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其对佛教的态度有过几次较大的转变。贞观初年，他废除了先皇高祖李渊的排佛诏令，修佛寺建庙宇，崇信佛教，而且倡导“佛先道后”。

贞观十年，李世民开始主张“佛道并重”。贞观十一年，他又颁布“抑佛”诏令，转而崇道，将道教排列在佛教之前。到了晚年，他对佛教的态度又发生变化，变得非常关心佛事。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李世民之针对佛教的宗教政策的一再变化，是基于一种平衡原则的考虑——他不想自己的王朝出现外来的佛教一统大唐的宗教界，跃升为国教的局面。

所以，当李世民发现道教比佛教的分量要轻得多时，立即出手予以制衡。佛教之减与道教之增同时进行，抑佛伊始，也就是崇道开端。

但是，李世民颁发抑佛诏令，公开抑佛崇道之后，终其贞观一朝，佛教的势力仍不可小觑，依然是大唐王朝规模最大的宗教，这又是为什么？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则，佛教本身的实力强大。

源自印度的佛教，自从东汉初年西域胡僧“白马驮经”来到中国后，凭借其因果之说和对极乐世界的描述，得到了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发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描述，就极道其盛。

佛教寺庙（图像）

后来，虽由于某些原因，佛教出现过盛极转衰的情况。然而，统治者们最终领悟到，使人们望风景从的来世之说并不是可怕的敌人，而是可以利用的工具。

故而，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一统华夏的隋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大张佛法。隋炀帝时期，佛教更是由盛而炽。

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因，那就是李世民推行的、主要针对佛教的“示存异方之教”的宗教政策。

这一借李世民的长孙皇后之口道出的宗教政策，揭示了唐太宗对外来宗教采取一定程度的开放政策的思想：允许佛教公开传教，吸收信徒；同时，限制它的传播、散布，不能任其过度发展，以示“道先佛后”之意。

对此，在《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中，李世民曾开宗明义地指出：“老君垂范，义在于清虚；释迦遗文，理存于因果。”

发号施令的李世民（塑像）

李世民虽然因佛教发展势头强劲而颁布诏令抑佛，但他不是排佛，也没有打算将其废除。这说明，对于佛教，李世民既想加以利用，又要避免其一家独大，减轻其“危害”。

当然，用当代的宗教政策去衡量李世民那时的做法，我们会说李世民独裁专横，不与人以宗教信仰自由，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真面目。

事实上，就当时人民凋敝，人口减少的实际情况而言，抑佛是极为有效的一个措施，是一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国策。因为，佛教带来了人口的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李世民主张“示存异方之教”，也不是说对佛教放任自流，撒手不管，而是采取了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做法。

如，他寻求佛、道两家“弘益之风益智”的统一面；他竭力将佛法纳入儒家礼教的轨道，以及将不同教派纳入一乘之宗的轨道等。

《佛说阿弥陀经要解》（图示）

李世民如此行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纳诸轨物”。那么，他又是如何将佛教“纳”之入“轨”的呢？

首先，李世民将佛教的某些教规纳入儒家礼法范围，除去佛教之中一些与尚儒的中国社会相悖的因素，以儒学的某些经义约束佛教越轨，使其形成有别于印度本土佛教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就极重孝道——“百善孝为先”。尤其是儒家兴起后，孝道就更成为中国的传统美德。

但是，唐朝建立以前，子女一旦出家做了和尚、尼姑，便成为佛家弟子，出家无家。这时，父母见了都要反过来拜他们。

此种现象，显然和中国的文化传统背道而驰，这也是以统治者为首的很多人反感、排斥佛教的原因之一。

于是，李世民便用儒家观点更正了佛教这种“无父”的行为。如，他明确规定：佛教徒见了自己的父母，仍应行跪拜之礼。

跪拜中的佛教徒（图像）

其次，李世民力图统一佛教内部分散的各个派系，将其纳入一乘之宗。

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处在长期分裂状态，政权更迭频繁。

这一时期，霸居一方的各统治者都设法让佛教徒为自己服务。

如此一来，不同地域的佛教徒服务于不同的统治者时，为了迎合他们的某些意愿，被迫对自身作相应的变革，以适应动荡的时局。而且，由于政治原因，各政权辖制下的佛教徒基本不相往来。

天长日久，各地教派纷呈，教义阐释互异。

唐王朝统一华夏后，统治者既要求政治上的统一，也要求文化思想的统一。那么，对于舶来品佛教，自然就要采取措施，使之贴近乃至融合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其中，结束佛教中各流派之间纷争不休的佛性问题，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长安城内有三论宗、慈恩宗、律宗、禅宗、密宗等佛教派别。

佛教派系图（图示）

晚年的李世民支持玄奘翻译西来佛经，就是他试图一统佛教派别纷争的措施之一。

李世民曾为玄奘西行取经的虔诚和坚韧不拔所感动，赞叹不已。贞观十九年正月，玄奘回到长安不久，李世民亲自召见了他，并答应了他的请求——选贤才学梵文、译佛经。

此时，李世民虽然已经从崇佛转向抑佛，但为了统一佛教各派纷争，他仍答应了玄奘翻译从印度带来的佛经的请求，并十分关心译经工作。

李世民经常通过太监、内侍，将其旨意直接传达给玄奘，了解有关情况，并多次令他严格按照梵文原貌予以直译。李世民欲借精确阐释佛理，统一大乘诸宗，统一佛教教义，平息各派纷争。

综上所述可知，虽然由于思想变化，李世民在不同时期对佛教的态度、处置措施有所不同，但就总体情况来看，他对佛教既不主张一棍子打死，也不想任其发展；既允许宣扬，又加以限制。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佛教等宗教，是在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找精神出路时自然而然产生的。一旦产生并成熟以后，它就会成为灵魂安慰品，人们赖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心灵的安宁。善加利用，即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社会动乱。

为此，一个聪明的政治家是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人为地铲除宗教的。故而，李世民才有了属意佛教的“示存异方之教”的宗教政策。

抑制为主，利用为辅；开放有节，抑用并举，是李世民之宗教政策中对佛教的真正态度。

言而总之，无论李世民尊佛重道，还是重道尊佛，其目的都是为了对民众进行政治上的统治、精神上的控制。

主要参考文献：《贞观政要》、《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