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遂困笃，己酉，崩于含章殿。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纪四》

司马炎算不算一个好皇帝？并不算，尤其我们在上一篇里介绍过，正是经他之手，开启了八王之乱的乱局。天下在仅仅统一二十多年后，就又重新陷入分裂长达近三百年，中原板荡，生灵涂炭。如此作为，实在算不上是一个好皇帝。如果纯以后果来论，那么司马炎是能被列入历代皇帝最差者之列的。但他又实在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坏皇帝。坏皇帝们的特质标配，诸如刚愎自用、残忍好杀、骄奢淫逸、昏庸无道之类，司马炎几乎都没有。甚至单纯从个人品质来看的话，历史中的司马炎完全就是一副好皇帝模样。《晋书》里对他的盖棺定论是这样的：“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

翻译过来就是：器宇度量开阔宽厚，聪明通达，喜好谋划；能容纳直言，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有不庄重的仪表。这实在是很矛盾的一个事。就好比你们公司有一位好领导——这个“好”不止是老好人的好，还是有领导力的好，但就是这么一个“好领导”，却让公司在他离职后的几年内就严重分裂，并最终倒闭。这样的领导还算是好领导吗？想要搞清楚这个矛盾，我们就得先回到历史中去，然后再来看当时发生的那些事。

（图片来源于网络）

话说晋武帝司马炎在灭吴以后，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人一得意就想要显摆，尤其是想获得来自别人的夸赞。虽然你知道他要夸些什么，也知道这些话包含有很大的客气恭维成分，但你听着那些彩虹泡泡从别人嘴里吹出来，还是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舒畅感。某次，武帝又问大臣刘毅，你觉得我可以跟汉代的哪个皇帝比呢？没想到刘毅特别不给面子，说，桓帝或者灵帝吧。期待中的赞美变成了埋汰，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埋汰，武帝当时就有点不开心：我德行虽然不如古人，但也知道克己复礼！我平定了吴国，这是混同宇内的战功，怎么也比桓灵强吧！可是刘毅回答道：桓帝和灵帝卖官，钱还是进了国库的。不像皇上您卖官，钱却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么一比，你还不如他们俩呢！武帝被当众揭短，实在尴尬，只得哈哈大笑，然后强行给自己挽尊：桓灵时期，可没有你这样忠正直言的好臣子啊，所以我还是比他们强的！哈哈哈哈……

刘毅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因为他一直都是这么说话的。刘毅为官几十年，干得最多的就是纪检监察的活，从郡功曹一直做到了纠察百官的司隶校尉。监察官做久了，职业习惯使然，说话做事都像个“刺头”。就好比这一番对答中，武帝虽然卖官，但远没有到桓灵之流的地步，可刘毅偏就要这么比。

被当众打脸的滋味不好受，但晋武帝却不是心胸狭隘之辈，他并没有因此而贬斥刘毅。刘毅继续做他的司隶校尉，后来还升了官。武帝其实是看中刘毅直言进谏的正直之气的。当时朝廷承平日久，奢靡之风渐甚，正需要像刘毅这样的清介耿直之士出来纠偏。因此他虽然冲撞了武帝，但武帝却没有因言废人，而是让他继续留任，整肃朝政纲纪。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刘毅指出武帝卖官，这个事情武帝后来改了没有。很有可能是没有改的。任用刘毅是一个方面，但他提出的问题要不要改，却是另外一个方面。

（图片来源于网络）

类似的事，在刘毅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刘毅曾经上书，指出九品中正制的问题所在。并且他还跟卫瓘共同提议，希望改革九品中正制。对于刘毅提出的问题，武帝很是赞同。但这件事的结局，跟前面的很类似：又没有改。就是说，你说的的确都很对，但我不改。为什么不改呢？可以推测，应该是难度太大。自曹魏建国以来，九品中正制已经实施了六七十年，其中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虽然有问题，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就必须取消。就好比如今的高考，不是说你能指出它的问题所在，它就能被替代的。高考可以说是中国如今最大的阶层流动体制，牵一发而动全身。小修小补都能引起轩然大波，更何况是整个取消，到时候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也无法预料。因此，在事关九品中正制的建议中，很可能不是晋武帝不愿意改，而是不能改。很多时候，他只能这么将错就错。

