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在伊朗的一座名为霍梅恩的小城里，一个年仅六岁的孩子踏入了当地的一所宗教学校。按照彼时当地的习俗，他即将在这所学校开启自己的学习之旅，研习《古兰经》以及波斯语。在常人看来，他大概率会以一位平凡的伊斯兰信徒的身份，安然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在当时的伊朗社会，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习俗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宗教学校承担着传承宗教文化和语言知识的重任。对于像他这样的孩子来说，进入宗教学校是遵循传统的必然选择。《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经典，蕴含着宗教教义、道德规范以及对世界的认知等多方面的内容，学习它是成为一名合格伊斯兰信徒的基础。而波斯语不仅是日常交流的工具，更是承载着伊朗数千年文化传承的载体。所以，这个孩子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似乎注定会沿着先辈们的足迹，平静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在宗教信仰的庇佑下，在小城的宁静氛围里，像无数普通的伊斯兰信徒一样，度过平淡而又祥和的岁月。

最初，这个孩子就像是按照剧本的设定发展一般，先是从宗教学校顺利毕业，而后升入到更高层级的宗教学校继续深造。在完成更高层级宗教学校的学业之后，他最终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宗教人士。这一系列的发展轨迹，就如同遵循着某种既定的模式。从宗教学校的初级阶段到更高级的学府，每一步都是一个成长和学习的过程，而最后成为一名宗教人士也是这一系列教育历程顺理成章的结果。无论是最初的宗教学校，还是后续更高层次的学校，都为他奠定了知识基础和宗教素养，逐步塑造了他在宗教领域的角色定位，使得他最终成为一名平凡的宗教从业者。

然而，历经数十载持之以恒地钻研宗教之后，这位醉心于精神世界的学者，在年近八旬之际，竟陡然投身于一场政变之中。待政变取得胜利之后，又令人意想不到地一跃成为国家的最高领袖。这一转变实在是太过突兀，仿佛在平静的湖面上突然掀起了惊涛骇浪。数十载的宗教研究经历，本应让他沉浸于精神层面的探索，与世俗权力的争斗似乎格格不入。可他却在垂暮之年，做出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选择，从一位精神领域的研究者摇身变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控者。这种巨大的角色转变，无论是从个人发展轨迹的常理角度来看，还是从其过往长期专注的宗教研究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巨大差异来考量，都显得极为奇特且充满了戏剧性。

在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位极为关键的人物，他就是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此人在伊朗的历史进程中犹如一颗璀璨而独特的星辰，散发着不可忽视的光芒，他的影响力贯穿了伊朗发展的诸多重要阶段，无论是政治格局的重塑，还是社会文化的变革，他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霍梅尼】

霍梅尼并非拥有纯粹伊朗血统之人。其祖父安迪，出生于印度北方邦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并且据人们推测，安迪有着克什米尔人的血统。这一事实表明，霍梅尼家族的血统来源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地域间人口流动与文化交融的情况。印度北方邦本就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文化交织的地区，穆斯林群体在这里有着独特的发展历程。克什米尔地区同样有着丰富的文化和独特的民族构成，有着克什米尔血统的安迪出生于此，然后家族繁衍，其家族成员的迁徙流动最终影响到了霍梅尼的血统构成，这是多种地域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霍梅尼这个名字的由来，有着一段饶有趣味的渊源。原来啊，在其家族的先辈迁移到伊朗的霍梅恩这个地方之后，他的家族成员便被这个地名所“冠名”，于是便有了霍梅尼这个名字。这就像是一种地域的馈赠，霍梅恩这个地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家族的名字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使得这个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为人所知，并且成为一个与诸多重大事件和深远意义相关联的名字。

在伊斯兰世界里，宗教认同相较于民族派别而言，是一件更为举足轻重的事情。就拿霍梅尼来说吧，他的祖父来自印度，然而却能够在伊朗顺利地融入当地，这其中的奥秘恰恰就在于其宗教学者这一身份。在伊斯兰的文化体系和社会结构当中，宗教如同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将不同民族、地域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宗教信仰所涵盖的教义、仪式以及道德规范等诸多方面，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又细致的体系，这个体系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的起居饮食，到重大的节日庆典，从个人的精神追求，到社会的秩序构建。在这样一种浓郁的宗教氛围之下，宗教学者的地位显得尤为崇高。他们就像是灯塔，为信众在宗教的浩瀚海洋里指引方向。他们对宗教经典的深入解读、对教义的准确阐释以及对宗教仪式的正确引领，使得他们在信众心中树立起了极高的威望。霍梅尼的祖父，作为一名宗教学者，他所携带的这种身份资本，使得他在抵达伊朗之后，能够跨越地域和民族差异带来的隔阂。伊朗，这个深受伊斯兰文化熏陶的国度，民众对宗教的尊崇是深入骨髓的。当他们看到一位宗教学者到来，更多的是从宗教的层面去接纳他，而不是从他原本的民族出身去考量。这种基于宗教认同而产生的包容和接纳，在伊斯兰世界中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它体现了宗教在这个世界里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年仅六岁的霍梅尼，就被家人送到宗教学校去研习伊斯兰经典，家人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希望后代也能够端起这碗与宗教相关的“饭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观念下，宗教学习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传承。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它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深入到生活各个层面的文化现象。对于霍梅尼的家人而言，让孩子从小在宗教学校学习伊斯兰经典，就像是在为家族的未来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他们期望霍梅尼能够在宗教的熏陶下，成长为一个有学识、受尊敬的人，从而在宗教相关的事务或者领域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进而让家族的这种与宗教联系的传统得以延续下去。

