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选拔途径作为古代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对国家的政治兴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对于明朝官员对于选拔途径的改变，人们却都褒贬不一，毕竟虽然做到的改革，但也确实存在问题。

那么从明代开始到明代中期，选官途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洪武至永乐时期，是明朝官员选拔途径的形成和发展阶段，选官的方法经过了以荐举为主到多途并举的演变。

具体来说，洪武元年(1368)至十五年，荐举是主要的选官途径。

建国伊始，朱元璋便下令广泛荐举人才入京，授以“守令”职位。

洪武三年，明政府颁行科举，但仍命各地推举贤才。

洪武六年，由于科举所选“能以所学诸行事者甚寡”，于是“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

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恢复科举，选官途径形成了科举、荐举、举贡等多途并举的局面。

洪武十五年以前之所以大兴荐举，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在尚未建立明政权以前，朱元璋已经广泛使用荐举来招揽人才，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效用。

二是长期的战乱使得原有的人才培养机制破坏殆尽，对于新建的明朝而言，可供使用的人才并不多，官吏队伍陷于极度匮乏的状态。

采用荐举便于及时调动各地的精英为朝廷所用，从而维持各部门的正常运转，适应了当时国家建设的需要。

三是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大多没有达到朱元璋的期望。

他强调为官者必须是“俱求实效，不尚虚文”，意在指明选拔官员要以实际行政能力为标准，而这些恰恰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得以检验。

荐举则不拘资格、量才适用，符合这一时期朱元璋的用人主张。

但长时间以荐举为主，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荐举人才的质量不断下降，被荐者往往“以庸才充贡”。

这是因为荐举是一种主观估量人才的方式，其效果优劣往往取决于推荐者个人的认知和判断，缺乏客观的衡最标准。

朱元璋在“胡惟庸案”后废除了宰相，吏部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机构，但是其权力并未随着品级的提高而扩大。

相反，选官事宜由皇帝独揽，吏部始终处于皇权的威压下。

这导致荐举并不能按照规范的流程进行，荐举的归属权并不固定，负责向各地征荐的部门也不明确，加剧了滥举的发生。

对此明廷采取诸多措施予以补救，如实行荐举连带责任追究制度，但最终不得不折衷于考试的处理办法。

洪武十五年，御史赵仁建议加大对荐举的考核力度，“试其能否、考其优劣，然后任之以职”。

可见，朝廷上下已经意识到主观选人的不足之处。

随着可供朝廷选用的人才越来越多，官僚队伍供不应求的局面不复存在。为适应逐步成熟的官僚体系，朱元璋也对选官途径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认为，“天下才智，无所试，久必愤盈”，缺乏客观公正的选拔标准，难免会引起读书人的不满，从而影响政权稳定，加上科举在笼络人才、维护统治秩序方面能发挥巨大作用，于是科举再次引起朱元璋的重视，并于洪武十五年重新恢复使用。

除此之外，以学校教育为基础的举贡制也在不断发展，成为选官途径的重要补充。

所以，洪武十五年以后，明朝的官员选拔途径形成了科举、举贡和荐举等多途并举的局面，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建文、永乐两朝。

总体来说，明初由荐举为主转向多途并举，是选官途径由缺乏规范向初步有序的演进。

在选拔标准上既有体现客观的考试，又有推荐主观方式。

同时选拔强调不拘资格，目的在于迅速填补官缺，表明这一时期的选官途径更加注重效率。

此外，吏部作为选官的负责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多受皇权干扰，这也是选官流程并不制度化、“人治”大于“法治”的体现。

洪熙到正德时期，是明朝官员选拔途径发展成熟的阶段。

这一时期，明朝完成了守成阶段的重大转型，各项制度都较明初有明显调整。

在选官途径上，举贡与科举紧密结合，荐举则一再式微，成为朝廷礼贤的姿态。

考试的方式逐渐普及到选拔的各个领域，科举成为主要选官手段。

作为明初重要选官途径的荐举，在明中期却逐渐走向衰落。

这主要因为荐举中徇私舞弊现象的持续泛滥，如《明英宗实录》里所记载的一次皇帝诏书中写道:“朝廷求贤，期得真才，近者往往有徇私滥举权势子弟并亲识故旧之人，乃至考察，才行文学，皆无可取。”

尽管明廷三令五申严禁滥举，但由于执行力度不够，结果往往是被荐者依仗权势或私通贿赂进而获得官职，荐举人才的质量每况愈下。

此外，民间可荐举的人才几近枯竭，人才主要由学校和科举而出，且其规范程度远在荐举之上，通过荐举进入仕途的机会愈发狭窄。

总而言之，明中期以后朝廷虽诏令荐举，但只是表明其求贤若渴和礼遇人才的态度，实际上荐举所对应的官职已被科举、举贡等途分割净尽，逐渐“久且废不用矣”

与荐举相比，科举则以更为规范、严密的程序进行，其结果也更加客观、公正，被视为选官的“正途”。

所以，明中期以后科举成为主要的选官途径，并逐渐发展完备。主要表现在:一是形成了规范的考试体系。

有研究者指出，明朝除了继承宋、元以来的三级考试体系外，还发展出获得科举资格的科考和选拔高级官员的庶吉士考试，即五级考试体系。

相较于前朝，明朝不仅提高了考试的难度和规范程度，而且力求提高选才的质量。

二是考试科目单一和考试内容统一。与前朝科举科目的繁多不同，明朝科举仅设置“进士”一科。

考试内容上“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1]1694。成化后，八股文成为试文的统一格式。

三是学校教育成为科举的坚实基础，举贡与科举紧密结合。明朝的学校教育逐渐以科举为服务对象，所教授的内容也以科举考试的内容为主。

尽管作为举贡主体的学校生员也可以通过考选获得一官半职，但往往难度较大且官职低下，他们都希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即所谓“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

接受学校教育成为参与科举选拔的前提，形成了“科举必由学校”的局面。

明中期的官员选拔途径由多途并举转向以科举为主，选官以严密、统一的程序开展，以考试作为选拔依据，力求做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此外，随着内阁、宦官等势力的介入，皇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限制，使得吏部能够按照规定的程序开展选官活动，受“人治”因素干扰降低。

这些都可归结为选官途径，在注重效率的基础上，也突出了对公正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