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历史中，啤酒与葡萄酒的相互替代性是个有趣的话题，人们一般会以纬度、宗教信仰和消费群体来解释两者的选择。但在英国葡萄酒与啤酒史中，重商主义政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可谓是最典型的一种贸易政策。无论是早先的意大利，后来的法国和英国，后发赶超的德国以及二战之后的东亚各国，都或多或少的曾经采取过这种政策，用以促进出口和保护本国经济。其中，英国重商主义政策还因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受人瞩目。实际上，根据Nye (2011)的研究，英国政府的政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使得英国成为一个啤酒消费大国。

早在17世纪，英国也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开始增加葡萄酒的消费，但由于英国本土并不适合种植葡萄，需要进口葡萄酒。从法国进口葡萄酒就成为英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这无疑与重商主义原则相违背。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法之间的战争直接中断了两国之间的葡萄酒贸易，英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又在战后游说政府对葡萄酒征收近乎禁止性的进口关税。这些政策可能并非出于歧视的目的，而更有可能是当时的英国政府尝到了酒税的甜头，因为啤酒的进口税也随之提高了。根据数据显示，工业革命前各种酒税占英国财政收入的近一半。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啤酒业开始酿造“波特”（porter）等适合大批量生产的啤酒。与之前更为流行的艾尔啤酒不同，波特啤酒可以使用大批量粉碎的麦芽，也不用采用缓慢而温和的发酵方式，因此被称为“最适合工业化生产过程”的啤酒。伦敦啤酒商还采用了许多开创性的技术，比如1760年开始使用温度计，1770年开始使用比重计等等。酿酒商可以通过测算原料的使用量来控制啤酒的品质，再后来发现可以通过混合陈酿与新啤来实现类似“酒体设计”的效果。

这种至今流行的啤酒种类直接将英国的啤酒业带入工业时代，填补了高价葡萄酒导致的消费空缺。英国政府也乐得旁观这些酒业的变化，因为生产集中度的提升更加有利于征税和实施监管。当然，关税和消费税也无法阻挡英国消费者对葡萄酒的热衷，但相对于啤酒来说，葡萄酒的劣势就有些明显了。

实际上，啤酒的商业属性与生俱来。如果仔细翻开历史，就会发现，大名鼎鼎的《啤酒纯净法》本质上也是政府为了收税所制定的。

早在16世纪时期，德国的粮食产量勉强维持本地人民消费，但大量的谷物被用作啤酒酿造，导致饥荒时期缺少粮食储备，所以颁布《啤酒纯净法》得一个目的，是为了减少啤酒酿造对于小麦，黑麦等粮食谷物的消耗，而大麦在当时很少被作为粮食使用，所以特意将大麦列入法典，这样可以减少饥荒发生时的影响。

这件法案本身出现就在一次讨论财政税收的会议上，1516年4月23日，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在慕尼黑北部城市英戈尔施塔特召开三级议会（assembly of estates，法国大革命前的三级议会与这种议会的形式一脉相承），他宣布“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城镇，集市和乡村销售的啤酒中，除了大麦，啤酒花，水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添加成分。”

在这部法案颁布以后，大麦酿造的啤酒也开始被征收税务，增长了政府的收入。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纯净法案有助于安全和质量，长期以来流行的瘟疫和不明疾病，使纯净法案成为一项公共卫生举措，纯净法案能防止酿酒中加入有害废料，保护了消费者。

当今，由于贸易战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外酒业也受到了诸多影响。酒类产品消费弹性大，针对原料以及最终产品的税率的微小调整都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反倾销反补贴税等非关税壁垒的使用，在扩大政策实施空间的同时，也加大了行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酒企与行业协会的紧密配合，可以为全球化中的各国酒政提供更为有效的行业反馈，并在提升经济增长品质的同时兼顾行业利益，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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