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已经71岁的杜月笙的大女儿杜美如，在离开家乡52年后，又一次回到了上海那修缮好的老杜公馆。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她重新站在这熟悉的大门前，心里头不由得泛起一阵感慨。想到以前那么多的兄弟姐妹，现在都各有各的去处，散落到了四面八方，杜美如就忍不住说：就我一个人回来了，他们都走了。
对旁人而言，杜公馆可能就是杜家起起落落的历史老地方，但对杜美如来说，这地儿装着她从小到大的所有回忆。让她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杜公馆大门顶上，竟然刻着四个大字——“竹苞松茂”。
“松茂”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杜美如女士的名字。但你知道吗？早在1926年，杜月笙亲自规划建造杜公馆那会儿，杜美如和她先生都还没到这个世界呢。说到这事儿，杜美如觉得，这可能是老爸在不知不觉中给他们俩搭的桥。
杜美如是在1930年来到这个世界的，她妈姚玉兰，那可是京剧界的大腕儿，还是杜月笙的第四个老婆。杜月笙娶姚玉兰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40岁了。而杜美如，就是他在这个年纪得的宝贝闺女。
杜美如呱呱坠地之时，杜月笙在上海已经是呼风唤雨，权势滔天了。
他自己开了家叫“三鑫公司”的企业，把法租界里鸦片运输的活儿全给包了，而且还当上了公董局的华人董事，这可是那时候华人在法租界能混到的最大官儿了。不光如此，杜月笙靠着自己那帮子铁哥们儿，又整了个中汇银行出来，硬是把生意做到了金融圈里头。
那时候，杜月笙在上海滩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人称“上海王”，风光得不得了。就连已经卸任的总统黎元洪，也因为杜月笙的厚待，特意让秘书送去一副对联，上面写着：“春申君门客众多，小杜在城南独占一片天。”
杜美如老年时提起，这是她老爸生前特别喜欢的一副对联。但对联里写的那些景色，在香港是再也看不到了。
【01】
1949年5月底，就在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杜月笙带着家里人和手下一百多号人，坐着船去了香港，彻彻底底告别了这个他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当轮船慢慢靠近吴淞口，杜月笙站在黄浦江畔，远远地望着对面的申新纱厂，心里有些难过，他对女儿说：
以前你奶奶在申新纱厂上班，每天辛苦劳作只能赚两个铜板。之后我费了好大劲，一路打拼，终于当上了申新纱厂的董事长。不过现在，这些都得放下了。
说起杜月笙带着全家迁往香港这事儿，杜美如老来时说，她爸是“既不想去台湾，也不敢回大陆。”
一方面，杜月笙那时候对国民党末期的腐烂行为和他们背后捅刀子的做法，真的感到非常失望。他以前就私下抱怨过：“蒋介石用完我就像用完夜壶一样，直接塞床底下了。”所以，他心里凉了半截，压根不想去台湾。另一方面呢，他也不敢继续留在上海。这样一来二去，没地方可去的杜月笙，最后选择了去香港。
在香港的日子里，杜月笙喜欢宅在家里，不怎么出门。由于害怕被人暗杀，他晚年那两年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心惊胆战的。另外，经济上的困难也成了让他难以承受的重担。杜美如曾提起：“我爸在上海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表面上看风光无限，其实挣得多，花得更多，根本不够用。”
说实话，杜月笙到了香港后，手头全部的钱也就那存在宋子良那里的十万美金。除此之外，他啥财产也没有，就连住的房子也是朋友帮忙给找的。家里老婆孩子加上手下那一百多口人，每天吃饭穿衣各种花销加起来得六七千港币，大都是靠以前的老朋友帮忙才撑下来的。
