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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7年9月，中共地下党人王石坚被捕后叛变，与他有着密切接触的熊向晖立即明白自己有了暴露的风险，虽然那时的他在美国，但是依旧做好了就义的准备。

在销毁完机密文件后，他就等待着敌人的抓捕。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在等了两年后没有任何敌人出现，反而胡宗南还一直在给他汇钱读书。

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他没有被发现吗？

一场巨大的叛变

1947年9月，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席卷着中共北方组织的情报网。在党内负责华北、西北、东北等地下活动的负责人王石坚被捕，并且在被捕后向敌人供出了一切。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在1932年加入共产党并从事地下活动。在1933年时不幸被捕，然后他在监狱中忍受了4年敌人的虐待，没有泄露任何的情报。

被营救出来后，他依旧从事保密工作，在西安工作六年的时间内发展出了一张辐射到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情报网，和南方的潘汉年并称为“南潘北王”。

王石坚可以称得上是我党情报工作中的半壁江山，他的叛变给我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打击，直接让我党潜伏在敌人内部的44名地下工作者被捕入狱。

对熊向晖来说更可怕的是，王石坚是他的顶头上司，熊向晖在婚后甚至还在他的家中住过一段时间，那里有他无数的东西。

并且熊向晖的妻子谌筱华因为怀孕并没有跟随他去往美国，而是留在了南京的老家待产，她告诉熊向晖有特务来家中搜走了所有的信件，这更让他感觉自己危在旦夕。

虽然那时的熊向晖在美国，不会立即就被抓捕，但是熊向晖也知道国民党特务的厉害之处，虽然自己不在国内但是也不会被放过。

深知自己已经暴露的熊向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把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部销毁，然后在家中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让熊向晖感到吃惊的是，一连几天过去，他都没有等来任何敌人，并且胡宗南还如同往常一样给他汇来了他所需要的学费，事情这样的发展让他感到很纳闷。

难道自己没有被供出来吗？熊向晖觉得不太可能，毕竟国内的众多同志都已经被逮捕了，而他和王石坚的关系如此密切，更没有不被查出来的可能。

并且按照国民党“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的做事风格，他更是绝对没有被漏掉的可能，那他为何能一直平安无事呢？

熊向晖始终无法弄清这个原因，他就这样在疑惑中度过了两年的时光，还在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读完了经济学硕士的学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获得了回国的机会。

回国之后

1949年，几经周折的熊向晖终于到达了香港，但在匆忙之下他没有找到负责接应他的章汉夫，只能自己坐船去往天津，然后去往北平想要寻找党组织。

可是他在中央内认识的人很少，只对周恩来和董必武比较熟悉，根本没有办法联系到他们，他就这样在北平的街头流浪了几天。

直到几天后，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蒋南翔的信息，他知到自己终于有人可以联络了。

蒋南翔是他的老友，当年他之所以能去到胡宗南身边，还是因为他向周恩来推荐的他。在蒋南翔的帮助下，他和负责地下工作的李克农取得了联系。

在第二天，他就见到了前来拜访的罗青长，罗告诉他，在北平成功解放后中央查获了大批的敌人档案，在档案中找到了王石坚的审讯记录，他们发现王并没有供出他。

王石坚没有供出的并不只有他，还包括同样属于西安情报中的核心人员，比如陈忠经、申健等都没有被泄露出来，他只说他们受到了自己的利用，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对于这样的结果，熊向晖很难相信，他认为即使王石坚即使没有供出他，但这并不能打消国民党特务的疑虑，因为他和王石坚的关系匪浅，他都住到了王的后院中。

国民党特务并不会因为王石坚一句简单的“不是共产党”，就轻易地放过他，那他到底是怎样才得以幸免的呢？

这一问题直到1949年7月，熊向晖见到周总理后才得到了解答。

最后的疑惑

1949年7月的一天，熊向晖在罗长青的带领下见到了周总理，见到熊向晖后周总理十分高兴，拉着同意的手和他说他送出的情报多么重要，让毛主席把胡宗南耍得团团转。

在谈论了一番后，他们便把话题转到了王石坚的身上，他说王石坚被捕后，党内很多人都很担心他们的安全，但是他却从没有特别担心过。

听到周总理这样说熊向晖感到十分奇怪，周总理为什么能确定他一定会平安无事呢？很快，周总理的话就给他解了惑。

因为周总理认为，王石坚被捕的事情，是国民党保密局内的人一手实施的，蒋介石不可能了解得十分详细，而保密局一直和胡宗南的关系十分亲密，在得到消息后一定会先告诉他。

作为国民党内的头目之一，胡宗南在国民党内也有着不少的政敌，他们都对他有着不少的意见。如果他放任熊向晖等人是共产党的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那对他是很不利的。

蒋介石不仅会指责他识人不清，把共产党提到了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位置，他的政敌们也会趁此对他发动攻击。

因此，这件事瞒下来就是最好的结果，无论怎样都不能让别人知道，假装无事发生，才能保住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

所以他就按照之前的计划让熊向晖在美国读书，为了保持正常还一直给他汇钱。反正熊向晖也不在自己身边，无法把信息传递出去，他也就放任了他的存在。

而关于周总理的这一猜想，在几十年后也得到军统特务沈醉的验证。

沈醉是湖南湘潭人，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1932年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担任交通联络员，不久后他就因为表现出色被戴笠提拔为组长。

在复兴社改名成为军统局后，他更是深得局长戴笠的信任，先后担任侦缉队长、上晓督查长和军统总务少将处长等职务，一直到1949年12月被逮捕。

他可以说是经历了国民党军统的全部事物，沈醉在被特赦后回忆自己的生平，写有过《军统内幕》一书，在书中他详细记载了胡宗南对熊向晖等人的做法。

沈醉在书中说，在1947年的秋冬时节，他去到了西安处理事情，遇见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正在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

他告诉沈醉,他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通讯社内有共产党员,不止该如何处理，在沈醉的建议下，他把事情报告给了毛人凤。后来在毛人凤的指示下，他把信息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在看到后大吃一惊并且十分生气，但他也很快做好了决定，让他们把这几个人都交给他处理，不必上报给蒋介石。

这样的说法和周总理当时的猜测不谋而合，足以说明周总理的聪明智慧、料事如神。

而熊向晖在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跟随着周总理从事外交工作，在中美建交等重大活动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结语

熊向晖在胡宗南的身边潜伏了13年，为我党带来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情报，连毛主席都称赞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来源

熊向晖：一个人顶几个师--党史频道-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