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场口述系列：志愿军27军战地记者孙佑杰】

3000多名伤员撤离后，27军军长彭德清这才下令机关马上撤离。

五次战役中，27军穿插距离的最远，都打到了三七线附近。可凡是能找到的伤员，一个也没有落下。

与其说这是一个奇迹，倒不如说军首长爱兵如子。我听到消息后，心里激动了好一阵子。

继续北撤的一个夜里，27军机关穿过一段平坦的公路时，南面的敌人突然开亮了探照灯，照得方圆近百平方公里的山川道路清清楚楚。

胶东半岛的烟台山航标灯是全国灯塔之冠，而敌人探照灯的光亮度，比烟台山的航标灯不知亮多少倍。

亮到什么程度呢？即使路上掉下一根针，也能看清楚拣起来。

我当时认为，这是敌人在耍威风。可一想不对劲啊，敌人怎么会让我们轻轻松松转移呢。

这时，敌人的宣传机又开始了空中喊话：“27军的弟兄们，你们撤退的路被切断了，想走也走不成，只投降一条路了!”

“妈的，敌人怎么知道我们是27军，难道出了叛徒不成!”我一边走一边骂道。

“12军已经投降了，你们27军也被包围了，赶快弃暗投明吧!”

说12军投降了,那是胡说八道!让我27军投降，更是他娘的痴心妄想!

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敌人的喊话，但大家都意识到了危机四伏。

5月24日黎明，当军指转移到第一个宿营地---于论里东北方向一个山沟时，敌人的远程榴弹炮已经将我们围在了火力圈内。

同时，敌机像成群的燕子一样也开始了轰炸。

等坚持到黄昏继续撤离时，敌人相当于我们“尖刀团”的“特遣队”，已经前出堵住了军指的退路。

军指开始撤离之前，彭德清军长将警卫团的2个营派去掩护半路上的医院和伤员。而仅剩下1个营的作战部队，根本无力挡住敌人的攻击。

五次战役中的27军（史云拍摄）

此时，离军指最近的80师还在激战中。军司、政、后的几千人只有立即翻过北侧的大山，自行突围甩掉敌人的穿插截击。

随后，在军警卫营尖刀分队的掩护下，机关人员开始了夜间攀爬。军首长考虑到政治部的战斗力较弱，将我们安排在了相对安全的中间位置。

不光是我，就是首长们也对能不能逃出险境捏着一把汗。

往日行军的欢声笑语没有了，甚至连“后传跟上”的口令也免了，因为人人都怕怕掉队落于敌人手中。

可越急越怕，越出问题。

当前面的队伍看到了高山正北的豁口时，一道90度的悬崖挡住了去路。于是只好退回来，往东北方向一个山腰奔去。

但往东北方向去，同样遇到了悬崖。无奈，又只好原路返回，转半个圈后再从西北方向突围。

而这么以来，恰好又进入了榴弹炮的轰击范围。再加上侧翼敌人的步兵冲击，原本井然有序的建制顿时乱套了。

我是报社队列的最后一名。可急走紧跟，还是被后面的人挤到了路边。不料，又踩塌了沟边，一下子滑到了七八米深的沟底。

等我清醒过来，本能地张口想呼救时，嗓子干哑的已经喊不出声了。

我猛地拔出了3号手枪，想鸣枪求援。可此时鸣枪，极有可能被当做敌人，遭到乱枪射杀。唯一的办法只有原路爬上去，但爬了几次，又滑到了沟底。

这时，后面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了，都可以隐约听到他们的吆喝声了。我不禁有了结果自己的念头。

因为敌人一旦靠近，我那把3号手枪自杀身亡倒可以，对付人手自动武器的敌入，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如果被敌人打死还好，但若当了俘虏，这就意味着投降。活着回来准挨整受歧视，那还不如死了好。

我绝不是个怕死鬼。我自抗战参军，就有了以身殉国的准备，尤其是长津湖战役开始后，我已认定自己必定会死在朝鲜。

那个敌人怎么打我都可以，而让我一枪不放，自己结果了自己，老子绝不干这种傻事。但若一个人藏起来，不被敌人活捉也将活饿死。

想来想去，我既不想自尽，也不想一个人躲藏，更不想当俘虏。只要一息尚存，我就得爬出去。

我又继续开始了攀爬。即便爬一步退半步，也咬着牙死命地爬。

几番努力过后，终于爬到了离沟崖一米处，并双手抓住了下垂的一根树枝。

突然，“咔喳”一声，虎口粗的树枝与树干裂开了。

如果树枝完全断裂，我掉进沟底即使不被摔死，也无力再往上爬了，除了自杀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这时，我真的想鸣抢了，可已经无法掏枪了。

我这人命大啊。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路过的报社电台的台长发现了我，急忙将我拉上了上去。

等跑到了相对安全的沟北，我才想起了感谢台长：“如果你刚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我就没命了。”

“哪能啊！即使不认识，我不会见死不救，何况我们又是朝夕相处的好战友啊！”