之前那会儿，杜月笙心里盘算着，想两边都讨好，谁也不得罪，于是他琢磨着带着全家老小还有手下的人移民去法国。可没想到，国民党那边却给他来了个通知，说要交什么“护照费”。
算来算去，要是杜月笙想给那一百多号随行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全都办护照，那所有的花销加起来得十五万美金。可那时候，杜月笙手头只剩下十万美金，明显是差远了。因为钱包不允许，最后，他只好打消了去法国的念头，只跟大家说了句：“真要有个啥，咱们就在香港一起面对吧。”
“护照风波”过后，杜月笙心里头那叫一个凉透，整个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他想不明白，那会儿抗日战争正紧，他愣是把一家老小留在了被日军占领的上海，自己一门心思帮蒋介石打鬼子。最艰难那会儿，家里女眷的首饰都让他给变卖了。可谁能想到，到头来想出个国，还得被人敲诈一笔。
杜月笙心里的纠结越来越多，身体也跟着垮了，老毛病哮喘又犯了，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偏偏就在这时，大陆那边有人过来探望他了。
杜美如回想起那天，老爸独自在浅水湾饭店，朝着大海愣愣地坐了俩钟头，之后转头跟她说：“海的彼岸，就是咱们的浦东老家嘞。”
【02】
抗战那会儿，杜月笙没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给抗战又是掏钱又是出力。他心里头，对大陆老家那份感情，深得很。不过话说回来，杜月笙这人精明得很，是个“生意人”，所以他做起事来，总是疑心重，特别小心。
后来，杜月笙找上了香港《新闻报》的大当家钱新之，让他帮忙给大陆和台湾那边写回信，传达一个意思：杜月笙想回他们那边去。但说来也巧，那天钱新之多喝了点，一瓶半的威士忌下肚，脑袋晕乎乎的，结果一不小心把信给装错了信封，本该寄给大陆的信飞到了台湾，而给台湾的信却送到了大陆。
这次出错让原本还在犹豫不决的杜月笙大吃一惊。这样一来，他可真是陷入了两难境地，怎么都不对。到了这个时候，杜月笙终于不再纠结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而是决定在香港安度余生。从那以后，杜月笙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再加上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们没请护士，全家人只能轮流排班，在家照顾生病的杜月笙。杜美如回想起那段日子，说父亲的病到了后期，每天都喘得厉害，得靠她不停地举着氧气面罩，让父亲吸上氧，这样才能勉强维持生命。
快不行的时候，杜月笙头脑还很清楚，把身后事都安排明白了。他拿出最后的10万美金，按照先照顾外人再顾家里的顺序，分给了手下和亲人们。接着，他还特地跟女儿说，让她去银行保险箱里拿那些“文件”。
孩子们起初对这些纸张一无所知，直到杜月笙强忍着病痛，在他们眼前，缓缓地将一张张纸撕毁。这时，大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纸全是欠条，而且写下这些欠条的不是商业大佬，便是政坛大腕。
杜美如回想起那些欠条，里头有的借的是美元，有的则是金条，更夸张的是，还有人借了整整五百条大黄鱼，也就是金条啦。杜月笙后来跟孩子们说起了这事儿，他是这么解释的：
我不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都在忙着追债，更不想我走了之后你们还得为打官司忙得团团转。现在这世道乱得很，借钱的人，他们自己手头也紧得很。等以后他们手头宽裕了，如果心里还念着这份情，自然会伸手帮你们一把的。
1951年8月16日那天，杜月笙离开了人世。在他生命最后那点微弱的光景里，他跟家里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算是没指望了，但你们每个人都有盼头，咱们中国也还有未来。”
