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地势高，多崇山巨川，西北地势高峻，西南则高山深谷，浓雾蔽天，瘴气弥漫，古代商贩皆视为畏途。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后不久，日本开始封锁中国沿海各省，以防止外国供应战略物资给中国。因此，中国在西南大后方另辟运输线，成为当务之急。滇缅公路就在这历史背景下修建起来。
滇缅公路依山开辟，工程艰巨，途中高山峻岭，迂回重叠，连绵延布。路经点苍山一带尤为惊险，其最高峰拔海就9000多米，车达山巅，只见层峰叠嶂，云雾迷蒙，右则悬崖峭岭，左则深谷大川。
中国动用了二三十万路工，大部分是居住在滇缅公路附近的少数民族，几乎完全依靠人力和最原始的工具如铲、锄头等来完成这伟大的工程。据估计，约有二三千名路工在筑路过程中死于意外，或为山崩所埋，筑桥时不幸掉河丧生，或为疾病而亡。
当时，陈嘉庚组织的南侨机工回国服务于抗日的单位包括华侨运输先锋第一与第二大队、第十四运输大队等，这几个单位几乎全由南侨机工组成。机工除了精于驾车外，修车技术也是一流的。
华侨运输大队依照军队编制，每大队约有 200 余人，由大队长与副队长统领。另有车务、总务、技佐、出纳、会计员、政训员等文员，还有炊事员随行，负责车队的膳食。每个大队约有150部卡车。
南侨机工受军训完毕后投入服务，由缅甸把军火，如火药、子弹、枪炮、配件、汽油及医药等，运到昆明、贵州、重庆、广西等西南大后方。
当时，新加坡《南洋商报》曾派记者张楚琨（后回国成为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与戈丁采访机工在滇缅公路上的工作和生活，在《南洋商报》连载。以下为一系列报道的摘录：
随时可能连车带人滚到山下
车整天在荒山奔跑，越过一道山，又是一道山，又是一道山，层峦叠峰，好像永远走不完似的，东路沿着数千尺的悬崖峭壁前进。这一条黄色的长蛇，穿过无数的密林，越过数百个的桥梁与涵洞，有时且消没在白云里。倘若司机没有耐性和毅力，到了目的地说不定会发神经病。如果精神差一点，眼睛看不准，随时便有滚到山下与水中的可能，而这些山与水，用司机同志的形容词，它的深是“初一跌下去，十五未到底”。
车常常是数百辆一起出发，像一群灰色的甲虫，在高山里悄悄地爬着。我们英勇的司机，镇定地操纵这些甲虫的方向。他们的眼底永远是无尽止的山，是无边限的树林，是无尽头的路。这些山、树林、路，便是他们的家乡 ……
他们有没有宿舍？有的。腊戌、遮放、芒市、龙陵、保山、永平、下关、楚雄都有宿舍。有的用竹盖的，有的就庙宇改造的，但是我们的机工同志们，大抵不睡在宿舍里，而睡在车厢里。因为如果所载的军火没有卸，他们夜里必须照顾军火。如果军火已卸，他们也得防备零件被偷。
上山要一天半
下山也要一天半
由昆明到腊戌来回需时两星期，若由贵州经贵阳到重庆，来回一趟需时一个月左右。滇缅公路多高山，上山一天半，下山也要一天半。因此，在滇缅公路上开卡车，技术要好才行。张楚琨看到每个机工身上都穿着运输处所发给的制服，胸前都挂着“一等驾驶兵”的字样。
机工解释说：“技术熟练的才能当一等驾驶兵，技术差一点的，就列入二等或三等驾驶兵。华侨机工差不多都是一等驾驶兵。而‘辣椒兵’（华侨称呼外省人的外号）却几乎全是二三等驾驶兵！”
机工的驾驶技术虽然好，但“滇缅公路之险峭，众皆知悉，那弯弯曲曲的道路，若有差错，就会连人带车跌到那深邃莫测之山谷里，就是连最后临死的挣扎也来不及了而粉身碎骨了。”
机工回忆当年初次在滇缅公路开车时写道：“毕业时，战事激烈，我们被派驻滇缅公路担任运输工作。当时出发人数约二百人……到云南的遮放。一般上讲，南洋同志有相当好的驾驶技术和经验，但因路势险恶异常，黄泥小径的旁边，一望尽是无底的深渊。在刚坐上那辆三吨半重的大货车，手握住方向盘的时候，实在有些提心吊胆。因为怕翻车，所以车途中需要互助，故七部车分为一班，三班为一队。顺着山势，我们一行人，把车驾得如一条长蛇般的便出发了。”
日军战机低飞扫射
老机工白清泉回忆起当年那段在滇缅公路出生入死的运输生活时，激动地说：“那时我们回去，三年另六个月，没有在宿舍睡过，除非生病了，住医院才有床。每人都带行李在车上睡。每天出发，都带炊事兵，到那一站停下来，就在路边烧饭。车上带干粮、菜、油、肉。到每一站，不够再补充。有时运军火由缅甸到昆明、贵州、重庆、广西、西南大后方，每天行动，由终站站长分批，按军事管理，组织非常严密。收货、车据，如少一箱子弹要受军事处罚，非常严格。”
他说：“有时在高山抛锚，吃干粮，在山边找木材，拨点汽油，烧水解渴。有时过三天五天都不一定。有时，高山泥崩，两边都不能通车，抛锚二三天是常事。有时日机突袭，在滇缅公路常有日本飞机低飞扫射。一看到日本飞机，机工马上把车停下来，人靠山边躲起来，用泥土把反射的车灯和玻璃加以涂擦，再用树叶掩盖车身。这些都要有军事常识。”
白清泉所描述的遭日机轰炸和机关枪扫射以及在山路车子抛锚、露宿荒野都是每个机工都有的经验，也成为机工的共同记忆。
