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非常关注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治和自由的斗争，但在我所掌握的支离破碎（也就是不理解）的知识中，关于这场冲突的历史肯定存在着巨大的空白。不过，据我所知，当人们普遍提及“巴勒斯坦问题”时，其中蕴含着一些本身就存在问题的假设，我认为这些假设并不适用于大多数读到这篇文章的人。

就大多数人可能理解的情况而言，这个问题大致可以这样转述：“我们要如何对待这些被我们强行驱逐并且持续压迫的巴勒斯坦人，同时又不完全丧失我们在全球舞台上的道德地位呢？”

因此，我们对所谓“巴勒斯坦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既不是必需的，也不是人们所期望的；这是殖民者阶层专属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履历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已经为与非西方世界本身一样多样的民族和国家回答过同样的问题（我确定这是一种巧合）。在某种形式上，他们已经“成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被迫应对如何“解决”（此处双关，特意为之）他们试图压迫的某个群体的问题。

作为一个没有体验过与他人之间这种极端权力不平衡所带来的令人陶醉的余味的人——我们大多数人在家庭中都有过这种不平衡关系的初级版本（当然，这不是要淡化那些斗争）——我很幸运，不必回答如此困难的问题。

我可以比较确信地断言，事实上，并不存在西方及其大部分本质上不民主、软弱无力的全球主义附属机构想让我们相信的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问题”，就如同不存在“以色列问题”一样。可能存在一个“巴勒斯坦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鲁莽，缺乏敏感性。一个很好的类比是，年长者可能会把当前的状况归咎于年轻一代或更新的一代。

在这两种情况下，回应可以很简单，就像这样：“是你们制造了这个烂摊子，不是我们。”

以色列作为一个定居者殖民、种族灭绝、实行种族隔离的民族国家（女士们、先生们，西方的理念资助了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这是一种固有的不公正，必须给它贴上与其持续的至上主义行为相符的标签：对于这种行为，不存在所谓的“理解”，也不存在为了弄清楚我们大多数人有幸面对的最简单的道德难题之一而必须回答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任何问题需要回答，那也应该是由巴勒斯坦人来提问和回答。举几个例子：“我们是否应该大度地允许以色列人留下来？那些抢夺我们土地并且把我们当作‘人形牲畜’对待的人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以及要到什么程度？”

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巴勒斯坦人将会讨论这些问题中存在的道德灰色地带。但是提出西方版本的巴勒斯坦问题，或者更糟的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从一个失败的立场出发。这个问题必须被直接视作不合法而不予理会。

我希望，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可能没有接触过这种特殊方法的个人来说，都能提出一种立场，在新旧殖民者面前拒绝退缩，从制造过饥荒的英国人到虚伪现代化的美帝国主义者，推翻民主选举的领导人——今年是一场内部政变——在本国公民遭受自然灾害时不闻不问，却为一个进行种族灭绝的外国政权提供武器和掩护。

在这个“自由之地”和“勇士之家”，金钱被最高法院认可为一种自由言论，但对以色列的批评却并非如此。即便我们表现出最恶劣的一面、最丑陋的自我，即便我们最有害、最恶劣的品性暴露无遗，与那些实施、支持、捍卫、武装并为大规模驱逐和消灭巴勒斯坦人（采用主动服务于公然非人化叙事的手段和逻辑）的行为开脱的人相比，我们大多数人仍能确信自己在道德上是合格的。

由于各种结构和体系迫使我们依赖强大的经济体（为了实现我们各自民族主义的自我实现愿景，我们要依靠这些经济体的“慷慨相助”），这些不过是控制的手段，它们有助于进一步强化那种磨灭我们信心的叙事。这也让我回过头来首先解释一下，是什么促使我对巴勒斯坦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而且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将从解答这个问题中受益。

除了其他种种遭遇之外，巴勒斯坦人还不得不遭受难以想象的残酷的叙事抹除和污蔑。不管相比之下我们个人的创伤多么微不足道，这种经历都使巴勒斯坦的抗争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抗争。我认为，在秉持任何其他道德观点或立场之前，我们所有人都应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加博尔·马特（Gabor Maté）医生详细阐述了创伤性经历不一定会导致精神创伤，但当“我们不被看到和理解”时就会表现出来。

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既未被看到，也未被理解。要真正看到他们，就要毫不犹豫、毫无歉意地站到这样一个立场上：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不应被西方主流媒体操纵性的讨论方式所左右。就像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lestein）一样，我们拒绝谴责被压迫者的行为，因为没什么可谴责的。当看到被狙击手击中头部的儿童、在和平集会上被枪击的轮椅上的截肢者、手腕上插着输液管却被烧死的年轻人的画面时，根本没有所谓微妙之处可言。

因此，我认为我已经回答了唯一的问题：你看到巴勒斯坦人民了吗？我希望，你也看到了。

本文中表达的观点是作者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