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六镇起义是元魏后期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了中国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六镇起义后，元魏政权逐步分裂、灭亡，中原大地再次陷入了长期的的混战，尔朱荣、宇文泰、高欢、杨忠、李虎等枭雄陆续登场，中国历史拉开了隋唐亮相的帷幕。

（一）

柔然，公元4世纪至6世纪活跃在中国北方的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其祖先木骨闾原本是一个奴隶，被鲜卑拓跋部抓获后充作骑兵中的一员，后因获罪而叛逃，依附于高车族纥突邻部。木骨闾死后，其子车鹿聚集亲信，组建部族，自号为柔然。

柔然部族自成立开始就和高车族和鲜卑拓跋部族进行长期的斗争，并于公元402年建立柔然汗国。柔然汗国的国土最大时“东起朝鲜、西至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北渡流沙、南临大碛”，王庭位于敦煌、张掖的北部区域，形成了和南方元魏长期对峙的局面。

齐魏时期地图

柔然汗国建立后，仍然时常南下侵袭元魏边塞，而且它充分发挥了游牧民族军事力量机动性强的特点，优势则战，劣势则远遁。元魏朝廷对此颇为头疼，从道武帝拓跋珪开始，每次南下征战中原都要防范柔然寇边犯境。始光元年(公元424年)，柔然首领大檀可汗率六万大军南下，一路烧杀掠夺，甚至攻陷了鲜卑旧都盛乐宫。为了复仇，更是为了一劳永逸解决柔然这个心腹大患，元魏太武帝拓跋焘率亲率大军北伐，此战虽然斩获颇丰但并未完全消灭柔然，柔然造成的边境之患依然长期存在。

为了安心攻略中原，元魏朝廷不得已在国都平城北部修缮长城，并以长城为依托设置诸多军镇，构筑了较为完善的军事防御系统。在诸多军镇中，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自西向东的六大军镇比较有代表性，被统称为六镇。

六镇分布示意图

自此，六镇成为戍卫元魏边疆安全的重要屏障。

元魏前期，六镇镇人中有鲜卑宗室和勋贵子弟为首的鲜卑士卒，有战败被安置于此的北凉、后燕汉人，还有臣服和掳掠而来的高车（敕勒）、匈奴等其他部族的民众，形成了胡、汉、蛮等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

和平末年,冀州刺史源贺建议“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魏主拓跋濬“诏从之”。自此，元魏朝廷将部分罪犯发配到六镇充做底层镇民，六镇的镇人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胡人汉化、汉人胡化，六镇逐渐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之地。

（二）

北方六镇从设立之初就和元魏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意义重大。柔然汗国前期(公元402年—487年)重点攻伐对象就是元魏，这个时间里，双方在边境发生战争近二十次次，柔然胜少负多。在与柔然的作战中，六镇作为军事指挥基地，同时也是军事战略物资的供应中心，六镇镇人也充当抵御柔然侵袭的重要力量。正是这个原因，元魏中央朝廷对其十分重视。《魏书·官氏志》记载：

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但不治民。故位重于刺史。

也就是说，北魏前期在北方边镇设置镇都大将,其职责是统帅兵马和防御北疆，与州刺史相同。镇都大将简称为镇将，不仅统兵备御，城隍、仓库之事也由镇将负责，只是不治民，镇将的地位重于刺史。

这个时期，一般人是没有资格担任六镇镇将的。《魏书·元深（渊）传》记载：

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复通赋，可理解为赋税）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

《北齐书·游兰根传》也提到：

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

也就是说，六镇镇将、统领级别的高级长官大多是比较重要的元魏宗室、勋贵，至少也是深受元魏朝廷信任的重臣，他们由中央朝廷直接任命，担负掌控六镇、戍卫北疆的使命。同时他们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可以得到更多升迁机会，并享受免除租赋的特别优待，被视为“国之肺腑”,“当时人物，欣慕为之”，是六镇最尊贵的一类人。

除此之外，元魏在物资供应方面也给予了六镇足够的支持。

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刁雍任薄骨律镇将时，“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但出发地距离沃野镇八百里，途中多是沙漠，运输极其困难，而且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于是，刁雍建议造船二百艘，沿黄河上游行进，仅需千人即可完成运输任务。太武帝拓跋焘对此非常赞同，下令“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

