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美国开打关税战，“再工业化”也成了关键字。

众所周知，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制造业逐步让位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2023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6.7%，在美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0.6%，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显而易见。

这种剧烈变化本身，虽确立美国的科技大国地位，却也制造了新社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伴随“铁锈带”传统制造业没落，美国的社会阶层矛盾激化，传统白人蓝领阶层期望的工薪与现实严重不符，由此形成反对产业资本全球化的巨大声音，与支持全球自由贸易的美国金融资本、大型跨国企业针锋相对。

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的美国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包括推动制造业本土化、加强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封锁和打压竞争对手等，特朗普如今的关税战当然也是其中一环。但这也牵引美国两党的博弈与背后利益集团的纠葛，例如在传统能源产业，共和党主张加大对国内油气行业的扶持，减少新能源产业补贴；民主党则支持清洁能源发展，主张限制原油和天然气开发。此外建制派精英虽出于选票考量，不能不顾及中产阶级的利益，却也在游说政治的框架下，不得不为大资本集团的利益服务。

整体来说，“再工业化”是美国长期的政策目标，特朗普也不是唯一想救美国制造业的总统。只是从执行至今的效果来看，美国的“再工业化”前景，似乎还是崎岖不已。

首先回顾“特朗普1.0”的做法，整体来说就是以减税推动制造业回流，也就是尽可能降低国内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其国内外分红收入，来提高企业回归在岸生产的积极性。

例如2017年12月，特朗普就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试图采取传统产业政策工具拯救国内的传统制造业。从执行成效来看，该法案自2018年生效后确实促进“铁锈带”就业，因为在减税措施激励下，福特、通用汽车、富士康科技与蚬壳等大型企业纷纷在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投资建厂，为“铁锈带”带来工作机会。

但特朗普随即遇上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短暂复苏的经济随即面临巨大挑战，“铁锈带”失业率也再度飙升。显然，特朗普采用的补贴、减税等传统产业政策无法有效拯救“铁锈带”经济， 因为从结果来看，这些做法都没能真正为“铁锈带”注入创新活水，赋予其连续适应环境变化的能量。而这也成为特朗普2020年落选的原因之一。

再来是拜登。其产业政策基本就与所谓“新华盛顿共识”相呼应：对内实施以国家介入为主旨的产业政策，来重振美国制造业；对外与盟友建立强大的、有弹性的、领先的技术工业联盟，针对竞争对手实施抑制性产业政策，投资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来说，“美国优先”其实并非特朗普的专利，而是从拜登时期便如此。

例如拜登执政后连续签署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其中与“铁锈带”有关的法案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

前者规定接受补贴制造的电动车充电桩，其所使用的任何铁制、钢制充电器外壳、壳体，全部制造和最终组装都必须在美国进行，而这显然是想带动美国钢铁业的复兴；后者则是试图通过推动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来重振“铁锈带”经济。此外，拜登上台之初便签署“购买美国货”行政命令，要求将美国政府车队的公务用车换成美国本土组装的电动汽车，目的也是从需求端保障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

整体来看，拜登的政策逻辑与“特朗普1.0”的传统政策不同：拜登的产业政策内嵌于国家战略，虽然同样意在推动美国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的复兴，却也希望达到复兴“铁锈带”、推动“美国制造”、实现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三合一目标，并且设法从供给端、需求端和环境端来改变市场条件。

当然，拜登也不是完全舍弃特朗普的传统做法。例如2024年7月，拜登就宣布拨款17亿美元，帮助汽车制造商完成工厂改造和扩建，以促进美国电动汽车业的发展。这笔资金不仅覆盖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还扩展至俄亥俄州、伊利诺州、印第安那州、马里兰州。

而除了新能源，拜登其实也没有完全忽略传统重工业。例如2024年7月，拜登政府宣布实施“密歇根海事制造计划”，姜投资密歇根州的劳动力培训，以促进美国的潜艇生产。这个计划有两大重要意义：一来，可以带动密歇根州的就业，满足美国未来10年对潜艇和海事行业十多万名新工人的需求；二来，这种战略投资也是美国国家经济和国防政策的一部分，再投资和大幅扩大美国的制造能力以及推动技术创新，对于重建美国在世界海洋的主导地位至关重要。

整体来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意识到制造业的衰退与外流将持续削弱美国的经济韧性，“再工业化”也因此成为历任总统的重要国策，即便不同总统著重场域不同，却大体都有两大政策工具：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外实行程度不等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首先是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除了前述的特朗普政府《减税与就业法案》、拜登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外，其实美国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出台《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而这些法案各从不同角度提出激励政策，来吸引制造业回流，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第一，提供财政激励，通过税收减免、直接补贴和低息贷款等方式，吸引制造企业将生产基地回迁；第二，改善基础设施，加大对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制造业的运营效率；第三，提高技能培训，增加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投入，提升劳动力的技能水准，满足现代制造业的需求；第四，优先本土采购，通过政府采购政策优先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支援本土制造业的发展。

接著就是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基本上奥巴马政府2015年发布的《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案》便可算是起点，接著就是拜登政府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以及“特朗普2.0”正在发生的关税战。

基本上这些措施的核心目标，都是保护本土制造业免受国外低成本竞争的冲击，只是侧重领域有所不同，但大体展现出了三个层次：第一，加强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加大对国外商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的力度和范围，防止国外企业凭借低价优势进入美国市场，损害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利益；第二，设置关税壁垒，对进口商品（特别是来自竞争对手国家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提高国内制造商的市场份额；第三，重谈贸易协定，重新谈判或退出不利于美国制造业的贸易协定，以确保新的贸易协定有利于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增长。

而从现实效果来看，这些做法不是完全无效。以拜登政府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例，2020年底美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为94.26万人，拜登执政后通过扶持新能源汽车企业，增加相关配套基础设施投资，让汽车行业的就业人数持续增长，截至2023年7月已达到107.32万人，较2020年底增长了13.86%。然而从2024年仍有大量“铁锈带”工人支持特朗普来看，这种成效似乎无法说服选民，所以怒吼著把票投给了共和党。

而在“铁锈带”工人期待下当选的特朗普，这次做法虽然比前次更加惊世骇俗，却其实没有偏离前任政府的主体思路，而是扩大了全球扫射范围，例如震惊世界的“解放日”关税冲击波，以及加重对于中国的狙击。

例如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特朗普政府还是继续“美国优先”策略，要以加大本土减税力度、对华加征更高关税、完善贸易审查制度等手段，减少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逆差，降低对华产业依赖；第二，在新兴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也继续实施对华产业遏制政策，延续拜登政府支持的半导体制造业回归政策，同时宣布了台积电即将赴美的消息。

当然，高关税本身必然冲击美国本土消费者，能带回多少制造业则还是未知数，支持特朗普的工人们有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最终反向推动激进关税政策的暂停。但即便如此，特朗普不是第一位想救制造业的美国总统，也不会是最后一位。在历任政府的持续尝试下，美国的“再工业化”路径虽然崎岖颠簸，却也不会止步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