霍梅尼着实是个相当争气之人呢。他在宗教学校潜心苦学，这一学便是长达十年的光阴。在他18岁那年，可谓是收获颇丰，同时收到了来自伊斯法罕和纳杰夫地区的两所神学院的录取通知。要知道，这两所神学院在当地乃至整个宗教教育领域都颇具声望。伊斯法罕神学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长期以来在宗教学术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能够被其录取，足以证明霍梅尼在宗教知识学习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和努力成果。而纳杰夫地区的神学院同样不容小觑，它以严谨的学术氛围和众多知名的宗教学者而闻名，从这里走出了许多在宗教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霍梅尼能够同时被这两所学院看中，这无疑是对他自身能力的一种高度认可，也为他日后在宗教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一番权衡考量，霍梅尼做出了前往伊拉克地区的抉择，在那里他拜什叶派学者阿卜杜拉·海里·亚兹迪为师。这位阿卜杜拉·海里·亚兹迪可不是籍籍无名之辈，他乃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宗教学者。在霍梅尼逐步走向成功、声名鹊起的发迹之路上，阿卜杜拉·海里·亚兹迪无疑是最为关键的贵人。他就像一盏明灯，在霍梅尼前行的道路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霍梅尼当时所处的境遇可能促使他必须寻找一位能够给予他指引和智慧启迪的人物，而阿卜杜拉·海里·亚兹迪凭借其在宗教学术领域深厚的造诣和卓越的声望，恰好能够满足霍梅尼的需求。这种师徒关系的建立，对霍梅尼后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且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二十世纪初的伊朗，海里无疑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宗教学者。当时的伊朗国内，政治化浪潮汹涌澎湃，如同汹涌的潮水一般席卷着各个角落。在这样一种纷繁复杂且充满动荡的大环境下，海里一心只想潜心于学术研究。然而，周围喧嚣的政治氛围却好似层层密布的乌云，不断干扰着他对学术纯粹的追求。于是，海里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出走到伊拉克地区的纳杰夫去治学。伊拉克的纳杰夫，对于宗教学者来说，宛如一座学术的圣城。那里有着深厚的宗教学术底蕴，宁静的治学氛围如同世外桃源一般，能够为学者提供远离尘嚣的理想环境。在这片土地上，海里可以心无旁骛地沉浸在自己所热爱的学术研究之中，不受伊朗国内政治浪潮的干扰，尽情地在宗教学术的浩瀚海洋里遨游。

在什叶派伊斯兰的广袤世界里，“阿拉图拉”这一称谓代表着宗教学者极高的等级，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宗教的星空中闪耀着无上的光辉。1918年，一个意义非凡的年份，海里已然荣升为阿拉图拉。就在这一年，他迎来了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对宗教怀着一颗炽热而虔诚的心，一心渴望沉浸于宗教的深邃世界之中进行潜心钻研，他就是霍梅尼。霍梅尼的出现，就像是在什叶派宗教的长河中投入了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在当时的宗教氛围和社会环境下，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阿拉图拉愿意接纳一位年轻的求道者，这无疑为年轻的霍梅尼开启了一扇通往宗教高深境界的大门。这一接纳的举动，不仅仅是简单的师徒关系的确立，更是一种宗教传承与发展的体现。它象征着宗教智慧与精神从一位资深的宗教学者向一位充满活力与潜力的年轻人的传递，这种传递犹如火炬的交接，在什叶派伊斯兰的世界里有着深远的意义。

然而，师徒二人在伊拉克的停留时间颇为短暂。1921年之际，伊朗国内的局势渐渐趋向平稳。就在这个时候，海里收到了库姆神学院递来的邀请。于是，他便决定前往这所位于伊朗腹地的学校任教。要知道，当时伊拉克的环境或许有着诸多不确定因素，这可能是他们没有久留的原因之一。而伊朗国内局势的平静无疑为海里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去处，库姆神学院的邀请也像是一个契机，将他引向了那所处于伊朗中心地带的小学校。在那里，他或许可以安心地开展教学工作，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学子。

海里本人身为阿拉图拉，在宗教领域享有极高的威望，恰似一颗璀璨的巨星。而库姆神学院，起初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地方。当这所神学院有幸邀请到海里这位如同宗教界泰斗般的人物后，就如同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发展动力。要知道，在宗教体系中，像海里这样的阿拉图拉就如同旗帜一般的存在。他的到来，吸引了众多什叶派的学者、神职人员以及渴望深入学习宗教知识的信徒们纷至沓来。这些人的汇聚，使得库姆神学院在学术交流、宗教思想的研讨与传承等方面迅速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海里的影响力以及众多宗教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库姆神学院逐步发展壮大。它不再是往昔那个籍籍无名的小神学院，而是逐渐蜕变成为什叶派极为重要的学术中心，在什叶派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霍梅尼仰仗着恩师的关系网络，在学业有成之后，成功转型成为库姆神学院的一名教师。在师徒二人长期的、日复一日的教导与传承进程之中……

