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人皆知乔冠华那惊天动地的＂乔的笑＂，却不知这位外交天才晚年时的苦涩叹息。1971年，在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代表新中国，笑声响彻会场，那一刻，他是新中国外交战线上最耀眼的明星。可谁能想到，就在这光芒万丈的背后，一段刻骨铭心的家庭悲剧正在上演。当年那个笑傲联合国的外交家，最终却在晚年落寞地说出＂还是自己的孩子好＂这样令人心酸的话语。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外交强者在家庭生活中饱受煎熬？那个让世界侧目的＂乔的笑＂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笑傲联合国的外交天才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正襟危坐在中国代表团席位上。这一天，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投票结果，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宣布投票结果的那一刻，整个会场都沸腾了。
乔冠华仰头大笑，这一幕被《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永远定格。这张照片中，乔冠华身着中山装，面带笑容，神采飞扬。这个被称为＂乔的笑＂的历史瞬间，成为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象征。
在联合国的讲台上，乔冠华展现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他用流利的英语发表演讲，驳斥美国＂两个中国＂的论调。那一刻，他展现出的不仅是个人的风采，更是新中国外交官的自信与气度。
乔冠华的外交生涯并非一蹴而就。早在1950年，他就开始在外交部工作。在朝鲜战争期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板门店谈判，与美方进行了多轮艰苦的谈判。在这期间，他表现出了优秀的谈判技巧和坚定的立场。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乔冠华又以翻译的身份陪同周恩来总理出访。会议期间，他的表现让周恩来十分赏识。此后，周恩来多次在重要外交场合启用乔冠华。从日内瓦会议到中印边界谈判，乔冠华的足迹遍布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节点。
1964年，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他参与了中国与法国建交的全过程，为打开中国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时，他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智慧。
在联合国复交的谈判过程中，乔冠华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带领外交团队，与各国展开了广泛的接触和磋商。他深知，要在联合国这个国际舞台上为新中国赢得应有的地位，既需要原则性，也需要灵活性。
那个被写入历史的笑容，不仅仅是一个外交官的个人表情，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象征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也预示着中国外交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与龚澎的甜蜜岁月
在中国外交战线上，乔冠华与龚澎的婚姻堪称一段佳话。两人相识于1940年代，当时龚澎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从事翻译工作，乔冠华则在陕北公学任教。两人因共同的外语特长而相识，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结为夫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龚澎与乔冠华双双进入外交部工作。龚澎精通英语和法语，在外交部翻译室担任要职。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翻译，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作为翻译组组长，完成了大量重要的翻译工作。
这对夫妻在工作中互相扶持，配合默契。当乔冠华准备重要外交场合的发言稿时，龚澎常常担任他的第一读者和修改者。她的语言功底扎实，对稿件的修改总能准确到位。在1955年万隆会议前，龚澎曾连续多日协助乔冠华修改演讲稿，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活中的龚澎贤惠能干。她不仅照顾好家庭，还培养了两个优秀的孩子：女儿乔松和儿子乔宗准。虽然夫妻二人工作繁忙，但他们始终把教育子女放在重要位置。每逢周末，龚澎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图书馆，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