刁雍运粮路线图

可以想象，类似的运输粮草行动绝非个例，艰难的物资运输供应很可能是定期进行的。刁雍献策运粮事件足见六镇受元魏朝廷重视的程度。

不过，六镇底层民众、士兵的地位是谈不上高低的，只是在六镇军事地位比较高的情况下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他们的所受的盘剥不会太重，生活也会相对轻松。

（三）

六镇镇人所受的优厚待遇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皆缘于北方强邻：柔然。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柔然由盛转衰，元魏国内形势复杂，六镇的地位也产生了巨大变化。

太平真君十年（公元449年），太武帝拓跋焘再度北伐并重创柔然，“尽收人户畜产百余万”，柔然“怖威北窜，不敢复南”。皇兴四年（公元470年），柔然犯境，献文帝拓跋弘率军迎战，“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作《北征颂》,刊石纪功。”

柔然对元魏的战争屡次失利后便放弃了正面对抗元魏，恰好此时的西域诸国私下联络元魏请求归附，这是柔然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便集中力量将作战目标转向了西域诸国。元魏因国内诸事牵制，无力西顾，柔然对西域诸国拥有了绝对的统治力。《宋书》载：

焉耆、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并役属之。

取得西域诸国的柔然实力大增，然而，柔然对治下其他各民族的高压统治使得其受到的反抗愈演愈烈。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高车族的副伏罗部落首领阿伏至罗率部西迁，建立高车国，并主动和元魏联络以抗衡柔然。

高车国建立后和柔然之间战争不断，大大削弱了柔然的力量，柔然再无力发起对元魏的大规模战争。据《魏书·蠕蠕（柔然）传》，从公元487年高车国建立到北魏灭亡，柔然只有3次犯境，其他的时间则是向元魏朝贡、臣服。

元魏北部边境获得了短暂的安宁，在中央朝廷的眼中，六镇的地位似乎不再那么重要。六镇镇人的地位开始了明显下降，其内心不满的种子开始种下。

六镇及镇人地位大幅下降是在孝文帝改革时期。

一方面，孝文帝迁都洛阳，六镇拱卫旧都平城的光辉使命不复存在，甚至沦为专门流放罪犯的地方，可谓藏污纳垢，治理乱象百出。《北史》记载:

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纵，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

这个时期的六镇镇将职务可谓人嫌狗弃，已经从当年的“忻慕为之”转变为“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六镇地位的下降使得六镇中高层官员变本加厉地对底层镇人进行盘剥，这又加剧了底层镇人对中央朝廷的不满。

另一方面，孝文帝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定姓族，明确贵族门第等级。《魏书·官氏志》记载：

欲制定姓族...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緦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

孝文帝效仿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创立了具有元魏特点的门阀制度，确立了部分鲜卑贵族在门阀制下的超然地位，同时也保障了身在元魏的中原世家大族的利益。元魏门阀制度的确立客观上为延续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打下了基础，维护了世家门阀在选官方面所享受的便利和特权，也促进了鲜卑人融入汉文化的进程。元魏末年南梁将领陈庆之就发出“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的感叹。迁洛鲜卑贵族几乎彻底消除了鲜卑部族的文化烙印，以清河王元怿、临淮王元彧为代表的元魏宗室在这文化礼仪方面与中原士人别无二致。

然而，门阀制度的确立也造成了巨大的阶级矛盾。《魏书·张彝传》载：

（张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

这里的“清品”就是九品中正制的体现，九品中正制是世家门阀维护利益的重要手段。此时，受门阀的影响，元魏大多数军事将领上升空间十分有限，这是社会阶级矛盾的真实写照。军方武夫对鲜卑门阀敢怒不敢言，只能迁怒于具有三朝元老、皇亲国戚身份的汉人张彝，最终鲜卑军事武人殴打张彝父子至死。

毫不讳言，柔然的衰落和孝文帝改革的一些举措使得六镇地位急速下降，元魏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柔然和鲜卑之间的民族矛盾转化为底层民众和鲜卑、中原世家门阀之间的阶级矛盾。