库姆神学院可谓是一片繁荣兴盛之景象，其蓬勃发展的态势使得它逐渐将曾经的学术中心纳杰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从而一举成为了伊朗乃至整个什叶派世界最为举足轻重的学术圣地。库姆神学院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并非偶然。从地理位置上看，库姆有着独特的优势，它处于伊朗的重要区域，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学者和求学者汇聚于此。在师资力量方面，这里云集了众多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宗教学者，他们犹如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众多学子在学术之路上的探索征程。这些学者不仅精通什叶派教义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哲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也有着深厚的造诣。他们倾囊相授，将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再看其学术资源，库姆神学院拥有丰富的宗教典籍和文献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源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为深入研究什叶派学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古老的手稿，还是精心编纂的现代学术著作，都一应俱全。在这样的环境下，学者们能够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不断挖掘什叶派教义的深刻内涵。相比之下，纳杰夫虽然有着辉煌的过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失去了在学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库姆神学院则凭借自身的多方面优势，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荣登伊朗乃至整个什叶派世界最重要的学术圣地这一宝座。

1937年，享年78岁的海里与世长辞。就在这一时期，霍梅尼擢升为阿拉图拉，从而承接了恩师的衣钵。在获取这一尊贵地位之后，霍梅尼如同恩师一般，依旧沉湎于学术的浩瀚海洋之中。然而，最终彻底扭转他命运轨迹的，却是国王所做出的一个决定。当时的霍梅尼，在学术领域里就像是一位虔诚的探索者，孜孜不倦地钻研着各种学说与思想。他沉浸在知识的世界里，犹如一颗扎根于学术土壤的大树，不断汲取养分，茁壮成长。而他的这种醉心学术的态度，与恩师海里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海里生前在学术上的造诣颇高，霍梅尼在其身边耳濡目染，深受熏陶。可是，国王的那个决定，就像是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打破了霍梅尼原本平静的学术生活。这个决定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力呢？它就像一阵狂风，席卷了霍梅尼原本稳定的生活环境，让他不得不从学术的宁静港湾中走出来，去面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进而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命运之路。

【出走外国】

库姆神学院如今能在伊朗占据极为重要的宗教学府地位，这与霍梅尼的恩师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潜心钻研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在学术领域，长期的专注与潜心研究就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一般，是一个不断积累、沉淀的过程。霍梅尼的恩师将自己的大量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之中，这种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沉浸于宗教学术的浩瀚海洋，不断探索、挖掘其中的奥秘。这种对学术的热爱和执着，使得他在库姆神学院的学术建设、知识传承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从而逐步奠定了库姆神学院在伊朗宗教教育领域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

然而，并非宗教学者群体中的所有人都认定，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学问研究是唯一的路径。实际上，在伊朗这个国家的社会架构之中，宗教学者能够同时身兼多种角色，例如充当意见领袖、担当教师以及出任官员等。这一现象的存在有着诸多的合理性。伊朗的社会结构较为复杂，宗教在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宗教学者凭借他们在宗教知识领域的深厚造诣，在民众当中自然地拥有一定的威望。这种威望使得他们在社会事务中有足够的影响力成为意见领袖，能够对民众的思想、观念产生引导作用。而他们所掌握的宗教教义、知识等内容，又为他们走上教师的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传授宗教知识、培养新一代的宗教人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再者，由于宗教与政治在伊朗有着紧密的联系，宗教学者在宗教领域的权威地位也为他们涉足政治，担任官员提供了可能。他们可以凭借对宗教教义的深刻理解，参与到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社会治理等工作当中。多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宗教学者在伊朗社会内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发挥着多样的作用。

宗教学者在伊朗内部能够不从事生产劳作，而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宗教活动当中，这背后其实是有着深层次原因的。那就是这一群体在伊朗拥有着数量颇为可观的土地与资产。我们都知道，土地和资产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伊朗，宗教学者们坐拥大量的土地与资产，这就使得他们无需像普通民众那样，为了基本的生计去从事生产活动。就好比一个人坐拥一座金山银山，他自然不必为了每日的温饱去辛苦劳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量的土地与资产能够为宗教学者提供稳定且丰厚的经济来源。这种经济上的富足使得他们在物质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从而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于宗教活动。比如说，他们不需要担心因为参与宗教活动而失去经济收入，因为其土地和资产会持续不断地为他们带来收益。这就如同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体系中，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可以凭借财富带来的收益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理想事业，宗教学者们也是如此，他们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土地与资产，尽情地在宗教活动的领域里深耕细作。

霍梅尼的恩师未曾将自身的宗教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然而，这既不意味着他没有这样做的能力，也不表示霍梅尼不具备这种能力。从历史和社会的多元视角来看，宗教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虽然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作用范围，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联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霍梅尼的恩师可能出于多种考虑而没有涉足政治领域。也许他更专注于宗教教义的纯粹传播、宗教团体的内部建设或者宗教思想的深化发展等宗教事务本身。这并不代表他缺乏将宗教影响力延伸到政治层面的潜在能力。而对于霍梅尼来说，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他个人的政治抱负等因素，都为他将宗教影响力转变为政治影响力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当时的伊朗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宗教在民众生活中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霍梅尼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情况，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力来推动政治变革，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说，霍梅尼的恩师没有迈出那一步，并不代表他或者霍梅尼在这种影响力转化上的能力缺失。