我至今仍记得台长的模样，身材魁梧，脸面黝黑，待人十分谦和。

这时，王文之编辑走过来，一把夺下我的干粮袋说:“再晚回来一会儿，就找不到我们了。你在我前面走，我关照你。”

孙佑杰

山路越来越难，许多险峻地段，都是王文之编辑把我拽上去的，没有他我肯定再次掉队。

夜里的山坡上到处都是人，根本没有队形可言了。

大家自选地处爬山，军长彭德清、代理政委曾如清、副军长詹大南、参谋长李元、政治部主任张文碧等所有首长，也是气喘吁吁地一股劲爬山。

不一会儿，我遇到了军保卫部干事吴明，背着全军仅有的两个文件箱爬山。

军机关除了这两个文件箱，已经烧掉了所有的文件。因为这两个箱子里，装的全是十分重要的绝密文件。这也是彭德清军长的命令。

言外之意，就是牺牲了也得保住绝密文件。

吴明那个累啊。而按照保密条例，除了吴明谁也不能接触文件箱，就连保卫部长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吴明终于累哭了。一个堂堂的营级干事，就这么当众哭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吴明不单是因为累而哭，是担心自己牺牲了文件丢了。因为首长有交待，他牺牲了文件也不能丢

我有些不明白了，五次战役原本27军和兄弟部队都打了胜仗啊，怎么会如此狼狈不堪地撤退呢。

当时的长津湖战役，美陆战1师战斗力那么强，都被我们追着打，现在倒好，硬是让敌人反过来追着打。

战场上是这样，一旦你脱离了危险，脑子就开始想别的了，你不想都不行。

当时，我边走边想两件事。首先是我们的飞机呢，好歹也来掩护我们一下啊。可直到多年后，我问了许多首长，也没搞清五次战役为啥不出动飞机。

再者，医院和伤员有警卫团的2个营掩护，可一线部队只有靠自己死打硬拼了。

后来，我了解到，因为敌情变化突然和通讯不通畅，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险情。若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出来。

5月23日撤离的当夜，支前的民工水雾发现公路上有北去的坦克，还以为是志愿军缴获的，于是扛着担架爬上去搭脚。

当看到坦克向我转移的部队开炮，这才知道上了当，于是纷纷跳下来逃命。

有零星的战士，见路上有北开运给养的大卡车，也以为是自己人的。当靠近了往车上爬时，才察觉司机是高鼻子的美军，于是开枪打了就跑。

有部队的小分队和敌人大部队走在一条路上，听到语言不同才悄悄地分道扬镳，沿着山路急速撤离。

原来，这都是敌人穿插、分割我军的“特遣队”。他们不理会我军的零星人员，只顾向北猛插后方，企图趁我军混乱之际，用我们曾对付他们的方法来对付我们。

更让人捏一把汗的，是配属27军的炮兵16团。由于远离一线部队和通讯联络中断，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所以仍按原定计划沿山间公路南进。

也是23日夜里，行进中的炮兵16团2营，突然遭到了炮弹的袭击。

经验丰富的营长当即判明，敌人的射击位置离此不远，而且是行进中的射击。

营长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炮兵一直在步兵的后面跟进，敌人炮兵怎么越过了我们的步兵打后方呢。

营教导员张采正当机立断，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敌人的炮声这是事实，于是派出三名骑兵侦察员，前出炮声出口的方向侦察。

半个小时后，侦察员回来报告，前方公路转弯处，敌人3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沿公路向北边前进边射击。

炮兵16团2营清一色的马拉榴弹炮和野炮，根本对付不了敌人的坦克和自行火炮。

若硬拚人和炮将一起报销，而若擅自行动，尤其是变前进为后退，这是要承担风险的。

如此危急的关头，张采正教导员再次站出来:“立即后撤，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16团2营离开仅10分钟后，敌人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就开了过来。避开公路走小道的炮营官兵，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时，断后的营通讯员押着一名敌人俘虏赶了上来。

原来，拉炮的马队刚进入山道，敌人的三名侦察兵就赶了过来，通讯员当即干掉两人，又活捉了一人。

炮兵是这样，一直在路上的的军后勤车队就更不知清了。

五次战役的27军（史云拍摄）

还是23日夜里，军后勤干部毕吉林带领车队继续向南运输粮27弹。当发现路旁有大批伤员，一问才知道，敌人开始反扑了。

毕吉林一时不相信。这时，伤势严重的12军34师师长尤太忠的警卫员提醒道：“敌人真的反扑了，你们赶紧撤吧。”

尤太忠也是大名鼎鼎啊，可连他的警卫员都打成了这个样子了。

毕吉林急忙和司机给阻击部队卸下粮弹，将包括12军在内的伤员扶上了汽车。

上车后，尤太忠的警卫员边哭边骂娘，说:“这回可把刘(伯承)总的常胜军（12军）给毁了，我们对不起刘总啊!”