鲜卑贵族和汉人大地主共同站在了这个国家的金字塔顶端，在繁花似锦的洛阳城迅速堕落腐化，而为元魏出生入死、世代镇守北境的六镇军民几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据统计，元魏前期的君主驾临六镇地区共二百余次，孝文帝迁都洛阳之 初，还偶尔巡幸六镇，后来便将精力完全集中在中原地区。

在这种巨大的变化和反差之下，鲜卑人已然分裂成迁洛鲜卑和六镇鲜卑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的隔阂和矛盾越来越大。

可以说，备受歧视和压迫的六镇镇人内心充满了对中央朝廷的不满和愤怒，这满腔的怒火只需一个契机便会形成燎原之势，席卷整个元魏王朝。

果然，孝文迁洛仅仅三十年后，六镇起义爆发，元魏迅速分裂灭亡，是天命不在，还是人事不修？

（四）

农业在古时的王朝始终是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水、旱、蝗虫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都会对农业经济、社会民生造成严重的破坏和影响，甚至还会对人的生存产生巨大威胁。自然灾害发生后，轻则粮食歉收，重则酿成饥荒甚至百姓大面积死亡。“尸骨遍野”、“人相食”、“易子而炊”等触目惊心的字眼在厚重的史书中比比皆是。

翻开史书，我们可以看到，元魏后期尤其是孝文帝元宏至孝明帝元诩时期，自然灾害异常频繁，水旱、雪霜、蝗虫和地震等记录不胜枚举。

孝文帝元宏从延兴元年（公元471年）八月继位至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春病逝，一共在位29年。在这29年里，只有太和十八年、二十一年里没有关于灾害和饥民的记载，其他年份里各种自然灾害每年甚至发生不止一次。

自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到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的25年时间里，自然灾害尤其严重，大大小小共发生一百五十余次，其中水旱灾害近五十次；就发生年数而言，有16年发生过旱灾，8年发生过水灾。

时至今日，科学技术已经如此发达，农业生产尚且要依赖于适宜的自然气候，在生产力严重低下的古代，农耕和放牧对自然气候的依赖性只会更强。面对地震这种地质性灾害，民众则更是只有听天由命。在史书里，自然灾害的发生可能只是几句话，甚至是了了的几个字，然而它所造成的后果却可能非常严重。自然灾害发生后，饥荒、瘟疫大概率也会随之而来，它们严重威胁着百姓的生存，无情地吞噬无数鲜活的生命。

就比较严重的疫情或自然灾害而言：

皇兴二年（公元468年），“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

延兴三年（公元473年），“相州民饿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

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元魏发生大范围牛疫，“死伤太半”，这无疑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魏廷特地下诏：“其敕在所督课田农...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同年，发生了冰雹灾害，“八月庚申，并州乡郡大雹，平地尺，草木禾稼皆尽。癸未，定州大雹杀人，大者方圆二尺”。

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数州灾水，饥懂荐臻，致有卖鬻男女者”，“南豫、朔二州各大水，杀千余人。”

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宣武帝元恪继位不久，“青、齐、南青、光、徐、兖、豫、东豫，司州之颍川、汲郡大水，平限一丈五尺，民居全者十四五”。

景明二年（公元501年），“青、齐、徐、兗四州大饥，民死者万余口”。

延昌元年(公元512年)，元魏发生大范围的地震灾害，“京师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恒州之繁畴、桑乾、灵丘，肆州之秀容、雁门地震陷裂，山崩泉涌，杀五千三百一十人，伤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马杂畜死伤者三千余”。

......