1969年初，龚澎突发脑溢血。消息传到外交部，周恩来总理立即派专人前往医院了解情况。当得知需要紧急手术时，周总理亲自协调，确保龚澎得到最好的医疗条件。手术后，龚澎虽然保住了性命，但陷入了植物人状态。
在龚澎住院期间，乔冠华几乎每天都去医院探望。即便是在参加重要外交活动的间隙，他也会抽时间去看望妻子。外交部的同事们经常看到，下班后的乔冠华总是匆匆赶往医院。他坚持给妻子读报纸，讲述工作中的趣事，希望能唤醒她的意识。
1970年，经过近一年的抢救无效，龚澎最终离世。在追悼会上，周恩来总理专门到场送别这位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同志。许多外交官也前来告别，其中不少是曾经与龚澎共事的老同事。龚澎的离去，不仅是乔冠华和家人的损失，也是中国外交战线上的重大损失。
就在龚澎去世后不久，乔冠华迎来了他外交生涯的高峰时刻。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的历史性突破，让他在国际舞台上声名鹊起。但在这辉煌时刻的背后，失去爱妻的痛苦始终萦绕在他心头。每当夜深人静，乔冠华总会在办公室里翻看与龚澎的旧照片，回忆他们在外交战线上共同奋斗的岁月。
三、再婚风波中的家庭重组
龚澎去世后的第二年，乔冠华与章含之的相遇在外交部引起不小的震动。章含之，这位比乔冠华小二十多岁的外交部新秀，以其出色的外语能力和敏锐的外交洞察力迅速在部里崭露头角。
1972年初，在一次外交部的工作会议上，章含之作为翻译组成员，参与了乔冠华主持的重要外事活动。会议结束后，两人因工作需要多次接触。在共同处理外交文件的过程中，章含之展现出的专业能力给乔冠华留下深刻印象。
这段姻缘在外交部内部引发了不同的声音。一些老同事私下议论，认为这样的婚姻有违传统。特别是考虑到章含之的年龄与乔冠华的子女相仿，更让不少人感到不适。但也有同事表示理解，他们认为在特殊的外交工作环境中，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实属不易。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这样的＂老少配＂也颇有微词。1973年，当乔冠华和章含之的婚讯传开后，不少报纸的内部参考刊物都对这桩婚事进行了低调的报道。有些评论认为，作为一位高级外交官，乔冠华的婚姻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可能会影响外交部的形象。
然而，乔冠华始终坚持这段婚姻的决定。在一次与周恩来总理的汇报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周总理对此表示了理解，认为只要不影响工作，个人婚姻是私事。这某种程度上为乔冠华的决定提供了支持。
外交部的同事们逐渐发现，章含之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能力确实不俗。她不仅协助乔冠华处理了大量复杂的外交事务，还在中美建交谈判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对西方外交政策的独到见解，为部里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但这段婚姻的深层原因远不止于工作层面的契合。据了解，乔冠华选择再婚，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作为一名高级外交官，他需要频繁出席各种正式场合，一个得体的家庭生活对维持外交形象也有重要意义。
此外，章含之对外交工作的热情和专注，与当年的龚澎有几分相似。这种专业上的共鸣，或许是乔冠华最终决定再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一次部里的茶话会上，有老同志曾感慨，在外交战线上，找到一个能真正理解这份工作的伴侣着实不易。
然而，这段婚姻给乔冠华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他的子女，特别是女儿乔松，对父亲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与一个年龄相仿的继母相处，既有违伦理，也是对母亲龚澎的不敬。这种家庭矛盾的出现，让这段原本就备受关注的婚姻蒙上了更深的阴影。
四、子女离散的伤痛
1973年底，乔冠华与章含之婚后不久，家庭矛盾就逐渐显露。乔松和乔宗准，这对由龚澎精心培养的子女，对父亲的再婚决定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家中的氛围日渐紧张，父子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
1974年初，乔松主动申请调离北京。这位在外交学院就读的优秀学生，放弃了进入外交部工作的机会，选择到东北一所普通大学任教。她的这一决定，在外交部内部引起不小的议论。许多老同事都为这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感到惋惜。
乔宗准的反应则更为激烈。这位年仅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父亲再婚后不久就搬出了家。他先是在北京郊区租住，后来又申请调往地方工作。在一次部里的老同志聚会上，有人提起乔宗准时，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北京了。
