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抱怨：奶粉是假的，酒是假的，楼房是"豆腐渣"工程。修冰箱的师傅故意使诈赚取昧心钱，而他住的房子可能也是另一个黑心开发商的"杰作"。这种"你害我，我害你"的互害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

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需要回溯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历程，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中寻找答案。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之上，是一个典型的重复博弈环境。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受到长期利益的制约。一个卖菜的商贩若在熟人社会中缺斤短两，很快便会声名狼藉，无法继续经营；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也很难在本地为子女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这种社会机制迫使人们遵守规则、保持诚信，因为任何短期投机行为都会招致长期惩罚。王伟忠描述的眷村文化正是这种熟人合作的典范——村民通过互助借贷解决紧急需求，形成良性循环，所有人都成为长期合作关系的受益者。

然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这种熟人关系往往局限于狭小的地域和血缘范围。明代苏州籍状元申时行曾痛心疾首地形容自己的家乡为"鬼国"，民风败坏。历史资料显示，传统中国社会对本村本乡人可能尚存温情，但对外人则毫不留情。这种内外有别的道德标准，暴露了中国熟人社会的局限性——它未能将合作互信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范围。中国社会从熟人向陌生人的转变，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根源。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体制就不断瓦解民间自组织能力，防止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小共同体形成。法律鼓励"告亲"，思想灌输"大义灭亲"，将皇权忠诚置于家庭伦理之上。这种系统性破坏导致中国社会无法发展出西方那种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组织——教会、行会、自治城市等。孔子主张的"爱有差等"（先爱家人，再推己及人）被扭曲为对遥远统治者的盲目效忠。经过几千年这样的制度改造，中国社会终于成为一盘散沙式的陌生人社会。

40年代后，随着宗族制度和乡绅阶层的彻底瓦解，中国最后残存的熟人社会基础也被摧毁。举报亲人、批斗父母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荡然无存。这种社会结构的脆弱性在饥荒等危机时刻暴露无遗——当制度性保障缺失时，缺乏互信与合作习惯的社会迅速陷入互害状态。历史学者对张献忠屠川的重新审视揭示，许多暴行可能并非来自单一统治者，而是社会崩溃后群体互害的结果。在缺乏小共同体支撑的陌生人社会中，人们理性地选择了一次性博弈策略。排队插队、欺诈蒙骗、急功近利，这些行为在单次博弈中确实是"理性"选择——当未来不再有交集时，背叛比合作更能带来即时利益。这种逻辑延伸到极端，就表现为中国社会普遍的互害现象。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症结正在于这种"大共同体"压制"小共同体"的独特结构，导致社会资本无法积累。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熟人社会都能产生积极效果。中国式的熟人社会往往伴随着特权寻租、规则破坏等问题。"在家里放个屁，全胡同都能听见"的过度亲密，反而可能催生裙带关系和腐败文化。将几百个中国人置于荒岛环境的假想实验虽然极端，却折射出我们对自身文化缺乏合作能力的深层忧虑。这种熟人社会与真正健康的公民社会仍有本质区别。

信仰维度或许是解读中国互害文化的另一把钥匙。中国人表面上是多神论者，见庙就拜，实则内心深处常驻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论是佛教徒的功利性拜佛，还是一些基督徒的形式化信仰，都缺乏那种改变生命本质的"神性"力量。雨果《悲惨世界》中主教赠与冉阿让银器的经典场景所展现的宽恕与信任，在中国文化中难觅踪影。这种信仰缺失使社会难以形成超越血缘的普遍信任机制。要改变中国互害型社会，重建社会信任，可能需要多管齐下：在法律层面加强契约精神，在制度层面允许民间自组织发展，在教育层面培养公民意识，在文化层面反思我们的信仰缺失。欧洲中世纪商人之间跨越地域的信用网络，日本町人社会的商业伦理，都证明人类可以建立超越熟人圈子的普遍信任。中国互害现象不是民族性的原罪，而是特定历史路径下的制度悲剧。从朱元璋禁止民间海上贸易，到雍正废除贱籍的失败改革，历史显示中国社会并非没有自我更新的尝试。解开这千年困局，需要我们对政治传统、社会结构、文化心理进行系统反思。只有当中国人重新学会在陌生人中建立信任，这个古老的文明才能真正走出互害的泥潭，构建起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