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部分关于朝鲜战争内情的绝密档案陆续公开，其中就有一份题为《关于中国军队情况》的分析报告，署名人为科切尔金。

这份报告发出于1951年6月16日，由苏联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什捷缅科接收，其中详细分析了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作战情况，包括官兵的战斗素质以及战役评价等各个方面。不过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科切尔金还着重强调了这样一段话：

“在军队的指挥官中，聂荣臻比较年轻，但因为中国墨守成规的传统，他经常犹豫不决，总是为了人情世故去避免做一些决策，这也导致了总参谋部在战争中没有发挥作用。”

1951年6月10日，志愿军结束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因为是仓促应战，又接连出现指挥系统沟通失误的问题，所以这一仗其实打得并不圆满。

科切尔金挑在这样一个时间致电什捷缅科，又毫不客气地将矛头指向聂荣臻，很显然是想告上一状，毕竟苏联总参谋部经手的作战文件，最后大都会呈送给斯大林审阅。

这个科切尔金到底是何来头，竟要如此言辞犀利的评价聂荣臻？这份被定义为绝密的内部报告，又到底是信口开河还是真有依据？斯大林对此又持怎样的意见？

科切尔金是谁？

报告中，只注明他的军衔为少将，却并未透露具体职务。不过根据一些线索，也不难推测出他的身份。毕竟在原文的开篇，他就开门见山的写了这样一段话：

“这是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1950年11月，正是中苏因为朝鲜战争交流最密切的时期。彼时的苏联因顾忌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愿直接与美国开战，但在中国决定抗美援朝后，斯大林还是履行了承诺，向中国派驻了一批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

科切尔金的军衔为少将，自朝鲜战争打响后就被长期派驻于中国，又拥有向苏联总参谋部直接汇报的特权，这足以证明他就是苏联顾问团的成员之一。

从报告内容来看，科切尔金是具备一定军事素养的，比如他对志愿军的总结就非常贴切：

“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善于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能够通过出色的政工工作来保障士气。”

但同时，科切尔金也分析了志愿军的不足之处：

第一、 后勤保障不力。

第二、 没有充分运用炮兵部队。

第三、 指挥力量薄弱。

尤其是第三点，科切尔金显得颇为在意。他认为第五次战役之所以打得不好，根本原因是志愿军指挥系统松散。因为通讯能力薄弱，上级司令部常与一线部队断绝联络，作战任务的下达与执行都大打折扣。

此外，报告中还提出：

“中国尽管形式上设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都没找到自己的位置，战争中也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科切尔金的观念中，总参谋部作为中国军队的指挥中枢，应随时为志愿军提供战略援助。但事实上，担任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没有得到后方参谋机构的任何意见。实际能够给予他指示和帮助的，只有毛主席一人。

从科切尔金的话中不难看出，这位苏联少将对志愿军的指挥系统可谓愤愤不平，从前线指挥部到位于北京的总参谋部，他都挑出了一堆毛病。其中，他对两个人的评价最是激烈。

首先是聂荣臻。

“这位代理总参谋长‘因为担心损害与其他指挥员的关系’，有意的在避免参与决策，对前线提出的战役计划既不研究，也不提出任何看法。”

其次是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李涛。

“作战部只是一个由10到12名军官编成的小组，他们根本没有研究形势和制定提案，只满足于被动地收取情报，然后也不去核实和查明，直接就发给了彭德怀，让他自己去判断。”

对于聂荣臻，科切尔金是耿耿于怀。他说自己和这位中国的总参谋长打过交道，苏联顾问团在军事方面给出了很多意见，但聂荣臻显然是担心这是在过分干涉志愿军指挥，所以常常是借口“观念不同”来回绝帮助。

聂荣臻的强硬态度，无疑是让科切尔金丢了面子。这种被边缘化的挫败感，成为其报告中情绪化表述的重要诱因。他选择在这个敏感时期发难，显然也是意图通过斯大林来向中方施压。