1975年春节前夕，外交部的一位老干部试图调解父子之间的矛盾。他专门找到乔宗准，希望他能回家过年。但乔宗准的回应很简单：＂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家了。＂这句话后来在外交部的老同志中多次被提起，成为那个特殊年代一个家庭悲剧的缩影。
乔冠华的同事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位与乔冠华共事多年的外交官曾回忆，在一次出访途中，乔冠华收到子女的来信，整个人显得特别疲惫。但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仍然必须维持着外表的平静，继续完成繁重的外交工作。
1976年，事态进一步恶化。乔松申请调往新疆工作，这意味着她将与北京有更远的距离。在临行前，她去看望了父亲的一些老同事，但始终没有回家见父亲一面。这个细节被外交部的老同志多次提起，成为那个时期最令人感慨的故事之一。
与此同时，乔宗准也在远离北京的地方默默工作。他很少与人提起自己的家庭，更不愿提及父亲的名字。当地的同事们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却不知道他父亲就是那个在联合国大会上让世界瞩目的外交家。
在外交部，乔冠华依然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风。但熟悉他的人都能看出，他变得更加沉默。即便在重要的外交场合，那个曾经让世界铭记的＂乔的笑＂也变得愈发罕见。
1977年，乔松在新疆工作期间，曾给父亲的一位老同事写信，提到自己在边疆的生活。信中说她已经适应了新环境，工作也很充实，但对于家庭的话题只字未提。这封信后来被转交给乔冠华，但他收到信后的反应，却无人得知。
这段时期，乔冠华的办公室里一直摆放着一张全家福，那是龚澎还在世时拍摄的。照片中的一家四口，笑容灿烂。然而现实中的这个家庭，却已经支离破碎。在外交部的档案室里，还保存着一份乔冠华当年的工作报告，上面详细记录了他的外交成就，却找不到任何关于他个人生活的记载。
五、生命的最后时光
1977年，乔冠华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巨大转折。这位曾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外交家，突然被停职调查。他被要求离开工作多年的外交部，搬离位于北京市区的住所，迁至郊区一处偏僻的院落。
在被调查期间，乔冠华的日常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每天清晨，他都会在院子里散步，这成为了他最后时期为数不多的活动之一。看守人员记录显示，他经常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有时会在一棵老槐树下停留许久。
1979年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乔冠华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散步。当天的值班记录显示，他在上午九点左右回到房间。约莫一个小时后，房间内传出异常响动。工作人员破门而入时，发现乔冠华已经倒在地上，再无生命迹象。
消息传出后，在外交部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同事闻讯赶来，但都被挡在院外。当天下午，有关部门很快组成调查组，对现场进行勘查。据调查组的初步结论，乔冠华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的。
乔冠华去世的消息传到新疆时，乔松正在上课。得知噩耗的她立即动身返京，这是她离家近三年来第一次回到北京。当她抵达时，父亲的遗体已经被处理完毕。在简短的告别仪式上，乔松始终保持沉默，但她坚持要看父亲最后居住的房间。
乔宗准得知消息时正在外地工作。他比姐姐晚了一天到达北京。在父亲的房间里，他发现了一个旧皮箱，里面装着一些照片和文件。其中有一张全家福，是龚澎在世时拍摄的。照片已经泛黄，但保存完好，显然经常被翻看。
让人意外的是，在乔冠华的遗物中还发现了一份未完成的英语教材。这位精通多国语言的外交家，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仍在研究语言教学。教材的最后一页写着日期：1979年2月19日，这正是他去世前一天。
外交部的一些老同事想为乔冠华举办一个小型的追思会，但这个提议最终未能获准。他们只能私下聚集，回忆这位曾经的同事。有人提到了他在联合国的精彩表现，有人忆起他对年轻外交官的培养，更多的人则记得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严谨态度。
乔冠华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郊外的一处公墓。据工作人员回忆，在安放骨灰的当天，来了很多人，但大多保持着沉默。其中有不少外交部的老同事，他们带来了白花，默默地向这位昔日的同事告别。
这位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奋斗终生的外交家，就这样悄然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很快被清理，文件被封存，只留下一些照片和私人物品交给了家人。而那个装有全家福的旧皮箱，则由乔松带走，成为了这个家庭最后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