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吗？一位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深夜穿着月白色旗袍走进国际饭店，在客房留下一句“总休息”后服毒自尽。她是谁？为何在最璀璨的年纪选择凋零？当1945年抗战胜利后，那些被日伪封锁的档案终于解封，这个名叫英茵的女子，才从“交际花殉情”的谣言里走出来——原来她早已把自己活成了一颗子弹，在暗战的枪林弹雨中，用生命为信仰上膛。

1939年的重庆，国泰大剧院正在上演《赛金花》。舞台上，饰演赛金花的英茵眼尾扫着金粉，唇角含着三分媚态，一开口便是让观众酥半边的吴侬软语。可没人知道，卸妆后的她会连夜赶到七星岗的一处阁楼，对着暗号敲三下门——那里坐着国民党军统特工平祖仁，正摊开一张上海日伪势力分布图。

出身满洲正红旗的英茵，本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格格”。父亲英敛之是《大公报》创始人，母亲是皇族后裔，家里往来的都是蔡元培、胡适这样的名流。19岁那年，她带着北平女子高等师范的毕业文凭南下上海，很快在《十字街头》里饰演女主角，成了连周璇都要喊一声“英姐”的大明星。照常理，她该乘着轿车出入百乐门，在镁光灯下继续绽放光彩，可1937年的炮火改变了一切。

“当看到闸北的孩子在废墟里捡碎玻璃当糖吃，我对着镜子画口红的手都在抖。”多年后幸存者回忆，英茵在抗日演剧队里总是抢着演最苦的角色——断了胳膊的农妇、被刺刀挑了孩子的母亲。有次在武汉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她抱着“死去”的“女儿”跪了两个小时，膝盖磨出血也不肯停，围观百姓哭着往台上扔银元，她却全部捐给了伤兵医院。

直到1939年，当平祖仁找到她，说“需要有人用明星身份做掩护”时，这个在舞台上演过无数角色的女子忽然明白：比起在聚光灯下演别人的人生，或许潜入黑暗当一颗“无声的子弹”，才是她真正的剧本。就好比蝴蝶明知破茧会痛，却甘愿用翅膀撞开黑夜——她脱下戏服，换上更危险的“伪装”：白天是周旋于日伪宴会的交际花，夜晚是趴在阁楼破译密电的情报员。

上海霞飞路的“百乐门”舞厅里，水晶灯在头顶旋转。英茵端着香槟杯，腕上的翡翠镯子叮当响着，正笑着对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说：“张先生上次说的法兰西香水，什么时候带我去挑呀？”男人没注意到，她无名指的指甲油比平时多了一道裂痕——那是给埋伏在二楼的特工发信号：目标已上钩。

这是英茵最危险的“角色”：日伪眼中的“交际花”。为了接近敌人，她学会用三种香烟区分身份——哈德门是见普通汉奸，三炮台是对接伪政府中层，最危险的日本宪兵，她得换上樱花牌香烟，用半吊子日语说“阿里嘎多”。每次赴宴前，她都会在手提包夹层藏一片氰化钾，“万一被搜身，至少不能活着落在他们手里”。

1：九次“约会”，九颗汉奸的人头落地

1940年的春天，上海接连发生离奇命案：先是给日军运送药品的买办在旅馆暴毙，后是伪警察局的科长在舞厅厕所被割喉。日伪特务发现，这些死者死前都曾和一个戴珍珠耳环的女子见过面——那正是英茵的“标记”。

最惊险的一次，她约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小头目赵成。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汉奸早就垂涎她的美色，却不知英茵在包厢里点的威士忌，每喝三杯就会借故补妆，实则是给藏在隔壁的平祖仁发摩尔斯电码。当赵成醉醺醺地要搂她肩膀时，包厢门“砰”地被撞开，子弹几乎是擦着她的发梢射向目标。事后平祖仁开玩笑说：“你刚才躲的姿势，比电影里的动作戏还漂亮。”她却摸着旗袍上的弹孔笑：“要是真死了，麻烦在我墓碑上刻‘最佳女主角——献给所有没名字的战士’。”

2：红色扇坠里的生死时速

英茵的化妆台上，永远摆着一排扇坠：蓝色是普通情报，白色是需要转移，而那枚红珊瑚扇坠，只有在万分紧急时才会挂在腰间。1941年深秋，她从一个伪商会会长的情妇那里听到消息：日军要对苏中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

那天她戴着红扇坠去赴日伪的慈善晚宴，在洗手间故意“摔”坏粉盒，趁捡东西时把纸条塞进平祖仁的皮鞋里。回到家后，她对着镜子反复练习“醉酒”的步态——因为半小时后，她还要去参加日军宪兵队的舞会，必须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当根据地的同志们收到情报，连夜转移粮食和药品时，英茵正陪着日军少佐跳探戈，脚尖被军靴踩得淤青，却依然笑得像朵盛开的玫瑰。

