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寒冬腊月，汤阴城外的营地内，一阵紧促的脚步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身形魁梧的中年男子双手被反绑，披着一件破旧的棉大衣，艰难地走进营房。他抬起头，露出一张风尘满面的脸，正是臭名昭著的军阀孙殿英。四周是虎视眈眈的解放军士兵，手握钢枪，眼中燃着愤怒的火焰。有人忍不住怒吼：“这个汉奸，罪大恶极！该死！”枪决的呼声此起彼伏。
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他的末日即将到来时，一道铿锵有力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不可杀！”发声者竟是刘伯承，这位一向恩怨分明的统帅，为何要为孙殿英求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娓娓道来。
从贫农到军阀，乱世枭雄的崛起
1889年，河南永城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迎来了一个男孩，孙殿英。他的童年没有任何传奇色彩，更多的是清末乱世下穷苦百姓的缩影。家中田地稀少，生活困苦，一家人勉强糊口度日。乱世中，温饱成了奢望，更别提读书识字了。幼年的孙殿英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甚至连“家里蹲”都成了一种奢侈。稍微长大后，他便跟着父母下田劳作，早早地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然而，清朝的尾声并未给百姓带来更多喘息之机，反而让社会的混乱进一步加剧。土匪横行、战火四起，百姓苦不堪言，家乡的田地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穷困潦倒的孙殿英为了填饱肚子，投奔了河北一带的大土匪张平。土匪窝子虽混乱，却能让这个青壮年吃饱饭。在张平麾下的那些年里，孙殿英逐渐学会了烧杀劫掠的本事。虽然并无详细记载表明他是否直接沾染过人命，但他跟随张平东奔西窜，祸害百姓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当土匪虽能短期糊口，却不是一条长久的路。日子刀尖上舔血，稍有不慎，便可能命丧黄泉。孙殿英很快发现，这样的生活只是在透支生命。于是，几年后，他带着一身的匪气，离开了张平的土匪队伍，转而去了豫西。当时，豫西一带有一种被称为“庙道会”的组织，打着宗教的幌子行骗、敛财，孙殿英摇身一变，成了一名“道长”。
庙道会名义上是宗教团体，实际上则是靠坑蒙拐骗维持生计的地方帮派。加入其中后，孙殿英并未收敛“匪气”，而是充分利用这里的环境，将自己磨练成一个既能蛮干，又能动脑的投机者。日子过得虽然不像土匪时那般刀口舔血，但依旧不安稳。几年下来，孙殿英从豫西一带的“假道士”变成了一名地方名声不佳的“能人”，却始终没能摆脱谋生的困境。
1920年代初，军阀混战拉开帷幕，扩军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迫切需求。听闻丁香玲在河南招兵，已然30多岁的孙殿英立刻抓住机会，转投军旅生涯。起初，他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却凭借土匪出身时练就的狠劲儿和机智，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他深知如何在刀光剑影中取胜，也知道怎样迎合上司的口味。不久后，他受到了丁香玲的赏识，开始一路扶摇直上。
但军阀混战的世界里，忠诚从来不是衡量士兵的标尺，利益才是根本。孙殿英很快展现出他“见风使舵”的本色。起初投靠丁香玲，后来发现另有靠山更稳妥，他又毫不犹豫地转投其他势力。短短几年，他先后效力于多位军阀，包括憨玉昆、胡景翼等人，每换一次主子，他的地位便更上一层楼。到1925年，他已然成为一名师长，并在短时间内晋升为军长。
孙殿英的崛起并非偶然。他将自己在土匪窝学到的战斗经验和在庙道会时的圆滑处事发挥到极致，迅速在军阀体系中找到立足之地。然而，他始终停留在“投机”的格局中，既不想着为百姓谋福祉，也无意在国家乱局中建功立业。孙殿英的眼里，只有自己的荣华富贵和势力版图。他的军旅生涯从此打上了“无情”、“唯利”的烙印，成为乱世中的枭雄典型。
盗清东陵，开启毁誉交加的一生
1928年的一天，清东陵一带的村庄忽然热闹起来。大片军队在陵墓附近集结，战马嘶鸣，士兵们来回奔走，周围弥漫着肃杀的氛围。
孙殿英借“军事演习”之名，将部队驻扎在这片风水宝地。然而，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军事行动。清东陵，埋藏着历代清皇的龙骨与无数珍宝，成为孙殿英眼中解决军费危机的一块“肥肉”。
