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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新中国举行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会议中途休息过程之中，周总理带着一人来到毛主席的面前。周总理拉住那人，向主席介绍道：“主席，这就是前清禁卫军司令，之前咱们采用的军马建议就是他提出的。”

主席听完立即来了兴趣，仔细打量起眼前的男子，半晌之后才笑道：“我看来看去，他长得也不像是位大将军呐。”

这位被主席笑称长得不像是大将军的人，不仅在前清担任要职，还是新中国的炮兵司令部的重要干部之一。

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神秘身份，能得主席与总理器重？作为清廷高官的他又为新中国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点个关注，一起走进满清禁卫军司令载涛的故事。

这位神秘的男人名为载涛。1887年，爱新觉罗·载涛出生于北京。载涛出身皇家，身份尊贵，他不仅是光绪皇帝的弟弟，也是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叔叔。由于出身皇家，在载涛很小之时，他便被册封为镇国将军，后又加封为辅国公、郡王等爵位。

由于其人喜好游乐，无心政事，所以不论是高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都对其十分亲和。加之载涛排行老七，众人都将其称为“涛七爷”，以示亲近。

1908年，随着几岁大的溥仪就任皇帝，他的父亲载沣成为了满清摄政王，开始了实际掌控朝政的日子。而作为载沣的弟弟，载涛也更为接近权力中心。在此背景之下，清王朝设立新式禁卫军。但禁卫军的司令职位，却一时间没有合适人选。

禁卫军司令作为满清皇族安保工作的总负责人，最为关键之处，便是要对皇室有着忠诚之心。其次，便是此人还不能过于能干、强势，否则可能凭借着手下大军对掌控大权的摄政王载沣父子二人造成威胁。

经过好一番深思之后，在载沣最终决定将这个重要职位交给自己的弟弟载涛。虽说在名义上，载涛担任了多年的禁卫司令，但他本人却从未亲自带兵打仗上过战场。他深知自己应该做个徒有虚名的空头司令，于是便专心做一位军事理论研究者。

在清王朝覆灭之后，清廷的王公贵族们都失去了曾经的尊贵身份。被动成为平民的载涛开始了自己居家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载涛没有与任何曾经的满清权贵和正当权的北洋军阀作亲密接触。他整日呆在家中，只顾着与花鸟鱼虫等宠物打交道，不问世事对政治没有任何关注。但在时代的乱局之下，载涛的躲避也没能为他换来特殊照顾。

1924年，冯玉祥在响应北洋军阀部队的军事行动中发动北京政变，将以溥仪为代表的满清贵族驱逐出紫禁城，收缴了他们所掌握的巨额财富。载涛也在此事件中遭受重大打击，无奈之下将自己曾经的府邸转卖给辅仁大学。

在失去曾经的满清贵胄身份后，载涛依然能够以平和的心态生活，虽说他出身不凡，但天性平淡不慕权力，让他与追求权力、意图复国的满清贵族集团意见相左。1932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溥仪于吉林建立伪满洲国，重新登上了皇帝大位。

再次成为皇帝的溥仪欣喜若狂，开始收拢原清廷贵胄，希望能够重现清王朝的荣光。而在皇族中具有极佳人脉的七叔载涛，是溥仪最希望希望能够获取的帮手之一。为了能够将载涛请到东北，溥仪亲自为其写信，希望他能够前往伪满洲国，担任重要职务。

但面对皇帝侄子的来信，载涛出于意料的严厉拒绝。在给溥仪的回信之中，载涛明确表示：他绝不会成为日本人的走狗，做一个亡国奴。

1943年后，驻华日军初见衰退迹象，人员、物资等各方面的补给都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华北地区的日伪政权高层官员，也预感到了政局的动荡不安。恰在此时，在华北伪政权中担任委员长职务的王揖唐，找到了载涛。

王揖唐此番前来，便是察觉到了日军的动荡，希望载涛能够进入华北伪政府，帮助自己稳定政局。虽说此前与王揖唐有着多年情谊，二人是十分亲密的老友。但在家国大义面前，载涛委婉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他对王揖唐说道：你这是难为我了，我载涛可没有这样的本事。你就饶过我吧。王揖唐见载涛始终岔开话题、不愿答应，最终也只能无奈放弃。

载涛身为晚清王爷，胸怀家国大义。在日伪政府的多方劝告之下，他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远离政治。可这样一个“清心寡欲”之人，是怎么成为我党的炮兵司令部军马局干部的呢？

1949年，在我党军队的进攻之下，国民党大军精锐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走向崩溃。1949年10月1日，在毛主席的宣告中，一个崭新的中国就此出现在中华大地之上。

然而新中国虽然成立，各项事业却都是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专项人才。而政府和军队之中，对专人人才的需求同样十分紧缺。

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新中国建设起来，走上发展正轨。我党开始从社会各界招揽人才，补充到政府和军队之中，担任重要的技术指导。作为曾经的满清禁卫军司令，载涛成为了我党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

1950年，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全国政协二次全会在北京召开。载涛在会议之前，也收到我党邀请，参与此次会议。在会议之中，周总理亲切地对载涛表示：希望他能够重新出山，到新中国的政府部门中担任职务，为新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

在此之前，为了远离世事纠纷，载涛早已对外宣称自己不会再涉及政治。面对周总理的请求，载涛十分诧异。他对周总理解释道：“总理，我载涛只会四处游乐，没有什么出色的能力，我怎么能够担任新中国的干部呢？”

周总理见载涛面露难色，缓缓说道你：“你作为大清的禁卫军司令，总还是有些本事的嘛。我听说，你在军马方面有着很高深的造诣。我希望你能够对此提提意见，帮助新中国完善自己的军马体系嘛！”

