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在日寇已经将山西省会太原占领的危急关头，阎锡山却阎锡山磨刀霍霍，极力挑动与八路军的军事冲突。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使山西好不容易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出现了危机，形势十分严峻。
此时，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奉中央之命，回到延安……
1939年9月，在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林枫怀着激动的心情，汇报了山西的政治情况。
在汇报完后，想到山西的严峻形势，林枫着急地问毛主席：“主席，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
对于军事斗争，毛主席经历了太多，从秋收起义开始，毛主席便率领红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战斗，到这时已经十几年了，他深知哪里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而且是很快就要反抗。
事实上，林枫等在前线的工作人员和八路军将士们都不怕与国民党部队作战，他们连强大的日军都不怕，又怎么会怕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战斗呢？
只不过，中央在前不久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巩固国共合作。因此，对于和国民党军队开战，他们的心里是有顾虑的，担心违反中央的指示精神。
193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一文，号召全党要“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
根据毛主席的号召，党中央立即进行了部署，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动倒退”三大政治口号。稍后，中央又向全党指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然而，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打了多年交道的毛主席看来，这些指示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总是挨打不还手，那样就会助长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让他们更加得寸进尺，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维护更加不利。
因此，在8月10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对待局部武装冲突的原则的指示》，向全党指出：
“一、在日寇挑拨与国民党反共政策下，局部武装冲突不仅可能，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经屡见不鲜，应当估计到这种冲突还有加多的趋势；二、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战，另一方面在自卫的立场上，给武装摩擦着向我进攻的行动以应有的坚决的打击教训。”
根据这个指示，在阎锡山准备和八路军发生武装冲突的时候，八路军完全可以在忍无可忍的时候，直接用武力解决问题。
然而，在同志们的心里，这样的度是不太好把握的。因此，斗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那时候，在接到回延安汇报工作的通知后，林枫对妻子郭明秋说：“阎锡山配合日军夹击我们，我们支队和新军、牺盟会的处境越来越不好，党中央要我去延安汇报工作。你身体不好，你考虑一下，是不是去延安休息一段时间？”
看到郭明秋不愿意放弃工作，林枫又劝说道：“你走了，我从延安回来，一个人在前方就利落了，这样好打仗。你若同意去，我就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发电报，向他请示。因为中央有过指示，陕甘宁边区目前也很困难，进一个人都得请示批准。你给蔡畅同志做过秘书，富春同志知道你，征求他们同意后再去才好。”
听到丈夫这样说，郭明秋才勉强同意了丈夫的意见。在给李富春的电报发出不久后，便收到了他的回电：“明秋可以来。”
9月初，林枫便带着妻子郭明秋等人离开晋西南区党委驻地，前往了延安。此时，林枫担任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才1年多。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林枫在党组织的派遣下来到太原，担任了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协助身体患病的省工委书记张友清工作。
11月，日军占领了太原。此时，林枫跟随周恩来、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山西省委、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与阎锡山及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转移到临汾。
此时，临汾已经成为了北方抗日战争的中心。对于来到山西战场连续作战的八路军来说，由于肩负着开展游击战争的重任，补充和扩大兵员，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为了扩大部队，补充兵源，进行对日斗争，周恩来亲自向山西省委提出了“20天扩军3000人”的任务。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林枫立即投入工作，动员、组织了河东各县掀起了扩大八路军的高潮。
在林枫等人的努力下，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提前超额完成了周恩来下达的扩兵任务。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临汾也于1938年2月临汾失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山西省委，成立晋西南区党委，并任命林枫为党委书记。
在林枫的领导下，晋西南根据地军民对抗日战争非常积极，一边进行抗日战争，一边搞好生产建设，在当地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和壮大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实力。
对于这段时间的工作，林枫在后来说：
“晋西南自1938年5月区党委成立以来，便确定了隐蔽力量埋头苦干的方针。承认阎锡山在晋西南的优势，承认晋西南是阎锡山的根据地。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建立了模范的统一战线，党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顺利的开展。”
然而，阎锡山却认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太快，似乎超过了他的忍受范围，再加上蒋介石的反动命令，国民党反动军队一时间蠢蠢欲动。这便是林枫所说的“风雨欲来风满楼”。
当时，为了达到消耗和限制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目的，阎锡山一心想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下令禁止各级政府供给八路军粮款。同时下令，非经营批准，任何人不得向民众摊派粮款，违者严惩。
在阎锡山的命令下，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摩擦越拉越多。对此，林枫说：
“秋林会议之后，摩擦的事情增多了，晋西南在党中央及北方局的指示之下，坚持已得的进步阵地，反对分裂倒退，继续推动与争取阎锡山进步，适当地运用必要的让步。在党内特别对公开工作干部，加强阶段教育。
这一方针，在形势逆转之初也是正确的，但在逆转形势的据需发展中，便处处感到难以容忍的苦闷，阎锡山利用其统治权力，对于新派干部有计划的撤换必须贯彻，对于顽固捣乱分子则言听计从，致使我们失去若干阵地，各方面工作上都发生了困难，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必须予顽固分子以必须的打击的时候了，否则，所谓坚持阵地，不过是一句空话。”
由此可见，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当时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另一方面，林枫等人不愿意看到好不容易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因为战争毁于一旦。这便是林枫等人感到忧心的地方。
就在这时候，林枫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要他到延安汇报工作。于是，林枫便带着这种忧虑，前往了延安。
在到达延安后，林枫首先向华北群众工作委员会王稼祥、中组部陈云和李富春汇报了晋西南的工作。
林枫虽然将山西的情况汇报给了党中央，但心里并不轻松，因为阎锡山不会因为他把情况汇报给了党中央，而停止对八路军的军事进攻准备。
因此，在向毛主席汇报完后，林枫才会向毛主席询问对策，说了“如果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的话。
听了林枫的话，看着林枫焦急的表情，毛主席笑了笑，说：“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
看到毛主席回答的如此轻松，林枫的心里豁然开朗。的确，毛主席的话不仅从军事上解决了八路军的对策，更是在组织层面上给了八路军以支持。
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毛主席明确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了警告，宣布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有了毛主席的支持，林枫等抗日前线工作的同志和八路军便有了与国民党反动军队战斗的底气。后来，在想起和毛主席的这次谈话时，林枫说：
“从秋林会议起，感觉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采取了斗争方式。也有受了束缚的，如在新军问题上，北方局指示要隐蔽，力量已暴露了，如何隐蔽呢?阎锡山调干部受训，送去一批，心里不高兴，第二批就不送了；旧军扩兵，我们也扩兵；不给我们粮吃，隰县就拨了3000石。阎锡山抓县长，彭若涛已过河了，当时我们已进行了许多斗争。但是，当时要下武装斗争的决定，要归功于毛主席。9月，我去延安与毛主席谈了半小时就解决了。他说‘他打你，你就打他！’我回到山西胆子壮了，决定问题，话不在于多，要言不繁。”
不久后，林枫等人便以山西省委名义起草一份宣言，号召山西人民起来反对阎锡山破坏抗战的反动行为，反对山西反共顽固派兴起的反共逆流。
11月，林枫回到晋西南区党委驻地。
此时，晋西地区的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于是，林枫便按照与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向党员干部们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地讨论了反顽固分子斗争的方针。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下，晋西南区党委决定对阎锡山的挑衅行为，采取了不再让步，必要时不惜武装自卫，保卫革命利益的方针。
1940年2月，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组成中共晋西区委。
中共晋西区委成立后，林枫被任命为书记。此后，林枫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然而，想到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做后盾，林枫的心里轻松了许多，率领晋西区委的同志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继续努力拼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