在这连年的自然灾害中，元魏朝廷也相应采取了开仓赈灾、施粥等救灾举措。然而，面对发生频率越来越高的自然灾害，元魏是否能够妥善赈济灾民？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一段台词：

朕也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可前不久，黄河发大水，决了好多个口子，一夜之间，好几个省，上百万的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一百万人，两百万人，聚在一起，这只队伍，多大？！你没有住，他可以睡在棚子里，睡在路边上；你没有吃的，他就会铤而走险。古往今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起来造反呢？没有吃的他才造反，没有生路他才造反。

《雍正王朝》剧照

我们先看一些比较成功的赈灾案例：太和七年六月，“定州上言，为粥给饥人，所活九十四万七千余口”；七月“冀州上言，为粥给饥民，所活七十五万一千七百余口”。虽然这两个数据很可能被严重夸大，不过，也能反映出面对众多灾民，元魏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饥饿而死的百姓数量。

毫无疑问，受自然灾害的冲击，百姓财产必然遭受巨大损失，甚至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受灾百姓就会变成危险的定时炸弹。我们无法得知元魏朝廷在其它时期是否能够有效地赈济灾民，但从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到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元魏治下发生大大小小的起义或反抗事件多达28次！如此频繁的的百姓起义恐怕是元魏朝廷赈灾力度不足的真实反映。

在累年的自然灾害之下，北方六镇镇民同样生活艰难，越是如此，就越凸显管理乱象。宣武帝时期，源怀奉命巡行北镇，就已经发现六镇的种种弊病，他上表：

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蓄亩。然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

到了孝明帝正光年间，元魏北部地区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恭顺臣服多年的柔然由于受灾严重遂出兵南侵，劫掠一番后便迅速向北远遁。这一事件引发了六镇镇将和底层镇人之间的严重冲突，直接导致六镇起义的爆发。

（五）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诗是晚唐诗人杜牧所做，其核心是在朝廷崇佛、追求长生的现状下，对统治阶层奢侈无度、民不聊生现状的担忧，更是一种劝谏。不过，如果元魏权贵看到这首诗可能会不屑一顾：四百八十寺算什么，来魏都洛阳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气势恢宏，什么叫做万僧朝佛！

孝文帝太和初年，元魏朝廷对佛教的发展采取了一些规范性措施，如太和三年左右：“为行凡粗者，有籍无籍，悉罢归齐民...其诸州还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太和十六年，发布诏令：“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着于令。”

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元魏正式迁都洛阳。元魏中后期，统治阶层崇佛，迁都洛阳后，尤其是宣武帝元恪以来，佛教的发展异常迅猛。宣武帝延昌中年（公元512年前后），“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到了正光年间（公元520年-525年），“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从宣武帝到孝明帝这短短十数年里，佛寺庙宇新增一倍多，僧侣人数更是暴增不知多少倍。

在洛阳的众多佛寺中，胡充华所立永宁寺堪称最为壮观华丽，“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其规模不一定是绝后，但绝对称得上空前。《洛阳伽蓝记》用了大量笔墨描绘永宁寺之壮丽：“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剎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缫绮疏，难得而言...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

永宁寺塔复原图

北魏灭亡之年（公元534年）的二月，永宁寺“浮图为火所烧...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不难想象，修建数量庞大、规模壮观的佛寺必然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资源，仅仅天宫寺修建释迦牟尼像，就“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这场宗教狂热运动的兴起可谓元魏朝廷和佛教一拍即合的结果。一方面，佛教为自身发展不惜神化元魏统治者。《魏书·释老志》记载：

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另一方面，元魏朝廷官吏要为自身贪腐行为寻找精神寄托，他们深信只要斥巨资崇佛就能够除去自身罪孽，保证来世再享荣华富贵，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

外戚冯熙乃是冯太后之兄，其人笃信佛法，《魏书》记载：

而在诸州营塔寺多在高山秀阜，伤杀人牛。有沙门劝止之，熙曰：“成就后，人唯见佛图，焉知杀人牛也。”

这个时期佛教的无序发展反映了元魏统治阶层堕落腐化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在自然灾害频发的社会背景下，百姓难有喘息之机，国事艰难、民生凋敝，而元魏权贵的生活却极尽奢靡，挥霍无度。

孝明帝时期的元魏宗室高阳王元雍,是奢侈腐败的典型，“居业第宅,匹于帝宫”，“僮仆六千,妓女五百”，“一食必数万钱为限”。也难怪李崇曾对人说：高阳一日敌我千日。李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富倾天下，僮仆千人。

同时期的另一宗室元琛比元雍还要奢侈,元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缋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元琛曾放言：“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掖，画卯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

