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第16军是一个非常光荣的番号。

其作为人民军队的首个合成军、也是当时数百万解放军中唯一一个合成军，进入朝鲜后就极大地威慑到了敌人，为谈判争取不少筹码。

但是，集体的荣耀没能遮挡住个人的错误，16军的军长和政委在异国他乡竟犯下大错，以至于两人后来都被开除过党籍。

反倒是军参谋长、顶替掌军的代理军长迅速出面稳定局势，出色的能力被中央看见，后来前途就十分顺畅，一念之差，差之千里啊！

1950年底，正在西南剿匪的16军接到中央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整编，准备入朝参战。由于前两批入朝的都是四野、三野的部队，出自二野的16军摩拳擦掌，想要为自己这支野战军争一争光。

为适应朝鲜的战况，16军在参谋长杨俊生的主导下，进行了一系列革新，训练上让指战员提前去高寒环境下苦练。

同时着重培养山地作战和夜晚行军的能力，他们常常是凌晨4年出操，顶着寒风和黑夜进行野外5公里拉练，场地也刻意挑选尽可能类似朝鲜地形的区域。

这些做法很有成效，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表彰：16军的战场准备工作独具特色，创造多项值得借鉴的经验。

1951年4月，16军抵达河北整训，此时我国已跟苏联达成一定的协议，苏式装备、苏联教官都来到了16军中，使这支部队战斗力得到极大提升。

同年12月，准备完毕的16军全副苏械跨过鸭绿江，此时该部下辖三个师，每个师配属1个炮兵团和1个坦克团。

整个军约5.3万人，装备各类枪械11260支、各类火炮292门、坦克24辆及近千辆汽车跟马车，堪称同时期我国装备最豪华的一个军。

可惜在这个时间节点，交战双方都有些不想打下去了，因此16军基本只跟敌人发生过一些小型战斗，空闲时间非常多。

拥有强大火力却无处发挥，军长尹先炳心里别提有多郁闷，为了消遣，他竟然在军中公然举办舞会。

本来解放军大多部队都不喜此类娱乐活动，但16军在接受苏联教官培训时，把这个爱好也学了过来，有事没事都举办舞会。

如果在国内放松一下也就罢了，到朝鲜还如此，确实影响太不好。毕竟是异域他乡，毕竟是战场之上，传出去还怎么能说我军纪律严明？

16军政委陈云开是有责任劝诫的，可他也跟尹先炳一样大意，参与了这场胡闹。尹、陈两位军级领导给师级以下的干部都配备女文化教员，主要教跳舞，甚至在军部都开过舞会。

16军32师政委田维新后来就说：军长、政委等带着女秘书，白天办公晚上跳舞，以至“通宵达旦”。

再怎么说还是没有停战的，前线小摩擦时不时会发生，军长、政委心思全都在舞会上了，作战之事就推给参谋长杨俊生。如果不是杨俊生坚守岗位，16军肯定要出更大的乱子。

有一次兄弟部队与敌遭遇，呼叫16军派出一个团支援，军长尹先炳不知为何迟迟没下决心，推说要再观察一番。

这让杨俊生非常着急，他绕开军长，给部队下令增援，这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损失。

后来美军有次突袭16军阵地，想要切断志愿军后勤补给线，杨俊生马上做出反应，让部队一边向前机动，一边向后防御，两面都应付得当，让敌企图落空。

反观本该负责指挥的尹先炳和陈云开，两人完全可以称得上无组织无纪律。有次友军进攻，希望拥有强大炮兵部队的16军提供火力支援。

但陈云开正在驻地举办联欢会，推说通讯设备故障，延误最佳支援时机。此事让志愿军司令部起了疑心，派人下来调查，掌握了一定的违纪情况。

后来一次作战，需要16军紧急支援，可16军却是在4个小时后才做出反应。

这让志司再也无法容忍，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在16军走访三天，这才得到那时尹先炳正在办舞会，陈云开则在后方招待所休息。

并且调查组还掌握了很多可怕的情况，尹先炳将一位朝鲜女同志提拔成秘书，关系往不健康的方向发展，甚至闹出了人命。

陈云开对于军中种种错误视若无睹，还不时参与其中，这是严重的渎职。除了个人生活外，尹、陈二人竟伪造作战报告，明明没有展开的战斗，描绘得惊心动魄，虚报战功；

有些实际损失被弱化，轻描淡写一两句代过，瞒报战损。这些行为如不严肃处理，势必会引起效仿，于是两位军政干部被撤职，观察期结束后还开除了党籍。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中，陈云开入党、任职和授衔诸项前均加了“曾”字，具体原因又没说，主要就出在此事上。（尹先炳是大校，未被列入其中）

当然，有坏同样也有好，16军参谋长杨俊生的表现就非常亮眼，前面说的好几次危机都是他化解，并且他代为指挥期间，发现美军改变了战术，也迅速改变策略，制定“三级预警机制”。

即前沿观察哨、中途联络站与后方指挥部三级随时保障信息通畅，运用独特的联络方法，快速反应，确保及时性和准确性。

既然他有能力又有态度，志司在撤掉尹、陈二人后就让杨俊生出任代理军长。在其位谋其政，杨俊生很快又推出“四不准则”：不拖延、不隐瞒、不浮夸、不懈怠。

在这种精神指导下，16军的训练、风气为之一新，很快又不断取得值得庆贺的战果。

因为在朝鲜的表现不同，三人的后续发展也截然不同。

尹先炳作为主要责任人，原先的正军级被改成准军级，拟授的中将也改为大校，并给予留党观察处分。本来在两年观察期内，只要他表现良好，还是有机会重新恢复工作。

但他似乎自暴自弃，回国后再次因作风问题被举报，总政派人调查，他拒不承认，但最后还是查出确实有问题。

屡教不改、欺瞒上级，罗荣桓元帅对他非常失望，1956年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对尹先炳进行最后的处理，开除了他的党籍，所有职务都撤销。

陈云开也有一定责任，但他回国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高干文化班学习时态度良好，不断检讨、反省，所以组织网开一面，55年授予他少将军衔，后来他在总后西安办事处担任副主任。

杨俊生则得到了大力提拔，55年被授少将，后来还担任过北京卫戍区政委、第2炮兵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命运完全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