但聂荣臻真的在“袖手旁观”？

作为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的说法和科切尔金截然相反：

“抗美援朝那一段时间，聂荣臻来毛主席这里的次数最多。他们一个是主席，一个是代总参谋长，经常见面，直至朝鲜战争结束。”

并且，聂荣臻本人也曾不无感慨地回忆说：

“代理总参谋长那一段，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繁忙、最累的时期。”

事实上，毛主席指挥抗美援朝，第一助手是统筹全局的周总理，第二助手就是主持总参工作的聂荣臻。说聂荣臻没有在志愿军的军事体系中发挥作用，根本是无稽之谈。他所承担的压力，丝毫不亚于远在朝鲜前线的彭德怀。

抗美援朝期间，聂荣臻都做了什么？

其一、高强度协调与决策执行

作为总参谋长，聂荣臻是连接前线和后方的战略枢纽。一方面，他需要频繁地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军情，一方面又要处理前线传来各种需求。他的工作状态，经常是在毛主席那里一谈就是一晚上，早上一到办公室，等着解决各种问题的干部又早已坐满。一个星期，起码一半的日子都要熬通宵。

科切尔金说毛主席经常给予彭德怀建议，这话不假。但如果没有聂荣臻对军情的收集汇总，以及对各种战略方案的模拟推演，毛主席一个人又如何应付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应该说，毛主席给予志愿军的每一条指示，背后都有总参谋部的付出。

其二、统筹全局的战争准备

早在抗美援朝之前，聂荣臻就立下了两件大功。首先是为应对朝鲜局势变化，迅速组织第13兵团在东北完成集结整备；其次是敏锐察觉美军在朝鲜军力的增强，建议将第9、19兵团分别调至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待命，作为第二梯队有备无患。

聂荣臻的这两次“调兵遣将”，都是对战争的精准预判，也最终避免了志愿军入朝后遭遇兵力短缺的危机。

其三、后勤与军工保障

作为志愿军的大管家，聂荣臻基本承担了后方所有的脏活累活，从部队的编组、训练、集结，到运送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军工生产、伤病员安置等等，他都要亲自过问。

在筹划抗美援朝期间，聂荣臻曾累倒在办公室。这种情况哪怕是在最初的红军时期、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都没出现过的。这足可见聂荣臻的工作负荷有多重、压力有多大。

在聂荣臻的助手当中，有一个人同样居功至伟，这就是科切尔金口中另一位“不办事”的李涛将军。

李涛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革命，也是毛主席最信赖的“贴身参谋”，他对战争的敏锐度和判断力，堪称军中一绝。

1950年8月，李涛就曾做过一次极为大胆的战略推测。

当时他综合各方资料，发现美军在不断向朝鲜增兵之后，只是在洛东江三角洲依托工事进行防御，不反击，更不决战。但与此同时，南朝鲜军却在英国、加拿大海军的支援下，接连拿下了仁川港附近的德积岛、大伊作岛、灵兴岛。

“联合国军”攻占的虽然只是几个小岛，但却引起了李涛的高度警觉。他认为此事不是偶然，这几个岛屿虽小，却是朝鲜半岛蜂腰部海岸线的门户之地。攻占这几个小岛，很可能是“联合国军”下一次战略行动的前奏，即为在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发动登陆作战做预演。

毛主席十分重视这一情报，当即做出两项决定：

一、督促东北边防军的各项战备工作，严令在9月底以前完成作战准备。

二、将有关情况和判断告诉朝鲜和苏联，建议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

但很显然，苏联和朝鲜都并未重视这一警告。最终，朝鲜人民军在仁川大败，整个战线被一分为二，主力几乎全军覆没。

李涛的战略分析，不仅为志愿军出兵朝鲜敲响了冲锋号，更为盟友送去了救命的良药，但奈何苏联和朝鲜都对此警告无动于衷。话说了又不听，科切尔金最后却来抱怨李涛的作战部“根本没有研究形势”，这显然是睁眼说瞎话。