此时，西晋时期晋武帝司马炎的舅父王恺和荆州刺史石崇斗富的情景似乎重现。

在这里要提一下，成书于隋王朝的《颜氏家训》有一节内容：“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僮八百,誓满一千；朝夕每人肴膳,以十五钱为率”。文中，这个北齐将领的家僮每天餐费标准为十五钱，这个标准应该不会低于底层百姓。这种生活标准和一食万钱的元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社会贫富差距之大以至于此。

再往前看，宣武帝元恪继位之初，辅政大臣元禧“贪淫财色，姬妾数十，意尚不已。衣被绣绮，车乘鲜丽，尤远有简娉，以恣其情…奴婢千数”。另一个辅政大臣元详则更是“嬖狎群小，所在请托，珍丽充盈，声色侈纵，建饰第宇，开起山池，所费巨万”。王公贵族挥霍奢侈如此，普通官员只会竞相效仿。

毫无疑问，在生产力严重低下的封建农业经济社会中,如果没有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这种程度的奢侈纵欲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高度集中的社会财富也意味着官员滥用手中的权力，毫无限制地敛财。事实也确实如此，元魏后期，从最高统治者到地方州郡官员，几乎都在不择手段地疯狂搜刮民财，整个王朝吏治严重败坏。

事实上，孝文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些措施整饬吏治，其决心也很大。颁行俸禄制后，“更定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法令异常严格。法令制定后，孝文帝“遣使者巡行天下，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徐州刺史济阴王元郁、定州刺史胡泥、益州刺史李洪之、齐州刺史高遵等皆因贪腐而被赐死。孝文帝的这些举措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魏书·良吏传》记载：

高祖肃明纲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

宣武帝元恪继位以来，“垂拱无为”，“宽以摄下”，因贪赃枉法而丢掉性命的官吏绝少，再加上元恪为了对抗几个辅政大臣掌控朝政，宠信恩幸，扶持权臣高肇，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朝廷法令逐步成为一纸空文，官僚集团的贪腐之风重新抬头且愈演愈烈。

郢州弘农太守寇臻，“坐受纳，为御史所弹，遂废卒于家”；定州大中正李宣茂，“坐受乡人财货，为御史所劾，除名为民”；于烈之子于祚“袭父爵。除假节、振威将军、沃野镇将，贪残多所受纳。坐免官，以公还第”；元琛“世宗时，拜定州刺史…多所受纳，贪惏之极”。

这只是在宣武帝时期众多案例中的几个，到了孝明帝时期，吏治更加腐败。

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就是元魏宗室广阳王元深。元深本名元渊，其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为六镇地位下降提供文字依据，六镇起义发生之后，元深上书：

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为此，无不切齿憎怒。

在元深所上表中，他针砭时弊，慷慨激昂，令人叹服。然而讽刺的是，元深出任恒州刺史之时，“在州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

这只是众多贪腐官员的其中一个而已，至于生活奢靡无度的元琛、元雍，发起政变杀清河王元怿、囚禁胡充华的刘腾、元叉，还有颇具才干政绩突出的尚书令李崇等同样敛财无度，贪墨成性。这个王朝如同一颗衰败的大树，从根茎到枝干都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元魏后期仍然有部分的基层官吏清廉爱民，然而，大厦将倾，这岂是几根支架能够阻挡的？

自中央朝廷重臣到地方主官，这种自上而下的普遍性贪腐如同一场肆虐的瘟疫，迅速传至北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六）

在自然灾害肆虐、吏治腐败、中央朝廷权力斗争激烈之余，元魏仍然持续对南朝频繁的作战。

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自太和二十一年至太和二十三年就开始频繁南征。宣武帝元恪继位后，从景明元年（公元500年）至延昌四年（公元515年），这16年的时间里，除去对内镇压百姓起义和反抗，仅对南朝的作战行动不低于100次，平均每年超过6次。