云南雨季常造成山崩，车坏桥断，使得交通中断，机工不得不露宿荒野，机工戏称为做“山大王”。
一名由新加坡回去的少年机工陈恩仁也有做过13 天山大王的经历，令他毕生难忘。当时他是驻遮放的第13 大队的一个班长。这是他的忆述：“那一次，一百多辆车从遮放出发，走到离芒市一二十里的地方，忽然发觉前方的桥断了，我们的车停下来，大家都很着急，进不得，退也不能。路太小无法转弯。我们希望交通部赶快派飞班来修，可是那时是雨季，桥一时无法修好。我们知道绝望了，准备做山大王。”
他说：“我们没有带米、带盐，只好向老百姓买点饭。一百多人在荒山要找饭吃真不容易。我们要跑几十里路才能找到一顿饭吃。因为车上有军火，不得有半点差错，所以一百多人要分几次出去觅食。因为种种困难，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雨下个不停，白天愁坐在车头，夜里也睡在车头里。
陈恩仁说：“当我们听到桥修好了，我们像脱了笼的鸟，像得到大赦的囚犯。我们的机工同志几乎半数以上都做过山大王。成群的还不算苦，一个人才要命。要看车，又要找食，冷冷清清在山里住他三天五天，你道那滋味是怎样的？”
与少数民族姑娘谈恋爱
机工生活也有另一面——打架闹事及一些机工跟少数民族的少女谈恋爱。华侨机工刚强，在昆明、下关、保山、芒市、龙陵很出名。市民和警察都对他们“敬而远之”。机工在保山和饭店、理发店员工发生冲突，停市了几天。机工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与云南少数民族少女，如傣族、白族姑娘的爱情故事是机工运输生活的外一章。
机工体格好，感情丰富，往往成为少数民族少女爱慕的对象。有些机工好奇参加摆夷族的泼水节，被热情的摆夷族女郎泼了水，就这样定情了。这些乱世姻缘在战后复员时发生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些机工在南洋有妻室儿女，在云南另筑爱巢，不复员了，令南洋妻儿空等待。有些在云南已育有儿女，复员时岳父母不放行，只好带着破碎的心只身回南洋。
1980年代新加坡南洋学会考察团在芒市听到一则感人的故事。当年与机工结婚的傣族姑娘自机工回南洋后始终未改嫁，把儿女教育成人，今已年老多病，唯一遗憾是此生未能再见多情郎一面。
新书发布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中国。
两年后，日军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所有港口，切断了英、美、东南亚到中国的武器弹药和战略物资的供应链。
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大后方唯一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日的军需物资全从这里输入。
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下，3000余名南侨机工热烈响应，从新加坡的怡和轩出发，回国支援抗战。三千多人当中，有热血女青年，也有印度族和马来族同胞。
军训完毕后，南侨机工投入服务，从缅甸把外援的军火，如炸药、子弹、枪炮、配件、汽油及医药等，源源不断运到中国西南大后方。
陈嘉庚回忆：投入抗战之后，“当地设备极简陋南侨机工面无血色，带病含泪，自不忍睹！”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但此时，三千多名
南侨机工，有的战死，有的病死，有的死于饥寒，那些劫后余生的机工也备受失业与挨饿的痛楚，最终回到南洋的只有1100多人。
南侨机工以血、汗和泪，为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先辈的忠肝义胆，必须成为我们集体记忆永不磨灭的部分。他们所体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公平、正义、自由等等，会随着人文发展而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南洋学会出版《从征募到复员——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就是为了发扬先辈身体力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激励今人见贤思齐。本书也收录了收藏家林少彬发掘的日本战时档案资料，为首次出版，非常珍贵。
南洋学会将在5月20日（星期六）130pm在怡和轩（43 Bukit Pasoh Road, Singapore 089856）举办新书发布会，主宾为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隆。
欢迎各位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