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证监会发布《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裁量基本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裁量基本规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规范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裁量，统一执法尺度，增强裁量公开性，实现裁量公正。

证监会制定《裁量基本规则》当然并非是无的放矢。其一方面是为了贯彻落实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精神，该《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统一执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执法行为”。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基于规范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裁量、统一执法尺度的需要，毕竟在过去执法的过程中，存在太多执法尺度不统一的现象。

比如，在投资者非常关注的大股东及重要股东违规减持的问题上，执法尺度不统一现象是较为常见的。少数违规减持案件遭到了重罚，比如去年9月，我乐家居大股东违规减持1.07亿元，结果遭到了近5000万元的处罚。便更多的则是责令整改，让违规减持股东购回违规减持股份。甚至有的股东违规减持，处罚只是停留在上市公司层面，股东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即不了了之。正是基于执法尺度的严重不统一，因此，证监会制定《裁量基本规则》很有必要。

那么，如何规范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裁量、统一执法尺度呢？这首先需要从法律法规层面统一处罚的标准，尤其是要从立法的层面统一处罚标准。如果立法层面都不统一，这就很难在执法层面达成统一。实际上，目前涉及到资本市场的一些立法如《证券法》、《公司法》、《基金法》、《刑法》，在有关处罚问题上的标准本身就不统一，这是一个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对待基金“老鼠仓”问题，根据《基金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而依据《证券法》对内幕交易的查处，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的，处以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在对待同一问题上，《基金法》与《证券法》的标准明显是有差异的。这必然导致执法标准的不统一。所以这个问题必须从立法的层面加以解决。

在立法层面的处罚标准达成统一的前提下，需要统一的就是各项规章制度。而《裁量基本规则》本身也就是属于规章制度范畴。比如，《裁量基本规则》规定，行政处罚裁量分为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等裁量阶次。同时，裁量基本规则对不同裁量阶次的含义和划分方式作出明确，并分别规定不同裁量阶次的适用情形。当事人同时具有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情节的，规定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后进行处罚。《裁量基本规则》的这些规定，显然是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的。

不过，从中国股市的发展现状来看，要尽量减少不予处罚、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的执法，要更多地选择从严执法，从重处罚。毕竟中国股市涉及到亿计投资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各种违法犯罪、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绝对不能纵容违法犯罪、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因此，对于违法犯罪、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务必要统一到从严执法、从重处罚的轨道上来，能从重处罚的，绝不从轻处罚，决不让违法犯罪、违法违规者逍遥法外。

当然，这里的从重处罚不限于行政处罚，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处罚。比如在行政处罚的同时，违法违规者构成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则应赔偿投资者损失。如果涉及到维权索赔的，应统一采取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方式。而且对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在追究刑事责任时，同样要坚持从严追责、从重处罚的原则，能重判的决不轻判，能重罚的决不轻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