纵观宣武一朝，其对南朝的作战虽有小胜，但在比较关键的两场战争均以惨败告终，这就是钟离之战和朐山之战。

钟离之战我们在前文已经提过，这场战争的失败对元魏影响深远。钟离之败发生于正始四年（公元507年）三月，战后，魏廷甚至没有对战死将士家属及时进行抚恤。直到该年十二月才下令：“诏兵士钟离没落者，复一房田租三年”。

钟离之败后，时间来到了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南梁琅邪郡民王万寿聚众起事，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晰，占领朐山，试图降魏。王万寿杀南梁官员投降元魏获得了徐州刺史卢昶的支持，事发后卢昶随即派郯城戍副张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骥相继率兵赴朐山增援。南梁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迅速出兵，双方开始了对朐山的争夺战。

在这场争夺战中，元魏投入“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贲四千人”、“虎旅五万”，如果加上卢昶原先所率兵力，总兵力应该是超过五万四千，不可谓不重视。

然而深受元恪宠信的卢昶带兵无方，不得军心，长达六个多月的对峙也使得朐山的粮草用尽，傅文骥据朐山投降南梁。卢昶见状率先迅速撤兵，其他诸军也相继逃跑，于是魏军撤退变为溃退，由于天气寒冷，“遇大寒雪，军人冻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元魏再次损失惨重。《魏书》记载：

自国家经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败于钟离，昶于朐山失利，最为甚焉。

如果说钟离之败是宣武帝元恪的战略失误，那么朐山之败就是其严重的用人不当。

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但凡一场战事必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作战胜利固然可以掠夺大量人口、缴获丰厚的战利品作为回报，可作战失败的话轻则丢城失地，重则动摇国本。

一面是频发的自然灾害，一面是最高统治阶层奢靡无度的生活，钟离、朐山之战的失败又使元魏的精锐军事力量损失惨重，元魏几乎已经无力经受一场大的战事。

山雨欲来风满楼，用这句话来形容元魏的国家形势再形象不过。此时，元魏王朝如同一艘千疮百孔的巨轮，面对惊涛骇浪，已然在劫难逃！

于景，元魏勋贵于氏家族成员，是于烈第三子，于烈就是就协助宣武帝元恪掌控朝局的领军将军，掌控禁卫军。于景的两个兄长于祚、于忠死后，他被任命为武卫将军，负责宿卫禁兵。

当时，刘腾、元叉二人杀清河王元怿，软禁太后胡充华，掌控朝政，权倾一时。对此，于景伙同元匡试图发起兵变废掉元叉，匡扶社稷，这二人可能还有以救驾之功换取仕途再进一步的心思。谋划失败后，二人均被贬黜，于景被任命为怀荒镇镇将，于景遂携家人前往怀荒任职，成为“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的镇人一员。

至此，王朝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七）

孝明帝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十二月，柔然首领阿那瑰上表魏廷，请求赐予农种，魏廷“诏给万石”。在这之前柔然发生了自然灾害，受灾程度非常严重，虽说阿那瑰请求魏廷赐予农种，但更可能是想索要赈灾粮，而元魏给的这万石粮食显然不够。

很快，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初春，柔然发生大规模饥荒，臣服恭顺已久的阿那瑰亲率柔然大军入侵元魏北镇，纵兵劫掠。魏廷派元孚前往阿那瑰军中“喻之”，阿那瑰却不予理会，“以孚自随，驱掠良口二千，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谢孚放还”。魏廷大军追之不及，无功而返。

柔然的骤然侵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在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官吏的盘剥之下镇人已然苦不堪言，柔然的劫掠更是让镇人几乎没有隔夜之粮。

正光四年三月，怀荒镇兵卒集聚请求镇将于景开仓放粮。讲道理，六镇作为元魏北方重要军事堡垒，如果没有中央朝廷的命令，镇将应该是不敢私自动用仓库中的战略储备粮。但在军队士卒生死攸关的情况下，已经不能用常规方法来应对这种突发事件，而于景的选择是坚称未接到命令，不予开仓放粮。于是愤怒的怀荒镇兵率先哗变，镇人群起响应，杀死于景及其家属，并打开粮仓，储备粮被一抢而空。