面对周总理的真切恳求，载涛也不好再拒绝。加上其本人确实对军马有着很深的研究，是个十足的军马专家，因此便答应了周总理的请求。在会议结束之后，载涛一回家便开始做相关资料查阅，并就新中国的现状做对应规划。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废寝忘食之后，一封与新中国军马建设的有关提案被送至周总理桌前。周总理收到提案之后，亲自前往毛主席办公地点，与主席一同探讨提案的具体内容。

在认真查阅提案之后，毛主席十分满意，认为其中提到的建议都非常正确，切中要点。在了解到提案是由载涛所提之后，主席主席表示：新中国急需人才，载涛作为军马方面的研究专家，可以考虑将其聘请为相关国家机构干部。

1950年8月，在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之下，新中国炮兵司令部军马局的诞生。而载涛也被主席委任为炮兵司令部军马局的政治顾问，负责为军马局建设出谋划策。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载涛完成了自己身份的转变。他从曾经的封建王朝皇族贵胄蜕变为了一位新中国的国家干部，一个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服务的公民。

对毛主席的宽容仁慈，载涛十分感慨。作为曾经的封建王朝王爷，载涛深知自己是社会主义中所提及的革命目标，是新中国的统治对象。在载涛曾经的幻想中，他始终认为自己一定会遭到新中国政府的严苛对待，遭受磨难。

但毛主席用自己的亲身行为，证明了新中国是愿意接纳为国家发展而尽心尽力的所有人。在就任军马局政治顾问后，载涛为我国的军马发展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在他的建议之下，我国的军马建设制度很快得以完善。中国各地都陆续建设起了专业的军马场，这些专业马场为我国军部队培养了2万余匹优秀战马，大大增强了建国之初的我国骑兵能力。

晚清王爷载涛不问世事，在毛主席与周总理的充分肯定下，载涛就任军马局顾问。感受到新中国温暖的他，还将会为新中国做出哪些贡献呢？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二次全会召开。被选任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载涛，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当会议中途，周总理找到载涛，拉住他的手，边走边说道：“快跟我来，我为你介绍毛主席。”

二人很快行至主席面前，周总理对主席道：“主席，这就是那位我和您所说的前清禁卫军司令，咱们的军马建设的提案就是他做的”。主席听到周总理的介绍，不由认真打量起载涛。半晌之后，主席笑着说道：“外表看起来也实在不像是大将军的样子啊！我可想不出他在战场之上到底是幅什么景象。”

面对主席的一番调侃，载涛也只好笑称：“我只是在名义上的担任禁卫军司令。并未实际参与到其过程之中，从来也没有带兵战过仗啊！”一番对话之下，主席几人间的气氛颇为融洽，话匣子也就此打开。

在得知载涛是溥仪的七叔之后，主席询问载涛是否与溥仪还有联系。这可把载涛吓了一跳！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被捕之后便被关押至抚顺战犯管理所，被认定为反革命战犯。载涛虽然是溥仪的亲属，但也不敢与他轻易扯上联系。

载涛忙回答道：“他是新中国的战犯。我怎么能和他还产生联系呢。”

没想到主席被载涛的反应逗得哈哈大笑，赶紧向他解释道：“这就不对了。他虽然是新中国的战犯。但我们共产党人要消灭的是剥削阶级，而不是阶级内的个人。我党的宗旨确实是要将顽抗到底的反动分子清除，但如果能够悔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那便是我们可以团结的对象。你作为他的七叔，不仅要与他有联系，还要关心他，帮助他一同学习我党思想。争取一天转变自己的思想认识，走到正道上来啊！”

主席的一番谈话，对载涛启发颇深。而主席的宽仁平和再一次让他感到震惊。在主席的指引下，载涛与溥仪等人恢复了联系。

不久后，北京市政府的工作人员特意找到载涛，对他交代道：“毛主席特意为您派遣了一个任务，希望您能够到抚顺去看看溥仪。”虽然早年因为伪满洲国之事，载涛与溥仪之间留下了很深的嫌隙，多年未曾往来。但毕竟二人之间存在骨肉亲情，血脉里的联系是怎样也割不断的，心中的思念更是深沉似海。

在北京市政府的安排下，载涛带着溥仪的妹妹韫颖一同前往抚顺。当战犯管理所中的溥仪见到自己的七叔与妹妹，顿时呆立当场。片刻之后溥仪飞奔而至，抱住载涛与韫颖。随着“七叔”、“三妹”两声呼唤说出，溥仪开始痛哭流涕。

在情绪平复之后，载涛与溥仪谈论了诸多事项，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嘱咐溥仪：一定要好好改造学习，新中国和党都是十分宽仁的，对满清皇室没有偏见。在离别之际，载涛仍旧不忘叮嘱溥仪：一定要完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1959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溥仪得到特赦，被释放出狱。载涛作为七叔，将溥仪接到了自己家住，为他介绍未曾谋面过的子侄。当溥仪来到载涛家中，十余位脖戴红领巾的少年少女，正在家中打闹。而除却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还有不少子侄已经开始了参加工作。

这些人中不乏工人、教师、医生，都一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之中，成为了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甚至其中有优秀者还加入了我党，成为党员干部，在地方为造福一方百姓而努力。

载涛对这样的情景十分满意。在他看来，主席与总理等人能够以公平的态度对待满清后人。那么在他引领下的后人们，也应该全心全意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1970年，时年83岁的载涛病逝北京。在离世之后，他的骨灰被我党批准，放置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之中，与为新中国鞠躬尽瘁的无数烈士英雄埋骨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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