恩师离世后的初始阶段，霍梅尼并未显露出其在政治方面的勃勃野心。彼时，他依然在库姆神学院默默从事教学工作。库姆神学院，这座伊朗宗教教育的重要学府，孕育出众多学子。而霍梅尼的学生们在结束神学院的学业之后，纷纷以阿訇、毛拉等身份走向社会。这些身份在伊朗的宗教和社会体系中意义非凡，阿訇与毛拉们犹如星星之火，散布于伊朗的各个角落。在伊朗这样一个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家，基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人士的影响。这些霍梅尼的学生们，凭借着他们在宗教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地位，逐渐成为了左右伊朗最基层精神生活的至关重要的力量。他们在伊朗社会的基层就像是一个个精神灯塔，通过布道、讲学以及解答民众在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困惑等方式，深深扎根于民众的精神世界，对民众的思想、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在当今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可是霍梅尼诸多弟子中的一员呢。想当年，霍梅尼从库姆这个地方走出来，在他的教导与影响之下，弟子们宛如一颗颗种子，逐渐生根发芽，开枝散叶。而哈梅内伊便是在这样的传承脉络下脱颖而出的。库姆这个地方，在伊朗的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它就像是一个孕育人才的摇篮，为霍梅尼及其思想体系的传播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众多弟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们受到霍梅尼思想的熏陶，在伊朗的各个领域发挥着影响力。哈梅内伊凭借自身的能力、信仰以及在众多弟子中的卓越表现，最终成为伊朗的最高领袖，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个人的晋升，更是一种思想传承与发展的体现，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这一传承脉络见证了伊朗在宗教、政治等多方面的发展与变革历程。

在当时的宗教领域内，霍梅尼的威望处于不断攀升的态势。随着他同时代的数位阿拉图拉相继溘然长逝，霍梅尼的地位愈发凸显。到了1963年的时候，他成功晋升为大阿拉图拉。要知道，在什叶派的世界里，大阿拉图拉可是宗教学者的最高等级，这一地位的获得标志着霍梅尼在宗教界的崇高地位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这一结果并非偶然，在其他阿拉图拉在世时，霍梅尼就凭借自己渊博的宗教知识、深邃的宗教思想以及对宗教教义独特的理解和阐释，在众多宗教学者中崭露头角。而随着其他阿拉图拉的离去，他更是凭借自身的积累和影响力，毫无争议地登上了大阿拉图拉这一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一成就不仅体现了他个人在宗教研究和宗教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卓越能力，也反映出他在什叶派信众心中逐渐树立起来的不可替代的精神领袖地位。

然而就在这一年，伊朗国王拉开了一场规模宏大、轰轰烈烈的现代化改革的大幕。这场改革被命名为“白色革命”。在改革的进程中，伊朗国内那些宗教势力成为了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对象。这些宗教势力可是拥有着数量颇为可观的资产，并且是伊朗国内保守派中的中流砥柱，势力庞大。要知道，“白色革命”是一场全面而深入的变革，旨在推动伊朗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迅速转型。这样的转型必然涉及到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以及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的重大调整。而宗教势力在伊朗传统社会中扎根极深，他们掌控着大量的资产，这些资产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他们在社会中拥有强大影响力的经济基础。在传统的伊朗社会，宗教势力依据自身的教义和传统规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力，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习俗到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无不渗透着宗教的力量。所以，当国王发起的现代化改革席卷而来时，宗教势力因其保守的立场以及庞大的既得利益体系，不可避免地站在了改革浪潮的前沿，受到最直接的冲击。

巴列维国王大刀阔斧地削减了往昔需缴纳给宗教人士的地租。在当时，地租对于宗教人士而言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巴列维国王的这一举措无疑是对既有经济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与此同时，巴列维国王还在基层学校开展改革。基层学校本是教育体系的基石部分，而在此之前，教育领域一直被宗教人士所垄断。这种垄断就像一道坚固的壁垒，将其他的教育理念和方式都拒之门外。巴列维国王在基层学校进行的改革，犹如一把锐利的宝剑，直接刺向了由宗教人士牢牢把控的教育领域，这一改革举措对宗教人士在教育方面的特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反应。

巴列维国王所推行的一系列举措，从推动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这一维度考量，是不可或缺的。在当时的伊朗，国家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传统的模式在很多方面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巴列维国王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于是开启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国家现代化的改革。可是，对于宗教人士而言，这些改革就如同晴天霹雳，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犹如釜底抽薪一般。宗教在伊朗社会中一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宗教人士在社会结构里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宗教信仰和与之相关的传统习俗、社会秩序等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巴列维国王的改革涉及到诸多方面，如土地改革、妇女解放等，这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宗教势力所依赖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土地改革使得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对那些与宗教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土地所有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利益冲击。而妇女解放运动，鼓励妇女接受教育、参与社会活动，这在传统宗教观念看来，是对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的挑战。这些改革措施一步步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宗教势力的根基产生了动摇性的影响，所以才会让宗教人士觉得这些改革如同釜底抽薪般难以接受。