怀荒镇事变拉开了六镇起义的序幕。

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三月，沃野镇镇民破六韩拔陵杀死和他不和的高阙戍主之后，迅速聚众占领整个沃野镇，改元真王元年。随后，六镇汉人、鲜卑、高车（敕勒）及其他各族镇民云集响应。为了打通东西联系，破六韩拔陵命部将卫可孤向东攻取了武川镇、怀朔镇等地，随后柔玄镇也加入了起义行列，起义军声势浩大。

六镇分布图

魏廷在破六韩拔陵起兵之初就调兵遣将，试图尽快镇压这场起义。然而元魏当年钟离、朐山之败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正光五年五月，临淮王元彧与破六韩拔陵战于五原（现内蒙古包头市），元魏军战败，李叔仁也败于白道。无奈之下，魏廷任命尚书令李崇为征讨大都督，率广阳王元深、抚军将军崔暹进剿起义军。七月，崔暹再败于白道，李崇不得不退守云中。

六镇尽失，曾经镇压百姓反抗无往不利的官军连连吃瘪，魏廷此时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更令魏廷头痛的是正光五年四月，高平镇高车族酋长胡琛自称高平王，率兵围攻高平镇以响应破六韩拔陵。六月，由于秦州刺史李彦“刑政过猛”，不堪忍受的百姓以莫折大提为首起兵，吹响了关陇地区反抗元魏统治的号角。

此时的元魏西、北部狼烟迭起，起义的烽火迅速蔓延，魏廷已然无力应对如此窘境。为了镇压北境的六镇起义，魏廷病急乱投医，竟然求助当年的宿敌——柔然，出兵镇压六镇起义军。

想当年元魏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为了应对柔然南下的威胁才设立六镇，而且六镇起义也是柔然南下劫掠而直接引起，到了此时，六镇镇人反而成为元魏和柔然共同的敌人。六镇镇人忠心戍边换来的是魏廷的歧视和抛弃，真可谓莫大的讽刺。

有了出兵的正当理由，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初，阿那瑰亲率大军十万，进攻六镇地区，协助元魏残酷镇压起义军，破六韩拔陵步步败退。这年六月，阿那瑰在五原击败六镇起义军主力，破六韩拔陵退至黄河南岸。随后，元魏广阳王元深和柔然军联合围剿六镇起义军，共有二十余万军民被俘，破六韩拔陵战败后不知所踪。

至此，这一轮的六镇起义宣告失败。

（八）

六镇起义被镇压后，如何安置战败被俘的二十余万军民成了一个大问题。对此，元深等人的建议是在“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赉,息其乱心”，而魏廷不认同这个建议，对“北镇饥民二十余万,诏(杨)昱为使,分散于冀、定、瀛三州就食”。

河北在元魏时期被分为燕、幽、瀛、定、冀、相几个州，是粮食、战马等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地。元魏宗室元晖就曾上书言明：“河北数州，国之基本”，“国之资储，唯籍河北”。河北诸州也在元魏的长期的统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为了应对南朝刘义隆的北伐，“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元魏也在此囤积重兵，以备不时之需。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朐山之战时，魏廷就曾抽调“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贲四千人”支援朐山前线。

然而，这个时期元魏自然灾害频发，河北地区“饥荒多年，户口流散”，早已不复当年物资充盈的盛况。对此，元晖早就建议魏廷“唯宜静边，以急召役，安人劝农，惠此中夏”。或许是为了让六镇降民离开其根基所在，更是为了补充河北劳动力，恢复河北的战略物资储备站作用，魏廷才将这二十多万六镇军民安置在冀、定、瀛三州。

只能说，元深考虑的是如何化解六镇镇人内心的不满，消除这个巨大的隐患，而魏廷却要榨干六镇镇人最后的价值。

可是，河北之地本就“饥荒多年”，本地百姓都难以维持生计，突然安置而来的二十余万饥民每天人吃马嚼都是不小的花费，而魏廷根本就不在意他们的死活，六镇降民被安置的途中如同囚犯，受尽虐待，抵达安置地后生活更加艰难。