（图片来源于网络）

武帝的这种处事方式，其实我们在之前讲西晋灭吴之战的时候，体现得更明显。西晋灭吴后，朝廷很快卷入到一场龃龉之中：王浑 与 王濬 争功。当时，王濬率领舰队从益州出发，一路顺江而下，由建业上岸。东吴的末代君主孙皓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抵抗，途穷而出降。但另一方面，却是王浑击败了建业的吴军主力，才使得王濬可以顺利登陆。而双方的争执，主要体现在指挥权问题上：王浑向武帝控告，王濬不听他的指挥。王濬则辩解说自己当时没有收到相关诏令，不知道要听从王浑指挥。这件事在下到百官杂议后，史料中到处都出现了“有司”的身影。“有司”，就是有关部门。具体是哪些部门，书上没说，不得而知。但是，这些有司的立场却出奇的一致，都认为王浑有功，王濬有过。纵览上述的伐吴过程，你无论如何都看不出王濬的过错在哪里。但洛阳的有司就是这么判的。原因也很简单，王浑是自己人，王濬是外人。王浑出自于太原王氏，是数得上号的高门大族。他的父亲王昶在曹魏时期任三公高官，妻子是曹魏太傅钟繇的曾孙女，儿子是晋武帝的亲妹夫，两个女婿分别是西晋大臣和峤与裴楷，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卫瓘的儿子。而王濬的履历则单薄得多。他是羊祜的故吏，因为深受羊祜赏识才得以居任益州刺史，并成就灭吴大业。但当时羊祜已死，而王濬自己从来没有在洛阳任过职。对于洛阳官场而言，这完全就是个陌生人。这种局面之下，百官杂议出这么个结果再正常不过。我们虽然不知道“有司”里都是哪些人，但不难想见，王浑跟这些人七拐八拐总归是能扯得上关系的。不像王濬，洛阳城能有个认识他的人就不错了。武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来便让廷尉刘颂负责这件事。最后，刘颂的评议结果是：王浑上功，王濬中功。武帝对这个结果依然不满意，他认为刘颂身为廷尉不能秉公执法，因此将他降职为京兆太守。

对比之前“一功一过”的结论，这其实已经是刘颂所能给出的最好处理结果了，既没有违背洛阳官场的“公论”，又给王濬争取到了最大利益。难不成，你还指望着刘颂一个人去推翻整个洛阳官场的共识？毕竟他自己以后也还要在洛阳混的。

这番道理，武帝也想到了。他意识到自己有些冤枉刘颂，随即就又给刘颂改了任命。同时，他再也不想浪费时间，直接跳过“有司”，自己做出了最后的奖励决定：王濬封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京陵侯王浑晋爵为公。在这里，武帝绕开“谁的功劳更大”这个问题，给两个人都加了官晋了爵。当然，因为王浑的官爵本来就高，所以王濬再升职也还是在王浑之下，这就巧妙的避免了矛盾。然而“有司”又跳出来了。他们说，“辅国”这个军号并不是大官，因此不应该配置相应的官吏和官员仪仗。武帝也懒得跟有司计较了，你们说是就是吧。但我下特旨给王濬这总行了吧？最终，武帝按照“四征”“四镇”将军的标准，给王濬配齐了人员车马。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事实上，其中掩藏的矛盾与不和，却相当严重。从整个过程来看，洛阳官场对于王浑的偏向昭然若揭，武帝对于这种厚此薄彼也心知肚明。但纵观武帝的处理方法和手段，他虽然用自己的方式避免了这种不公平，可对于不公平背后的种种现象和深层逻辑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如果说关于九品中正制的改革可能是因为动作太大，晋武帝投鼠忌器而不敢下手，才任由问题存在。那么，对于这种“官官相护”的官场风气都听之任之，是不是就有些说不过去了？这其实才是武帝一朝真正的大问题：很多时候，武帝明明知道问题的所在，但他就是不愿意去触碰那些问题。或者说：他更愿意去纠正问题本身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去解决问题。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讲过一个很有名的笑话：