原来，不光我们27军觉得仗打得太冤枉、太窝囊，担负掩护的12军也是如此。

5月25日凌晨2点，军机关越过了高山，来到了另一座小山上临时休息。

一听说要休息，我只想找个倒地睡觉，可我掉队掉怕了，就和王文之挖了一个小沟，挤在一起打瞌睡。

刚睡着大半个小时，王文之又把我弄醒了，说敌人靠上来了，赶紧转移。

我刚睁开眼睛，敌人的几发迫击炮弹就在附近爆炸了。那个困劲瞬间没了，接着又是一阵急行军。

原来刚才临时休息，侦察分队已经开始了选择突围路线。

因为这一带山峦连绵，公路曲曲弯弯，如要只爬山肯定会被敌人追上，而如果冒然穿越公路爬另一座山，一不小心又将同敌人遭遇。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所以，军机关只能边侦察边转移，那儿安全就往那儿走。而且要依据敌情、地形，不分白天黑夜，能走则走，不能走则停。

记不清翻过了多少座大山，也记不清穿越多少次敌人活动的公路，我只知道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第三天跳出了敌人的截击圈，第五天脱离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

然而，危险远远没有结束。

此前的5月24日，当敌人在九万里空降后，预备队80师又奉命到春川一带组织防御。

80师各团交替掩护渡过昭阳江后，因东邻的20军还有一个师未撒出来，239团奉命就地展开防御。

可等20军的那个师转移出来时，敌人已经占领了西北方向的华川一线。

因北有华川湖挡住了去路，80师只剩下东北方向的一条路了。军指只好命令79师回头，掩护80师向杨口方向转移。

79师师长肖镜海，直接点名让235团3营先行阻击。

235团是中央军委唯一命名的“第一团”，这个荣誉全军至今没有超越的部队。长津湖战役柳潭里战斗中，3营又是唯一成建制消灭陆战1师一个连的部队。

而仓促上阵的235团3营还没挖好工事，敌人就接近了阵地。偏偏这时，营里的重机枪手因惊慌打不响机枪了。

迟浩田

3营教导员迟浩田见状，一脚将机枪兵踢开，报起机枪猛烈开火，这才将敌人打了下去。

事后迟浩田教导员向机枪手赔礼道歉，检讨自己不该踢那一脚。

机枪手却毫无介意，说:“教导员，如果你不将我踢开将敌人击退，我的命也就完了。”

虽然235团3营死死守住了阵地，但其它阵地却被敌人占领了。正在转移的80师不等命令，又自行回头掩护起了79师。

5月27日上午10时许，军机关终于钻出了敌人大炮的封锁圈。

这时，断后的部队也突围出来了。

我急忙跑到了隐蔽的后山坡。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啊，没有一线部队死命阻击，我们不是枪下鬼也被活捉了。

敌人的步兵大炮虽然被甩在了后面，但他们的飞机却无法甩掉，几乎是我们走到哪里，它就炸到那里。

我隐蔽在靠近公路的地方，仔细看着公路上的一线部队。虽衣装不整，疲惫不堪，步履艰难，但都紧跟队列，没有一个人掉队。

这时，几架飞临的敌人战斗机突然凌空扫射起来。

再看公路上的队伍，竟然没有一个人卧倒隐蔽，或逃离公路。

指战员们就这么在弹雨中向前挪动，打死谁，谁倒下，未死者照常向前走。仿佛个个都不想活了似的，对待敌机的扫射毫无反应。

不一会儿，朝鲜人民军的部队也出现在了公路上。

他们和志愿军一样，面对敌机的扫射，也没有一个人卧倒隐蔽，或逃离公路。有的竟边走边唱起了歌来。

我震惊了，那叫个目瞪口呆。我自参加八路军，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景。

事后我采访了一些生还的官兵，他们说有任务在身，要赶到军指的预设位置去构筑工事，彻底挡住敌人步兵的追击。

他们还说，仗打到这个份上，牺牲不仅是光荣，也是一种幸运。

当时我不理解啊，直到44年后的1995年，有一天我看到了贝多芬的名言：

“在人间的欢乐中，在完成了他对人间的任务后，没有丝毫痛苦地结束了——死，也是幸运的。”

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指战们那种近乎空灵的壮举：

你打不死老子，老子就照样前进！

当时，我十分清晰地看到，一名美机驾驶员也歪着脑袋在看下面，那个姿势，一看就是吃惊的样子。

我脑中突然蹦出一个问题:究竟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

这分明是一场装备与实力相差悬殊的战斗，而战争从来就没有对等的。

7天后的5月29日，军指终于转移到了预定位置。

这时我看到，军首长们仰天长嘘了一口气。

我又何曾不是呢，我又一次从战场上活了过来！

┃作者非虚构领域作家，代表作《踏不灭的薪火》，国家图书馆收藏，据此拍摄的两部纪录片《将军校长李仙洲》和《山东流亡学生记》，列入大陆对台湾文化交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