那时的孙殿英正处于事业的低谷。虽然身居军长之位，但手下军队装备差、粮饷少，甚至连士兵的基本温饱都难以保证。更糟糕的是，他手中这支杂牌军不断被裁撤整编，生存危机步步紧逼。兵无饷，心不稳，内部已显叛乱之兆。走投无路之际，清东陵的厚重石门背后隐藏的黄金、珠宝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盗墓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即便是孙殿英这样胆大包天的人，也不得不精心筹谋。他先剿灭了周边的一股地方土匪马福田，以消除盗墓过程中的潜在威胁。接着，他又在陵区附近大肆宣扬要进行军事演习，吓得清东陵看守人员逃散，百姓们也纷纷远离此地。待陵区四周一片空旷后，孙殿英终于迈出了惊天之举。
清东陵的防盗措施极为严密，但这并未难倒孙殿英。他不仅组织士兵强行挖掘，还特意请来当年参与修建陵墓的老工匠，以便找到机关的破解方法。然而，数日过去，墓门依然紧闭，甚至发现了大规模积水阻碍了前行。
眼看军费危机愈发紧迫，孙殿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令直接用炸药轰开石门。伴随着一声巨响，乾隆皇帝的裕陵与慈禧太后的定东陵相继打开。墓室内的情景令人震撼：鎏金嵌宝的棺椁、琳琅满目的珍珠玉石、黄金器皿铺满一地，尽显清王朝的富丽堂皇。
然而，这些价值连城的国之瑰宝却被孙殿英的士兵肆意抢掠。他们把玉器当作普通玩物丢来丢去，甚至将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生生剥下，引发啧啧惊叹。就这样，满载而归的孙殿英用盗来的宝物换取了数十车的军费，不仅暂时平息了军中的动荡，还扩充了部队的实力。
然而，劫掠皇家陵墓这件事毕竟天理难容，很快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末代皇帝溥仪得知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直接向蒋介石控诉，希望国民政府“严惩”孙殿英。蒋介石表面上表示会追究到底，却被孙殿英送上的大批珍宝迷了眼。他将这些赃物分送给各路高官，甚至连宋美龄都收到了一件精致的珠宝。最终，蒋介石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仅没有惩治孙殿英，反而让他在官场上继续扶摇直上。
尽管孙殿英暂时渡过了危机，但此事却成为他一生都无法洗刷的污点。无论是盗墓的大胆行径，还是随后的贿赂丑闻，都让他背上了“无耻之徒”的骂名。在公众的眼中，他成了既贪婪又狡诈的典型代表，甚至连后人提到清东陵一事时，都免不了痛斥他几句。然而，这场轰动一时的盗墓风波，却也为孙殿英赢得了另一种“名声”，让他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军阀摇身一变，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这次盗掘不仅改变了孙殿英的人生轨迹，也开启了他毁誉交加的一生。从此以后，他在乱世中愈发投机取巧，继续上演着他的军阀人生。
抗日战争中的角色转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乱世中的各方势力被裹挟进民族存亡的洪流中。曾以盗墓臭名昭著的孙殿英，这时也披上了抗日的外衣。对他而言，选择参与抗战更多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非真正的家国情怀。但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孙殿英却与我党产生了一段看似矛盾的微妙关系。
抗战初期，孙殿英被编入国民党军队，手下新五军驻扎在河南林县一带。当时的林县抗战气氛浓厚，八路军的抗大一分校也设在附近，林县成为国共双方重要的活动区域。然而，由于国共阵营的分裂，新五军与八路军时常发生摩擦。孙殿英的士兵多次到八路军地盘挑衅，而八路军在尽量避免事态升级的情况下也针锋相对。这种针尖对麦芒的局势让彼此关系一度紧张。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彭德怀到访抗大一分校的那一天。当他得知新五军的挑衅行为后，怒火中烧，带着警卫员径直闯入孙殿英的军部“兴师问罪”。这次直接对话，让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军人坐到了谈判桌前。
彭德怀坦率地指出，当前局势下，中国需要的是一致抗日，而非窝里斗。他言辞犀利地抨击蒋介石“假抗日、真消灭异己”的意图，同时提醒孙殿英：像他这样的地方军阀只是国民党的工具，迟早会被舍弃。
孙殿英虽出身草莽，但并非愚钝之人。他很清楚自己的新五军在蒋介石眼中不过是杂牌军，不仅缺乏中央军的补给，还常被派往战事最艰难的地方。听完彭德怀的分析，他深以为然。更让孙殿英感到震动的，是彭德怀的光明磊落与慷慨陈词，这种坦诚直接击中了他内心的某个柔软之处。于是，他破例留彭德怀吃饭，虽然彭德怀婉拒，但这一来一往的交流，种下了双方合作的种子。
几天后，孙殿英主动到抗大分校拜访彭德怀，并郑重表态：以后一定与八路军和睦共处，一致对外抗日。这番承诺得到了后续的践行。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孙殿英虽然仍以国民党将领身份活动，但他与八路军的关系却明显改善，不再主动挑衅，甚至有时在暗中给予支持。