伊朗国王推行的激进改革，对宗教界的传统格局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无疑是在向宗教界的保守势力发出挑战，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而霍梅尼，这位在伊朗什叶派中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领袖人物，面对这样的局势，决然地站了出来。他肩负起整个宗教界的期望，义不容辞地引领宗教界，企图与国王分庭抗礼。在当时的伊朗社会，国王的改革举措极为激进，这种激进性宛如汹涌的潮水一般，席卷着伊朗社会的各个层面，它触及到了宗教界保守势力长期坚守的诸多传统领域。这些保守势力，在伊朗的宗教体系中根深蒂固，他们遵循着古老的教义和传统习俗，已经习惯了原有的社会秩序。然而，国王的改革打破了这种平静，使得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霍梅尼，作为什叶派的最高领袖，他在宗教界的影响力犹如北斗星在夜空中的指引作用一样重要。他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宗教界的命运、信仰的传承以及传统价值的坚守，都系于他一身。所以，他挺身而出，凭借着自己在宗教界的威望和号召力，试图凝聚整个宗教界的力量，与国王进行对抗。这不仅仅是一场权力的较量，更是两种不同理念的激烈碰撞，一方是国王激进的改革思想，另一方则是霍梅尼所代表的宗教界保守势力对传统教义和价值观的执着坚守。

他对所有抵制伊斯兰教法的改革举措都予以批判，同时还指摘国王正在破坏伊朗的道德根基。霍梅尼更是毫不避讳地直接对国王发起攻击，痛斥其为暴君，是美国的傀儡。霍梅尼的这些行为并非毫无缘由。在当时的伊朗社会背景下，伊斯兰教法在民众的信仰和生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对于任何试图反对伊斯兰教法改革的行为，霍梅尼都秉持着坚决反对的态度，因为他认为这些行为可能会破坏伊朗基于宗教信仰所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而他对国王的指责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当时伊朗与美国的关系较为复杂，国王的一些政策和行为被霍梅尼看作是过度亲近美国，甚至有被美国操控的嫌疑。这种情况在伊朗民众中引发了诸多不满，霍梅尼站在维护伊朗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以及宗教信仰的立场上，认为国王的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伊朗的利益，就如同一个傀儡般被美国所左右，所以才会将国王斥责为暴君、美国的走狗。

彼时，巴列维王朝正值如日中天之际。国王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他觉得只要推行的改革能够促使整个伊朗迈向现代化进程，那么在或早或晚的将来，伊朗民众必然会幡然醒悟，意识到那些宗教学者就宛如附在他们身上的寄生虫一般。在当时，巴列维王朝有着强大的统治力量和众多的发展成果。从经济层面看，王朝推行了一系列看似现代化的经济举措，像是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引进了不少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资金，城市里高楼大厦逐渐林立，新兴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从社会层面来说，一些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元素开始渗透进伊朗社会，比如西方的时尚服饰、流行音乐等在城市的年轻人群体中有了一定的市场。在这种王朝蓬勃发展、处处呈现出一片看似繁荣的景象下，国王坚信自己所倡导的改革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康庄大道。他认为伊朗的传统宗教学者们，由于长期坚守古老的教义和传统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伊朗接受现代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眼里，这些宗教学者就像吸血鬼或者寄生虫，只会从民众身上汲取利益，而不能为伊朗的现代化发展做出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想象着随着改革带来的变化日益显著，民众会慢慢看清这一点，最终彻底站在他这一边，全心全意地支持他那以现代化为导向的改革大业。

巴列维的手段可谓相当直截了当，他直接指使手下将霍梅尼缉拿，而后把霍梅尼驱逐到伊朗境外。巴列维心里十分明白，霍梅尼是否有能力在国外掀起波澜，这全然取决于伊朗国内改革能否顺利达成。在当时的伊朗，巴列维政权面临着诸多复杂的情况。霍梅尼作为一股强大的宗教和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他在伊朗民众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巴列维想要通过将霍梅尼流放国外这种方式来削弱其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较为强硬的政治手段。伊朗国内当时的改革状况是整个局势的关键所在。如果国内改革能够成功推进，那么巴列维政权将会更加稳固，民众的注意力会更多地集中在改革带来的积极变化上，例如可能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优化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霍梅尼身处国外，他想要煽动民众、制造混乱也会变得极为困难。因为民众看到了国内积极向好的发展趋势，就不会轻易被国外的势力所蛊惑。相反，如果国内改革失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激化，民众对巴列维政权会产生不满情绪，这时候霍梅尼在国外发出的一些号召或者言论就很可能在国内引起共鸣，从而引发动荡。所以，巴列维深知霍梅尼在国外的影响力能否发酵，核心就在于伊朗国内改革的成败与否。

倘若改革的道路进展顺遂，那么即便霍梅尼日后有机会重返伊朗，什叶派教会想要恢复势力也是绝无可能之事。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改革往往伴随着多方面的变革与进步。当一个国家踏上成功的改革之路时，社会结构、政治格局、民众观念等诸多因素都会发生深刻的转型。以伊朗为例，若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其涉及的领域将涵盖政治体制的优化、经济模式的创新、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等。从政治体制方面来看，改革可能会促使权力更加分散、制衡机制更加完善，这会极大地削弱什叶派教会在传统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原本教会可能凭借历史原因在政治决策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但改革带来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会打破这种局面，建立起更加民主、多元的政治生态，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到政治事务当中，而不再是教会一家独大。在经济模式创新上，改革或许会引导伊朗走向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投资，鼓励创新型产业的发展。这会使得民众的经济生活更多地依赖于现代经济体系，而非教会所控制的传统经济模式。民众的就业机会、财富来源将更多地与市场经济相关联，从而降低教会在经济领域对民众的掌控力。从社会文化角度而言，改革的推进有利于文化的多元发展。民众会接触到更多来自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思想观念，他们的价值观会变得更加包容、多元。不再仅仅局限于什叶派教会所倡导的单一文化和价值体系，这使得教会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削弱。综上所述，一旦改革的道路成功走顺，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考量，即便霍梅尼将来有重返伊朗的可能，什叶派教会也难以再恢复往昔的势力了。