杜月笙快不行的时候，反复跟家里人讲，说啥都得把他的骨灰弄回上海，埋在浦东高桥的老宅子里。可实际情况是，杜月笙一走，家里头就没啥指望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只能靠着卖点首饰勉强维持。姚玉兰实在没法子了，就去找了她关系挺好的宋美龄帮忙。多亏了宋美龄的资助，一家人带着杜月笙的棺材，一路颠簸最后到了台湾。
这家人原本盼着能快点回到大陆，杜月笙的棺材也一直没能下葬。可偏巧那时候朝鲜战争打响了，还有好多其他没办法控制的事儿，回家这事儿就越来越没指望了。到了1952年，杜月笙的孩子们合计来合计去，最后决定把他葬在台湾隆基。
【03】
料理完老爸的丧事后，杜月笙的十个孩子为了谋生，都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从那以后，他们就散布在世界各地了。
在那时候，大女儿杜美如25岁，碰到了她后来的老公蒯松茂，两人一起书写了他们精彩的一生。
1949年那会儿，19岁的杜美如刚收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还在手里热乎着呢，就被老爸急匆匆地带到了香港。与此同时，另一边也有个19岁的年轻人，叫蒯松茂，他是个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也遭遇了和家人分别的事儿，跟着部队撤到了台湾。
六年后，这两个原本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人，在一个户外舞会上碰面了。那时候的杜美如，年轻漂亮，身边围着不少追求者。可让大家跌破眼镜的是，她最后挑中的，竟是眼前这位既没家世又没钱的蒯松茂。
杜美如和蒯松茂头一回打交道时，她得知蒯松茂小时候过得挺不容易。他老爸走得早，从小就靠老妈和兄弟姐妹一起生活。因为得逃命，他们一家子吃了不少苦头，最后才到了四川。说来也巧，蒯松茂十三岁那年，居然考上了四川的空军小学，从那以后，他就很少能和家里人在一起了。
到了1949年那会儿，蒯松茂跟着国军跑到了台湾，心里头一直没底，不知道留在大陆的老娘和兄弟们到底是活着还是咋样了。他常常就一个人，跟没家没亲似的，望着海峡那边发呆。
说起蒯松茂的这番遭遇，杜美如心里头立马就想到了自己在香港那会儿，也是隔着海远远地看着老家。两个人都像没根的浮萍，经历了差不多的事儿和苦头，彼此之间就有了种说不出的理解和投缘。
聊着聊着，他们俩就确定了恋爱。但说到结婚这事儿，俩人都挺头疼，因为手头都不宽裕。蒯松茂那时候全身上下就攒了一千美元，那还是他到美国空军训练一年，天天省吃俭用才攒下来的。而杜美如和她妈妈呢，全靠宋美龄帮忙，生活也就勉强过得去，根本谈不上有钱。
不过他们俩感情特别好，对这些世俗上的讲排场、要面子的事儿，压根儿就不放在心上。
婚礼简单办完后，杜美如就跟着蒯松茂去了他工作的嘉义。那边军属住的地方挺偏的，设施也挺简单，但杜美如一点都没嘀咕。结婚以后，她早就把以前大小姐的那些习惯给丢了，开始学着做家务，亲手下厨做饭。
杜美如婚后的日子简单又温馨，心里头挺满足的，就是老想着要是能快点回大陆，见见那些好久不见的亲戚朋友就好了。那时候，蒋介石还整天想着反攻大陆的美梦呢，可他俩一个在国军里待着，比谁都清楚，这事儿根本不靠谱，他们心里头也不愿意看到两岸真的打起来。
到了1967年那会儿，蒯松茂不再当一线飞行员了，转去台湾驻约旦的大使馆工作，担任军事参赞，还帮着大使处理些事务。过了两年，杜美如带着孩子们也去了约旦，一家人团聚在那里。在外国嘛，啥都得从头开始，不过他们倒是过上了挺安稳自在的日子。
那段时间，杜美如身为外交官的妻子，得跟这儿的好多皇室贵族来往。相处久了，她和老公都觉得这儿的风俗习惯、文化氛围特别对胃口，全家人心里头已经打消了回台湾的念头。
【04】
1977年，约旦和中国大陆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一来，“台湾使馆”就不得不关闭了。就在这个时候，蒯松茂做出了一个挺有魄力的选择。他决定不再当军人了，直接就在约旦落了脚，和家人一起开起了餐馆。