“她每次出门，我都担心这是最后一面。”平祖仁的战友后来回忆，有次英茵回来时脖子上有道指甲印——是被汉奸怀疑身份，差点掐死在巷子里。可她只是擦了擦嘴角的血，说：“正好，明天可以跟他们说被情夫打了，更像交际花的做派。”

在日伪的档案里，对英茵的评价是“危险的花瓶”。他们不知道，这个总带着香粉味的女子，早已把情报网织进了最危险的地方——她会在给伪太太们当“美容顾问”时，从她们抱怨丈夫晚归的话里，拼凑出日军会议的时间；会在陪日本领事夫人逛绸缎庄时，通过对方订购的军服布料数量，推算出敌军增兵的规模。

3：一场晚宴，截获日军整个冬天的“命脉”

1941年12月，重庆富商的生日宴上，英茵注意到一个频繁接听电话的中年男子。对方袖口的梅花刺绣，正是日本某株式会社的标志——那是专门为日军调配西南地区物资的机构。

她端着红酒杯走过去，用英语笑着说：“先生刚才说的‘滇缅公路运输’，是不是和我哥哥做的茶叶生意有关呀？”男人打量着这个漂亮的女明星，渐渐放松警惕：“小姑娘不懂，现在运什么都得看军方脸色……”从滇缅公路的封锁路段，到日军仓库的具体位置，英茵像聊家常一样记在心里，甚至还“抱怨”：“早知道让哥哥转行做钢材，听说日军最近在抢购呢。”

当晚，这些情报被连夜译成密电，送到了重庆军方。半个月后，当日军车队在预定路线遭遇伏击，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在宴会上娇滴滴问“钢材行情”的女明星，才是真正的“操盘手”。

1941年4月的雨夜，英茵正在给平祖仁熨烫第二天要穿的西装，突然听见窗外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她从窗帘缝隙看见，一群戴黑帽子的人正踹开巷口的木门——76号特工来了。

平祖仁被捕后，英茵做了件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她拿着自己的明星照片，走进汪伪特工总部，对着特务头子李士群哭：“我只是个唱戏的，他骗我说做的是茶叶生意呀！”说着掏出一叠金条，“求您给条生路，我以后什么都听您的。”李士群盯着这个在银幕上风情万种的女人，终究没抵挡住金条和美色的诱惑，答应“给她机会将功赎罪”。

但没人知道，她每次“探监”，都会把密电码藏在口红里，用吻别平祖仁的方式传递信息；会把组织的新指示，绣在 handkerchief 的边角花纹里。直到平祖仁在狱中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却依然咬着牙没吐露一个字，最终在1942年1月8日被枪决。

英茵去认领遗体时，日伪特务盯着她的反应：“平祖仁是你的什么人？”她垂着眼睑，用最哀婉的语气说：“是错付的男人罢了。”可转身在万国公墓安葬时，她偷偷在平祖仁的棺木里放了一枚银戒——那是他们假扮情侣时，他送她的“定情信物”，内侧刻着“山河”二字。

1942年1月19日，英茵照常去给平祖仁的家属送生活费。离开时，她摸了摸小女孩的头，把自己的翡翠镯子塞到孩子手里：“戴着玩，英阿姨以后给你买更好的。”没人知道，这是她最后的告别。

深夜的国际饭店10楼，她对着镜子涂了支新买的口红——正红色，像极了她当年在《赛金花》里的扮相。然后她拧开随身携带的氰化钾小瓶，倒进温水中。遗书只有短短一句：“我累了，想要总休息。”

日伪报纸迅速刊登“女星因感情纠纷自杀”的消息，只有少数人知道，就在她去世前三天，76号特工已经开始排查她的真实身份。她选择在身份暴露前结束生命，用自己的死亡切断敌人追踪的线索——就像她曾经在情报里写的：“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回来，就当我是夜空中那颗没名字的星，只要能照亮你们前行的路，就够了。”

结语：

1983年，上海烈士陵园，一位白发老人对着两块相邻的墓碑流泪——那是英茵和平祖仁的合葬墓。老人是当年的情报员，他说：“英小姐去世后，我们在她的粉盒里发现半张纸条，上面写着‘凡是能让敌人痛苦的事，我都愿意做’。”

如今看她的照片，梳着齐耳短发，眼睛亮得像星星，嘴角永远带着三分笑意——那是属于演员的职业素养，也是属于战士的伪装。她本可以在聚光灯下收获掌声，却选择在黑暗里为别人举灯；本可以用美貌换取安稳，却偏要把自己磨成利剑。更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不怕死，而是明知会死，却依然要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向敌人的心脏。

今天的我们，该如何记住这位用生命跳舞的“红色玫瑰”？当我们在和平年代刷着手机、抱怨生活时，是否会想起，曾经有个叫英茵的女子，把25年的光阴，都变成了暗战里的星光？如果在历史的长街上遇见她，你最想对她说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因为真正的英雄，从不应该被时光的尘埃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