理想往往是美好的，宛如熠熠生辉的星辰在远方闪耀。然而，现实却常常充满变数。巴列维国王发起改革之时，起初或许满怀着美好的憧憬，可当改革真正拉开帷幕之后，他才如梦初醒般意识到，自己的改革步伐迈得太大了。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未知的道路上行走，本以为大步流星能够快速抵达目标，却未曾料到前方有着诸多隐藏的沟壑与陷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格局以及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之下，这种过于激进的改革步伐，就像是一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船只，突然加速前行，而船上的水手们还未做好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准备，船身就可能面临被巨浪掀翻的危险。巴列维国王或许在改革开始前，没有充分考量到国内不同阶层的接受程度、传统势力的抵抗力量以及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缓冲时间等诸多因素，从而导致在改革启动后才惊觉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种颇为棘手的境地。

【民心变化】

巴列维国王悍然推行激进革命，同时驱逐霍梅尼，这一系列举动致使二人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巴列维国王试图以激进的方式对国内进行变革，这种强行推动变革的行为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政治格局。而霍梅尼，作为伊朗社会中一股重要的宗教和政治力量，在被驱逐之后，与巴列维国王之间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巴列维国王的激进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伊朗社会内部复杂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引发了诸多潜在的社会矛盾。霍梅尼所代表的宗教势力和广大民众的一些诉求得不到满足，于是在巴列维国王的驱逐行动之后，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这一走向对伊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实际上，在霍梅尼遭到驱逐之前，什叶派教士于伊朗国内掌控着数量颇为可观的资产，而且在教育权方面形成了垄断之势。伊朗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深受什叶派教士这种资产掌控和教育垄断的影响。从经济层面来看，大量的资产集中于什叶派教士手中，这使得他们在伊朗的经济结构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他们通过对土地、商业等多方面资产的掌握，直接影响着伊朗的财富分配与经济流向。例如，在一些地区，什叶派教士所拥有的土地资源极为广袤，这些土地上的产出和相关经济活动都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教育领域，他们的垄断更是影响深远。伊朗的教育体系在当时几乎完全被什叶派教士所把控。教育内容、教育方向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等各个环节都由他们决定。这种教育垄断不仅影响着学生所接受的知识体系，还对伊朗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因为教育是塑造社会价值观和培养各类人才的关键途径，一旦被某一群体所垄断，必然会在社会的思想意识、文化传承以及职业发展等多方面产生独特的影响。

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其参政的意愿相当之低。霍梅尼在其人生的前半程，相较于构建宗教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他明显对哲学和诗歌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分析这一现象。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哲学和诗歌代表着精神层面更为深邃、细腻的探索领域。哲学犹如一座智慧的灯塔，引导人们思考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它涵盖了形而上学、伦理学等诸多复杂而迷人的范畴。诗歌则像是情感的灵动音符，能够以优美的韵律和富有想象力的表达，传达出人类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憧憬向往。相比之下，建立宗教与现实的联系是一个更为复杂且充满挑战的事务。它不仅需要深入理解宗教教义的精髓，还要考量如何将宗教教义融入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现实生活之中。这涉及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协调、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平衡等诸多棘手的问题。所以，霍梅尼在前半生对哲学和诗歌的偏爱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当巴列维国王把霍梅尼驱逐出境之后，年逾花甲的霍梅尼，便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一个一直潜藏于心中、未曾宣之于口的理想之中——怎样构建一个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在当时的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统治下有着诸多西方化的举措，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伊朗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产生了冲突。霍梅尼作为宗教领袖，他的理念与这种趋势背道而驰。他看到了伊朗民众内心深处对于传统伊斯兰价值的坚守和向往，这种民众的心理基础为他构建一个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国家理想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被驱逐出境并没有让他放弃，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在海外思考和谋划。六十多岁的他，积累了丰富的宗教知识和社会阅历，这些都成为他实现理想的有力资本。他深知伊斯兰教法在伊朗社会根基深厚，一个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将能够更好地维护伊朗民众的信仰、社会秩序以及民族认同感。所以，他将自己所有的精力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这个伟大的理想之中。

霍梅尼出走国外之后，便开始频繁地发表演说。他的这些演说聚焦于一个核心议题，那就是如何构建一个契合伊斯兰要求的政府。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伊朗国内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交织，复杂而又多变。伊斯兰文化在伊朗有着深厚的根基，民众对于宗教信仰的尊崇根深蒂固。霍梅尼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意识到一个基于伊斯兰要求建立起来的政府，能够更好地顺应伊朗民众的心理诉求，在宗教教义的指引下整合社会的各方力量。这种理念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为他日后回国领导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些演说最终被编纂汇聚成一本名为《伊斯兰政府》的书籍。而这本著作，确凿无疑地成为了日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政纲领的直接源头。这一事实有着多方面的依据，从伊朗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自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其政治体系的构建、治理模式的形成以及诸多政策的制定，都深深烙印着《伊斯兰政府》这本书中的理念。在政治体系构建方面，例如伊朗独特的宗教领袖制度，宗教领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在决策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力等，都能从书中找到理论依据。从治理模式来看，关于社会秩序的维护、道德规范的倡导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关系的协调等治理方式，都与书中阐述的理念相契合。众多政策的制定更是以这本书为蓝本，无论是涉及教育领域对于宗教教义和价值观的传承，还是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对于民众的关照方式等，都与书中的思想一脉相承。所以，这本书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是其执政纲领的直接源泉。