这个主意可不是突发奇想，它其实源于一次夫妇俩和约旦国王共进晚餐的故事。约旦的国王侯赛因，一直以来都对中国文化有着特别的喜爱，特别是中餐，简直是他的心头好。在饭桌上闲聊时，侯赛因对中国美食赞不绝口，还遗憾地说约旦竟然没有中餐馆。于是，他建议夫妇俩在约旦开一家中餐馆。
约旦国王那句话，就像是往夫妻俩心里头埋了个种子。这些年待在约旦，他们早就对这个地方有了感情。而且，约旦王室还特别喜欢中餐，这让夫妻俩突然有了个念头，要把中餐的美味带到这片土地上，让更多人尝到。
1977年，蒯松茂退役后，夫妻俩二话不说，直接把他们在台湾攒下的养老金全拿了出来，用作开餐馆的本钱。
1979年那会儿，杜美如和蒯松茂在约旦的首都安曼，开起了名叫“中华美食馆”的中餐馆。这餐馆啊，在安曼可是头一份儿。从那以后，杜美如就不再只是外交官夫人了，她摇身一变成了餐馆的大当家。
杜美如，以前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不管到哪都有仆人伺候着，可后来她却变成了餐厅的老板，得亲自招待客人。这变化对她来说可真是太大了，但她还是鼓起勇气，接下了这个挑战。
杜美如说，刚开始开餐馆那会儿，啥事儿都得他们俩自己动手。她和老公既是老板也是打下手的，既是做菜的大厨也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还得负责买菜和管账。为了让顾客感受到中餐馆的氛围，他们还手把手地教每一位进门的客人怎么用筷子。
干活忙起来，夫妻俩压根没空歇着，困了就往地板上一躺，眯瞪一会儿。在约旦开中餐馆的这些年，杜美如和蒯松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夜深了才收摊，全心全力打理着自家的买卖。虽说这种日子不再像过去那样风光，远离了是非，但他们觉得心里踏实，挺满足的。这一转眼，37年就过去了。
通过夫妻俩的辛勤努力，“华夏美食屋”慢慢闯出了名堂，后来还在迪拜开了家分店。约旦的王室成员经常光顾这儿，成了常客。每当国内代表团到访，一听说杜月笙的女儿在这儿开了家餐馆，都会特地前来品尝，还要求一起拍照留念。
中餐馆现在火得不行，杜美如也因此更加想念祖国大陆。两岸能来往之后，她多次跟老公说，等自己年纪大了，想回老家定居。可现实情况是，孩子们还小，餐厅也需要人管，所以她一直没能回去瞅瞅。
到了2000年的时候，两位老人因为年纪大了，实在是没法再打理餐馆，干脆就一起退了休。退休以后，他们心里头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回老家瞅瞅。
2001年6月份，杜美如和蒯松茂头一回回到国内看望亲人。当他们的飞机在上海浦东落地的那瞬间，这两位在外头闯荡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家，终于又一次体会到了祖国跟“家”的那种亲切感。
这次回国，杜美如和老公一起回到了他安徽的老家，两人还顺便去了趟苏州玩。最后，他们来到上海宁海路182号的杜公馆故地重游，心里都五味杂陈。
目睹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家里这些年来的巨大不同，七十多岁的杜美如在受访时笑着说起：
人们总以为，杜月笙的女儿那肯定是大富大贵，但其实我接手的就只有“杜”这个姓。我就像个小鸟儿，一辈子都在躲那些大风大浪，到处找地方安家落户。
现在，年迈的杜美如终于迎来了回家的时刻。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恩怨情仇也都随风而去，对杜美如和蒯松茂夫妻俩来说，夕阳照耀下的老家，就像他们后半生从漂泊不定到安稳度日的过程，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宁静美好。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告一段落了。所有该说的、该做的都已经完成，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咱们的事情到此为止，就这么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