在德国，或是整个西方，包括东方文化中，将政府认作“道德之结晶”的极端美化思维，并不符合历史与实际，也大多会为沦为笑谈了。

其二，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推而广之，将“性本恶”的人，所掌握公权下的政府，视作“必要的恶”，就是一种它们自洽的合理推理。

潘恩称：“政府是由我们的罪恶产生的，因为我们不是天使，所以我们才需要政府。但政府也不是天使，因而，对待政府的权力，就需要时时警惕”。

《常识》中也有一句话：“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则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恶。”

政府，当然是人类发展进步中的一种必须形式，它用来管理、服务于民，用政府之权力限制人的“性本恶”，并服务、维护、促进“人性向善”，所以，政府的存在，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权力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必然同时会不当限制人的自由，且反向还有扩大自身权力之自由的恶之倾向。

所以，西方思想中认为“人性本恶，权力本恶”之下，就要在道德、法治、规则、市场等方面，对政府权力之手予以限制、

因此，西方“宪政有着亘古不变的核心本质：即它是对政府的法律限制”。也就是说，宪政之要义，就是“限政”，即要控制国家、限制政府、约束官员——这也就是我们如今大力宣传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中，就是直接把政府视作“必要的恶”，并明确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概念。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把国家称为社会的“累赘”和“肿瘤”，他们认为：“政府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

其三，那么，马、恩两大思想家所言的“祸害”，能变成金灿荣口中的“天下之公器”吗？

金灿荣称“中国将政府定义为‘天下之公器’”，其实，此言似乎有一定的误导性。

‌“天下之公器”一语，最早的出处，应该是在春秋时期的《管子》‌里。

管仲在其中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但此处的表述，还只是与“公器”相近的“程式”一词，但其指向的显然仍是“法”，而非代表当时封建王国之“政府”。

管仲之后的法家之代表人物——韩非子，才应是此语的原创者，战国末期的韩非子称：“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当然，到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表面上有点式微了，而孔夫子的儒家思想，从此主导了中国传统文化——但其实，我们也仍是“明儒实法”之实质。

比如，像司马光虽然认为“礼治”先于“法治”，但他同时也非常重视以“法”治国，其称:“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

而金教授显然在此，将“法”与“政府”给划上了等号，所以，得出他所言的“中国人将政府定义为‘天下之公器’”的自我结论。

法律，是政府制定的相对固定之规则，是政府治理理念的体现，在现、当代文明社会中，法律更应是民众意志的集中反映——但这并不能说明，政府因此就完全代表了“公器之法”本身了。

因为，政府本身也要受到法的限制，且政府也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最需要通过法律予以限制的对象！

我们当然可以希望政府成为“天下之公器”，即类似于孙中山先生所言的“天下为公”之理念，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天然地就成为了“天下之公器”——因为，“政府之必然的恶”之天然特征下，只有在最大限度限制其恶后，它才有可能更为接近“天下之公器”的期许。

金教授称：“中国人说政府是‘天下之公器’——好人管的做好事，坏人管的做坏事，中国是最客观的”，但事实上，像小平同志就曾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因此说，作为制度缔造者与落实者的政府，能不能成为“天下之公器”？其实，并不在于政府自许的道德水准，而更在于良好宪政与法律对其的限制与监督！

所以，将“天下之公器的法”，更替表达为“政府是天下之公器”，最起码，这在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与政治思想，以及国人的认知中，并无这样的直接表述，估计，这应该是金教授“嘿嘿”一笑间的个人自由表达吧？

现在，“公共知识分子”——“公知”一词，似乎成了“黑五类”的特征，相反，以金灿荣、司马南、陈平、孔庆东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仍被其粉丝们追捧为心目中的“另类公知”。

比如，像金教授这种比较中西文化、政治思想后，得出了“我们最靠谱”之结论的论述，现在也是很流行，此行当中的“流量表演”，也是相当的内卷化。

不过，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应是独立的思维、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而不能只是人云亦云的应声虫！

既不能成为对西方文化不加分析的跪拜者，也不能成为“自屎必香”的虚伪自大者；更不要成为“变色龙”式的思想奴才！

比如，人家“批孔”时，我就戴上红袖箍，将孔老二踩上一万只脚，要令其永世不得翻身；而到了提倡传统文化风声响起，又赶紧“嘿嘿，还是我们的孔老夫子最伟大”——这样的知识精英，即使有着再“另类”的思维与表达，但其实，也都难堪称作“公共知识分子”，亦只能算是“公共犬儒”罢了！【原创评论：瑜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