而科切尔金之所以多数观点都与事实相违背，原因只有一点，那就是偏见。

从头至尾，科切尔金都是以苏联视角在评判中国。但事实上，在两国的军事体系中，“总参谋部”的定位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苏联总参谋部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成立的全俄总司令部，当时的职能是参与组建红军和管理部队后勤，相当于军队的大管家。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做了一个关键性的改革：成立“最高统帅部”作为苏联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由自己直接负责。同时，总参谋部的工作职能进行了调整，集中精力协助最高统帅部解决战役战略问题。

不过事实上，二战初期的斯大林更习惯于乾坤独断，指挥部队很少依靠总参谋部的出谋划策，所以无事可做的总参人员，经常是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被派驻到作战部队，负责督查军队执行斯大林作战命令的情况。

从职责上说，“最高统帅部的代表”相当于监军，只管监督各级将领，不直接参与军事指挥。但在苏联元帅朱可夫的回忆录中，却记录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事例：

在刻赤半岛战役中，苏军大败而归。斯大林震怒之下找来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质问他战役为什么会失败？华西列夫斯基总结了诸多原因，比如防御纵深配置薄弱，预备队使用不当等等，但斯大林对此根本不买账，反而说了一句：

“就这些？您忘了该把谁提交军事法庭了？”

斯大林口中的这个“谁”，正是当时派驻刻赤半岛的“最高统帅部代表”梅赫利斯。斯大林把战役失败的责任都归咎于此人，认为梅赫利斯只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旁观者，在意识到战场情况不对时，一味批评将领，却没有强硬的去接管部队指挥权。

从斯大林的表述中不难发现，他其实赋予了“代表”极大的权力，指挥部队的责任虽然掌握在各方面军司令员手中，但“代表”却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有职权去干预司令员的决策。正如朱可夫说过的一句话：

“在我的记忆中，拒绝执行最高统帅部代表建议的情况是没有的。”

除梅赫利斯之外，苏联“最高统帅部代表”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后来升任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这位与朱可夫齐名的元帅，一直身处前线，参与指挥了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等一系列大型战役。

也正是华西列夫斯的出色表现，才让斯大林开始重视总参谋部的作用。后来华西列夫斯基就曾回忆说：

“大约从1942年9月起，斯大林明显地改变了对总参谋部的态度，开始真正依靠它了。从那时起，一切重大的战役战略问题，都是在总参机关的参与下加以解决的。”

苏联的总参谋部，在战争中数次经历转型，既要担负前线监察和实际指挥的重任，又要负责后方的战略统筹，职能繁杂又没有明确规定，直到二战结束才开始系统性建设。同样，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组建总参谋部，也恰好撞上了朝鲜战争。

因为时间紧迫，毛主席也是赶鸭子上架，让刚搭好框架的总参高效运转，承担起情报收集和战略方案制定等诸多任务。但有一点，毛主席并没有照搬苏联搞“总参代表派驻前线”的那一套模式，他认为前线有彭德怀就足够了，指挥部队最忌讳令出多门。毕竟从历史经验上看，苏联代表胡乱干预司令员指挥，导致战役失败的例子就不在少数。

不过，科切尔金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点。他认为聂荣臻作为总参谋长一直身处后方，就是在逃避职责，是因为顾忌人情世故，所以要避免和前线指挥员产生摩擦。

以苏联视角去衡量中国，是那个时代苏军顾问的通病。事实上，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像科切尔金一样向斯大林打小报告的苏联顾问不在少数，中苏也多次因为观念不一致而关系紧张。不过随着朝鲜战争的推进，志愿军用实打实的战绩证明了“中国模式”是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甚至从很多方面来看，志愿军在指挥部队方面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要远胜于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