然而，在这本书刚刚著成之际，绝大多数人都难以接纳霍梅尼的理念。实际上，致使伊朗民众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根源所在，必须得归结于巴列维国王改革的失败。巴列维国王推行的改革，本是带着对国家发展的美好愿景展开的，可是在实施过程中却漏洞百出。他的改革计划缺乏全面性的考量，在经济方面，过于追求西方模式的高速工业化，忽视了伊朗本国的国情与传统产业结构。大量引入外资和西方技术，虽然在短期内看似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却造成了国内产业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社会层面，他推行的一些西方化政策，与伊朗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使得民众在文化认同上产生了迷茫和混乱，传统的社会秩序被打乱，而新的秩序又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这些改革中的种种弊端不断积累，民众对巴列维国王的统治逐渐失去信心，转而开始思考其他的发展道路。而霍梅尼的思想在这个时候，便逐渐进入了民众的视野，开始被一些民众所。

在著名的“白色革命”进程里，巴列维国王采取的最为关键的举措，那便是对地主以及宗教阶层的土地予以没收，而后将这些土地分配给伊朗国内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一举措在当时的伊朗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伊朗的社会结构来看，地主和宗教阶级在土地方面占据着极大的优势，他们把控着大量的土地资源，这就使得广大的无地农民长期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土地的分配极度不均衡。而巴列维国王推行的没收地主和宗教阶级土地并分给无地农民的措施，就像是一把利刃，试图斩断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格局。在伊朗的农业经济中，土地是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无地农民由于缺乏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资料，他们的生活往往十分困苦，只能靠给地主打工维持生计，并且遭受着地主的剥削，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巴列维国王的这一举措，从根本上为无地农民提供了改善生活的可能，给予了他们生产资料，使他们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劳动在土地上创造价值，从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从政治层面考虑，这一举措也有助于增强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根基。当时，无地农民是伊朗社会的一个庞大群体，通过满足这一群体对土地的需求，巴列维国王能够赢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所以说，没收地主与宗教阶级的土地并分发给无地农民这一举措，在“白色革命”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伊朗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这种土地改革，无疑是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必由之径。可是，巴列维国王呢，他压根儿就未曾考量过伊朗国内的实际情形。要知道，土地改革并非是一件能够盲目推行的事情，它需要紧密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才行。伊朗有着其独特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以及民众的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就社会结构而言，不同阶层对土地有着不同的依赖程度和利益诉求；在经济模式方面，土地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千丝万缕；而民众的传统观念也深深影响着土地政策的实施效果。巴列维国王在推行土地改革时完全忽视这些重要因素，就如同在黑暗中盲目摸索，这必然会导致一系列难以预估的问题，使改革与伊朗国内的现实状况严重脱节。

伊朗乃山地之国，其国内农业对各类水利设施有着极为严重的依赖。在伊朗这片土地上，地主可不是那种单纯坐享其利的阶层。那些坐拥广袤土地的地主们，实则是维护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的最为关键的群体。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伊朗多山地的地形决定了其农业若要发展，必须依赖完善的水利设施。水无法依靠自然地势在山地间均匀分配，只能通过人为构建的水利设施进行引流、灌溉等操作。而地主们拥有大量土地，这些土地的灌溉、耕种等都离不开水利设施的正常运作。一旦水利设施出现问题，他们的大片土地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庄稼收成锐减，经济利益遭受巨大损失。所以，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他们必然要成为维护水利设施的中坚力量。其次，地主们在当地往往具有一定的资源和影响力。他们有能力组织人力、物力对水利设施进行维护。相比普通农民，他们可以更高效地调配资源，例如在水利设施需要修缮时，他们能够召集更多的劳动力，也能提供修缮所需的部分物资。而且，由于地主与当地农业的紧密联系，他们也更了解水利设施的状况和需求，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维护决策。这一系列的因素都表明，在伊朗，地主确实是维护庞大水利设施的最重要群体。

国王把地主的土地均分给了贫民，这本该是一件利民的好事。然而，王国政府却不肯承担维护这些土地的成本。于是，尽管贫民们有幸得到了土地，可面临的状况却十分棘手。那些土地上的设施早已荒废不堪，像灌溉系统千疮百孔，无法正常引水灌溉；道路也是坑洼不平，运输农具、农产品极为不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根本无法进行耕种，贫民们空有土地却难以利用，这无疑给他们的生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举措看似公平地分配了土地资源，但缺乏后续的支持保障，最终导致贫民无法真正从土地分配中受益。