更严重的是，国事艰难，形势危急如此，魏廷仍然没有一点节用爱人，使民休养生息的想法。据《魏书·食货志》记载：

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

正是以上种种原因，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八月，被安置在冀州上谷郡（今北京市延庆区）的柔玄镇兵杜洛周聚集饥民起事，围攻燕州（今河北涿鹿县），原怀朔镇兵高欢、尉景、段荣等人闻讯投奔杜洛周。

魏廷紧急任命徐州刺史常景为幽州行台，征虏将军元谭为幽州都督，对起义军予以阻击。然而，孝昌二年十一月，杜洛周攻陷幽州，擒获幽州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

另一边，定州州官担心安置在此的原六镇军民投奔杜洛周，便试图将健壮镇民全部斩首，这激起了极大的民愤。于是，孝昌二年（公元526年）正月，被安置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的原怀朔镇兵鲜于修礼趁机率领饥民起事。

六镇起义标示图

至此，元魏腹地掀起了新一轮的起义风暴，这次连柔然首领阿那瑰都败在杜洛周手中。

孝昌二年五月，孝明帝元诩甚至试图御驾亲征，“五月丁未，车驾将北讨，内外戒严”，但受到大臣的强烈反对而作罢。魏廷任命广阳王元深（渊）为大都督，征讨鲜于修礼。该年八月，由于正面作战不敌，元深便着手挑起鲜于修礼军中的矛盾。关于这点，《魏书》、《北史》记载是一致的：

修礼常与葛荣谋，后稍信朔州人毛普贤，荣常衔之。普贤昔为渊统军，及在交津，渊传人谕之，普贤乃有降意。又使录事参军元晏说贼程杀鬼。果相猜贰。葛荣遂杀普贤、修礼而自立。

令元深没想到的是，分化起义军的举动却成就了葛荣。

葛荣

葛荣，原是怀朔镇镇将，也曾参与第一轮的六镇起义。兵败后同样被安置在定州“就食”。鲜于修礼死后，葛荣成为起义军最高统帅，很快便展现出了过人的军事领导能力。孝昌二年九月，葛荣率领起义军击败了元魏军章武王元融部，元融战死，这是六镇起义以来魏廷损失的地位最高的重臣，魏廷为之震动。

随后，葛荣又俘杀元深，起义军声势大振，葛荣携大胜之威在河北称帝，国号为齐，改元广安。

元融、元深死后，河北形势越来越严峻，魏廷任命安乐王鉴为“相州刺史、 北讨大都督，讨葛荣。 ”相州治邺城，是河北地区最重要政治中心。然而，令魏廷没想到的是，孝昌三年（公元527年）七月，“相州刺史安乐王鉴据州反。”元鉴的反叛，加强了葛荣军的实力，与之相对，元魏军平叛力量受到削弱。于是，“八月，都督源子邕、李轨、裴衍攻邺。丁未，斩鉴，相州平。”魏军平定相州后，“仍令子邕等讨葛荣” , 却被葛荣击败。

至此，元魏军已无法抵挡葛荣南下步伐。

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葛荣杀杜洛周，吞并其部众。该年三月，攻取沧州。至此，葛荣事实上已经占据燕、幽、冀、定、瀛、殷、沧七州之地，河北地区几乎尽在葛荣手中，如果加上六镇区域，元魏已经丧失黄河以北地区。

此时，可能在葛荣看来，洛阳城里太极殿的那个宝座已然近在咫尺。直到他遇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大的对手：尔朱荣！

尔朱荣

武泰元年九月，尔朱荣奉命率精骑七千出滏口(今河北省磁县)，以侯景为前锋，突袭葛荣所率领的数十万大军（号称百万）。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葛荣轻敌，最终兵败被俘，并于该年十月在洛阳被杀。溃败的起义军大部分投降尔朱荣，成为尔朱氏军阀集团的一部分。

葛荣死后，韩楼率领起义军余部占据幽州持续抗争，于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九月兵败被俘杀。

至此，自杜洛周起兵至韩楼兵败，这场持续了四年零一个月的起义彻底宣告失败。

（九）

六镇起义是一场反抗元魏腐朽统治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给了虚弱、腐朽的元魏朝廷沉痛一击。六镇起义的号角声也成了元魏帝国的丧钟，元魏这艘巨轮迅速沉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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