这种支持有时显得突兀却又温情。一次，我军129师接到上级命令，要破坏国民党控制的铁路设施。按道理，孙殿英作为蒋介石的手下，理应阻止甚至发动攻击。但他非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默许129师的行动，还悄悄派人送来一些武器弹药。他清楚，这些帮助不会被蒋介石知道，而他也乐得在暗中为自己留下一些退路。这种双面角色，让他在抗战中展现出复杂而矛盾的一面。
但孙殿英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善意或对八路军的支持，更像是乱世中的一种“自保策略”。他看清了蒋介石的猜忌与剥削，也明白八路军在基层群众中拥有强大的号召力。他的选择是顺势而为，既与国民党保持表面上的合作，又在一定程度上暗助八路军，以此在各方博弈中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
这一时期的孙殿英，似乎完成了人生中少有的一段“正义之举”。然而，这种短暂的“转正”并未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抗战结束后，他选择投靠日军，成为不折不扣的汉奸，再次背负骂名。
正因如此，他的抗日行为虽赢得了一些好评，但在后来的历史评价中却显得黯然失色。乱世中，他的选择始终如其人，既多面又复杂，充满着机会主义的色彩。
刘伯承力保，历史的温情与理性
1947年初夏，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豫北战役打响后，解放军势如破竹，连下重镇汤阴。在一片溃败中，7000多名国军士兵被俘，其中包括一位大名鼎鼎的战俘——孙殿英。这位因盗清东陵臭名昭著，又在抗战与投敌之间摇摆不定的军阀，此刻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满脸狼狈地站在解放军战俘营的泥地上。
消息传开，围观群众的怒火瞬间被点燃。士兵、民众无不高喊：“杀了这个大汉奸！”他们义愤填膺地列举孙殿英的累累罪行：背信弃义、盗墓、叛国、投敌，每一桩都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就在所有人以为他难逃一死时，刘伯承却站了出来，出人意料地替他说情：“孙殿英不能杀，他对我们有恩。”
这句话让现场的气氛骤然一静。无论是士兵还是群众，脸上都写满了不可置信。在他们眼里，孙殿英分明是个罪大恶极的反面人物，何来“恩情”？然而，刘伯承的决断却有他的深意。
原来，孙殿英与我党的交集早在抗战时期就埋下了伏笔。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孙殿英虽身为国民党将领，却在暗中对八路军表现出一定的善意，尤其是在129师抗战途中，曾赠送武器弹药。这些行动虽然不是出于高尚情怀，却在客观上帮助了我军度过难关。对于刘伯承这样一位恩怨分明的军事家来说，“功是功，过是过”，他选择用宽广的胸怀来对待这段历史。
不仅如此，刘伯承对孙殿英的审视，还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智慧。孙殿英虽劣迹斑斑，但他在国军内部有一定威望，其投降也为我军赢得了豫北战役的彻底胜利。若将他草率处决，反而会激化部分俘虏的不满情绪，不利于战俘改造工作的开展。而妥善安置孙殿英，则能为解放军树立宽容与理性的形象，同时瓦解敌军士气。刘伯承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最终决定以礼相待，为孙殿英争取了一线生机。
当晚，刘伯承亲自安排了一顿饭，特意招待孙殿英。饭桌上，他没有半句责备，也没有高高在上的口吻，只是平静地询问孙殿英的身体状况，并劝他坦然面对接下来的改造。孙殿英一开始战战兢兢，几乎不敢抬头，等到酒过三巡，气氛渐渐缓和，他才抬起头颤声说道：“刘帅的大恩，我这一生都铭记于心。”
然而，这份“铭记于心”并未持续太久。入狱后的孙殿英表面上积极改造，但骨子里的军阀习性却难以根除。更糟糕的是，他沉迷于鸦片多年，毒瘾深重。在战俘营，毒瘾发作时，他辗转难眠，甚至失去理智，试图以各种手段获取鸦片。战俘营的管理人员见状，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利用逐步递减鸦片剂量的方式为其戒毒。令人感慨的是，最终孙殿英竟成功戒掉了鸦片，甚至在那一刻感动得热泪盈眶，向组织深深鞠躬。
但毒瘾的伤害已无法挽回他的健康。即便毒瘾戒除，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旧疾频发，再加上内心的复杂情绪，最终让他在狱中病逝。这一生命的终局虽显黯淡，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历史的闭环。
刘伯承保下孙殿英的决定，后来被许多人津津乐道。有人认为这是仁义之举，有人则表示不解，但正是这种理性与宽容的态度，才让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不仅赢得了军事胜利，也赢得了人心。孙殿英的一生虽毁誉参半，但他的故事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乱世中人性复杂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