彼时，地主阶级大体上已被消灭殆尽。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众多原本获得土地的贫民，最终却不得不走上变卖土地的道路，前往大城市去谋求生计。要知道，在地主阶级被基本消灭之后，按常理这些获得土地的贫民应该能够安居乐业才对。但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一方面，他们虽然拥有了土地，可是缺乏足够的生产资料、技术以及资金来对土地进行有效的开发和耕种。比如说，没有先进的农具，就难以提高耕种效率；没有充足的种子和肥料，农作物的产量也无法得到保证。这就使得他们从土地上获取的收益非常有限，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另一方面，大城市的诱惑和机会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大城市里有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哪怕是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比如在工厂里做工人或者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收入相较于在土地上的微薄所得也要可观得多。而且大城市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医疗、教育等资源也更为丰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状况，大量获得土地的贫民权衡利弊之后，无奈只能选择卖掉土地，背井离乡前往大城市去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然而，在伊朗这个国家，其农业基础已然处于趋于崩溃的态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根本就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在大城市构建能够容纳无地农民的工业设施。其中的缘由。首先，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之一，它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劳动力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等。伊朗的农业基础崩溃，这意味着诸多连锁反应的产生。一方面，原本依赖农业为生的农民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无法继续产出足够的收益，他们不得不寻求其他的生存途径。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以及完善的配套设施等。而伊朗在农业崩溃的情况下，资金必然紧张，因为在挽救农业颓势方面可能已经耗费了大量的资源，难以再分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大城市工业设施的建设。同时，技术人才的储备可能也更多地倾向于挽救农业，无暇顾及工业设施建设所需的技术研发与引进。配套设施的建设更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农业崩溃带来的动荡也使得这方面难以实现。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伊朗的农村变得荒芜不堪，大量的农民因为失去了土地和农业生计，涌入城市。但是城市又没有足够的工业设施来吸纳这些人口，从而导致城市里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无业游民。这便是所谓“白色革命”所带来的一个悲剧性的结果。

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德黑兰这座城市经历了人口的迅猛增长。彼时，德黑兰的人口数量直逼千万之巨。然而，令人瞩目的是，那些在人口增长浪潮中新增的民众，大多是来自农村的移民。他们如同漂泊的浮萍一般，在德黑兰这座大都市里，只能游离于城市的边缘地带。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期。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农民面临着土地资源匮乏、农业生产技术有限等诸多困境。在城市看似充满机遇的诱惑下，大量农民选择背井离乡，涌入德黑兰。但是，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充分准备。城市的资源分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就业岗位的供给等方面，都无法满足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涌入。这些农村移民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教育背景，很难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找到立足之地，只能被迫聚集在城市边缘，在那里艰难地谋求生存。这不仅反映出当时伊朗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也暗示了巴列维国王统治下隐藏的社会矛盾与问题。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处于一种颇为窘迫的境地，既无法回归故里去从事农耕之事，也难以在城市中觅得一份工作。不过，幸运的是，在德黑兰这个地方，存在着众多的清真寺，而这些清真寺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救济职能。要知道，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就业机会往往集中在城市地区，对于那些缺乏特定技能或者教育背景的人来说，想要在城市里站稳脚跟并找到合适的工作简直是难如登天。而他们的老家，或许是因为土地资源有限，又或许是由于农业现代化进程使得人力需求减少等诸多因素，导致他们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回去依靠种地维持生计。在这样的困境下，德黑兰的清真寺就犹如黑暗中的明灯一般。这些清真寺不仅仅是宗教场所，更在社会救济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可以为那些流离失所、生活无以为继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像食物、衣物等，还能给予他们一个暂时的容身之所，让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有一丝慰藉和希望。这种社会救济职能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部分人的生存压力，也体现了德黑兰当地独特的社会救助体系中宗教场所所发挥的积极力量。

最终，众多的贫民纷纷涌入了清真寺。而这，恰恰就是霍梅尼翘首以盼的时机。那些走进清真寺的贫民们，享用着宗教人士分发的救济食品，同时聆听着霍梅尼的追随者们播放的关于“伊斯兰政府”的演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贫民们往往面临着生活的困境，食不果腹是常态。清真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成为了他们获取食物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宗教人士出于慈善和宗教教义的要求，会向贫民发放救济食品。而霍梅尼及其追随者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场景，当贫民们聚集在清真寺的时候，播放关于“伊斯兰政府”的演讲。这一方面是因为清真寺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有特殊的地位，能吸引到众多贫民前来；另一方面，对于处于困境中的贫民来说，他们在接受救济的同时，也更容易接受一些新的理念或者思想的灌输。这种方式使得霍梅尼及其相关理念能够在贫民群体中迅速传播，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改革遭遇挫败，这一状况致使其统治根基日益摇摇欲坠。雪上加霜的是，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石油收入大幅削减。要知道，在当时的伊朗，石油收入可是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犹如国家经济的命脉一般。如今这条命脉受到重创，就如同大厦失去了支柱，国王在应对反对之声时，手中几乎没有可以应对的有效手段，完全陷入了一种极为被动的境地。这就好比一个棋手，在棋局中失去了大部分的棋子，面对对手的进攻，只能坐以待毙，毫无还手之力。

1978年，清真寺里那些生活困苦的民众和德黑兰的失业工人，就像汇聚的涓涓细流最终形成汹涌浪潮一般，一同走上了街头。他们振臂高呼，强烈要求国王退位，满心渴望着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要知道，当时清真寺里的贫民长期遭受着贫困的折磨，在生活的重压下艰难喘息，而德黑兰的失业工人们，面临着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绝望处境，生活陷入了无尽的黑暗。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在长期的压抑和困苦中，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他们决定联合起来，以这样一种直接而又充满力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希望能够彻底改变现状，建立一个公正、平等，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新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