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是鲁迅原本以“巴人”笔名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间刊载于《晨报》副刊，后在1923年8月收录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之中。《阿Q正传》被公认为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负盛名的文学作品。

在《阿Q正传》中我们能发现一类人物，那就是地保。故事中的地保和阿Q“熟”得很，阿Q的种种忤逆行为都归地保管，具体的处罚都由地保来执行，即使是阿Q触犯了赵太爷等士绅，也是由地保周旋其间进行交涉。

赵太爷听说阿Q叫嚷着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后并未直接派人惩罚阿Q，而是通过地保传唤的。阿Q调戏吴妈后赵秀才虽然拿着大竹杠痛打阿Q以作惩罚，但是正式合法的处决协商还是由地保进行。赵秀才虽对阿Q愤愤不平，但其自身也没有权力驱逐阿Q，只能“吩咐地保，不许他住在未庄”，而阿Q也因为赔了地保二千大钱未被直接赶出未庄。地保还趁机与阿Q议定每月供奉的“孝敬钱”，明目张胆地收礼敛财。

其实，地保就是当时社会对基层管理的具体执行者。他们虽然身份不高，但是与老百姓直接联系，而且权力看似虽小，但能量大的很。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一旦掌权，就会肆无忌惮的弄权，将权力的势能发挥到最佳程度。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压榨普通百姓，将阿Q狭小的生存空间掐灭。地保说白了就是“小鬼难缠”。

明清时期，为了维护专制社会和皇权的稳固，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君主必须依赖官僚集团来管理，但是官总是有限的，他们职责范围又是异常的广泛，所以官员自己也管不过来，必须依赖数量众多的胥吏之力才能胜任。于是导致了明清时期衙门队伍异常庞大，形成了吏员十倍于官，而差役又十倍于吏员的局面。

明清时的胥吏大体上包括两类人：其一是协助主官处理文牍工作的人员，被称为吏员、书吏或书办，这种人需要由读书人充任，在胥吏阶层中居于地位较高的层次；其二是从事各种勤杂差遣事务的人员，被称为差役，也就是俗称的衙役，属于官场中地位最为低下的层次。鲁迅时代的地保其实就是衙门衙役演化而来的。

不管是小吏，还是地保，他们在官场上虽然身份低微，但却经常久居一职，熟悉各种事务，拥有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再加上熟悉地方的民情，处于官和民之间，负责协调和处理官民关系，等于是个中间人。

因此，只要他们稍微在中间做一点手脚，就可以很轻松地欺上瞒下，并从中牟取私利。

“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四大洲内，惟此四种恶业至多。”

归纳起来，胥吏之害的表现主要有：刁难索贿、挟制主官、监守自盗、倚仗强豪，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盘剥平民、操纵司法徇私舞弊等等。其中，尤以胥吏凭借对律例的精通操纵司法、借诉生财的现象最为典型。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小吏、地保敢于敲诈勒索？

造成胥吏之害的最根本原因当然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因为胥吏是依附于官僚制度的，而官僚制度又是依附于皇权的。但是专制社会中，权力垄断的，垄断于君主，君主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权大于法，凌驾于一切法律和制度之上。君主又通过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官吏的方式完成权力的确定和行使。

等于官吏的权力来源于君主，君主权力不受限制，不受法律约束的，那么，官吏权力来源于君主，自然也不受任何的约束和监督，而小吏的权力又依赖于官吏，等于小吏和地保其实成了皇权的化身。既然皇权不受限制，那么要想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根除胥吏之害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是根本原因，而清朝是专制社会顶峰的时候，权力垄断超出想象，那么，这种小吏危害也自然达到了顶峰。所以小吏、地保利用权力欺上瞒下，为自己牟取私利，敲诈勒索十分普遍。

本文参考文献：

鲁迅.《阿Q正传》

孙伟、任旖然.《地保：“胥吏之害”与阿Q精神胜利法的生成》

陈小葵.《论明清时期的“胥吏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