有人中了箭，请外科医生治疗。医生的处理方法，是将箭杆锯下了事。病人很奇怪：那箭头怎么办？医生说：那是内科的事了，你去找内科医生看。

你看这个笑话的时候，会觉得荒诞不经，但若把晋武帝的所作所为套进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明明知道这个国家的制度中存在问题，也明明知道官场习气日渐沦落，但他做了什么没有？做了，也没做。他解决了表面的问题，但深层的问题还是留在那里。就像笑话里的那个外科医生一样，把箭杆锯掉，把伤口包扎好，看上去问题就解决了。那以后怎么办？也好弄，下次要是感染了，就重新清创缝合，再包扎一次呗，到时候看起来不就又没事了吗？再说了，下次也许就不感染了呢？或者这个病人下次就不找我了呢？总之，我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是我处理掉了眼前的问题。

我们不妨把这个话题大而化之一下：有没有一种放诸四海的好制度存在？

肯定没有。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套好办法，那么管理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了。大家都只要把自己往最优模型里一套，一切问题不就都迎刃而解了吗？

现实当然不会如此。任何一个机体，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都是在问题和解决问题中不断循环的：出现一个问题，解决掉；再出现一个问题，再解决掉......以此反复。一个人生了病就治，治好之后，再病，就再治……直到有一天，治不好了。组织也一样，出现一个问题，解决掉；再出现，再解决......直到有一天，问题太大，或者问题太多，再也解决不掉了，那就只能等死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历代王朝中，总有一些帝王被称为守成之主。什么叫“守成”呢？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遵守成法。但事实上，所谓的“守成”时代，大都是任由问题和矛盾积攒的时代。问题总是不停出现的，然后需要被不停的解决掉。但总有那么一些君主，他们由于主观能力或者客观环境的原因，没有能够解决掉问题——好一点的，能做一些控制和延缓；差一点的，就完全任由问题蔓延了。他们所幸的，无非是运气好，没有碰到问题接连爆发的那一天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晋武帝的作为，特别像一个守成之主。他能够延续司马氏三代的基业，能够妥善处理好群臣之间的关系……如果从“守业”的角度给他打个分，那么他是要高出及格分不少的。但问题是，历史却偏偏跟他开了个玩笑。把这枚淡如菊的男子，放到了开创之君的位子上。作为开国皇帝，他需要肇基为业，订立百世不易之规则；他需要革故鼎新，破除前朝的种种积弊；他需要以身作则，为后世子孙之垂范......这是每一代开国皇帝都要做，而且都会做的事。但晋武帝没有做到。他从父亲手中接过基业时，已经是司马氏的第四位掌门人；而他自己也并没有经历过战火与兵戈的淬炼，只是一个生于洛阳长于洛阳的贵族子弟。放眼望去，满朝的大臣公卿不是他的叔伯长辈，就是他的童年故旧。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才能够理解晋武帝在史书中获得的赞誉，“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这些词汇描摹出来的，完全就是一个被精心养成的优秀贵族形象。他很聪明，他有气度，他总是虚心接受别人意见，从来不当面发怒。但仅仅拥有这些品质，远远不足以做一个合格的开国君主。《清史稿》在评价康熙时，说他“虽曰守成，实同开创”。这句话，完全可以反着用在晋武帝司马炎的身上：“虽曰开创，实同守成”。从曹操平定北方，到晋武帝司马炎身故，差不过已经过去了一百年的时间。这期间，中央朝政，甚至于中国北方，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变动，各项制度也从无到有再到逐步成熟，政治的运转基本上做到了规范和稳定。但伴随着和平和稳定的，是各种问题的浮现。比如，曹操当年曾经打击过的地方豪强，如今被重新纳入政权，膨胀之势，愈发明显；又比如，官场的骄奢淫逸之风已经愈演愈烈，石崇和王恺斗富，竟然成了众人口中津津乐道的话题；再比如，匈奴式微以后，鲜卑崛起，长城以内——甚至于关中，都开始有异族叛乱。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王朝在和平年代所积攒出来的。王朝若要延续，这些深层次的致命问题就需要被清理。然而，魏晋禅代这一非典型的朝代更迭过程，却没有对这些问题做一个了断。而完成这一过程的司马炎，又是从上流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贵族子弟，但依然是洛阳权贵圈中的一员。既然如此，那么这些积弊在他手里继续延续，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他本来应该解决掉这些问题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司马炎既然没有承担起他的责任，那么由他创立的这个国家，就必须接受随之而来的恶果。大晋朝从一开始，就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国过程，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国皇帝。这个问题，用传统史学家的话语来讲就是：得国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