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周恩来同志是在1936年4月9日延安城里的天主教堂，当时毛主席率领军队东征，安排周总理来做我的工作。

这不仅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也是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需要，当时我担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布防在陕北苏区边界。”

当1990年张学良被释放后，记者问他这一生最佩服谁，他立刻说出了3个名字。

当说起他第一个佩服的人时，张学良脱口而出了和周总理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虽然两个人经历不同，出身不同，但是两个人一见如故，还进行了彻夜长谈。

周总理也算是在东北长大的，对这里十分了解，张学良和周总理聊起天来十分投契。

周总理提出的抗日救国形势、方针还有政策，都做出了精辟的阐述，让张学良佩服至极。

为了支持共产党抗日，他还拿出两万元钱资助红军。

第二次见面则是1936年12月17日，当时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不肯抗日，一怒之下联合杨虎城将蒋介石抓了起来，也就是历史上的西安事变。

将蒋介石控制后，张学良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

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刻召开了会议，最终决定派出周总理前往西安和张学良协商如何和平解决这件事。

当得知周总理要来，张学良立刻派出飞机接周总理来西安，还说了一句：“他来了一切都会有办法解决的。”

对张学良来说，周总理就是他最大的精神慰藉。

其实张学良和周总理两个人相识不过八天九夜的时间，但就是这八天九夜的相识，让这段友谊维持了半个多世纪。

当时周总理穿着棉军衣，还特意刮去了胡子，看起来神采奕奕，一点也不像是刚长途跋涉的样子。

周总理看见张学良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们这种做法我们共产党人不赞成。”

张学良没想到自己的做法竟然会遭到周总理的反对，不由得愣住了。

紧接着周总理向他解释了共产党的政策，提出这件事可以和平解决。

张学良对周总理的友好帮助铭记于心，特意邀请他住到金家巷张公馆东边的三楼。

为了欢迎周总理，张学良还特意为他举办了欢迎晚宴，二人进行了彻夜长谈，就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诸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周总理高度赞扬了张学良还有杨虎城两个人的爱国热情，深感他没有个人野心，是一个了不起的青年将军。

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虽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但还是口头许诺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意志对抗日本侵略者等六项诺言。

国民党方面有许多人都提议西安方面杀掉蒋介石，没想到只有共产党要求释放蒋介石。

张学良为了全国团结抗日，为了制止内战，不顾个人安危和东北军得失，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张学良以为来去不过三天时间，但是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几十年的光阴。

我党方面根据多年和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判断，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放张学良回来的，所以都不同意这个做法。

但是张学良继承了他父亲张作霖的那套江湖义气，既然他挟持了蒋介石，就应该安全护送他回去。

蒋介石也假惺惺不让他去，但是张学良打定主意，无论谁劝都不改主意。

他临走前也没有和周总理告别，还是周总理听随行的人说起，才慌张去追。

“哎！怎么能这么办事，也不商量一下就离开。”周总理叹息着追到机场，只可惜周总理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

飞机早已看不见，可周总理还是久久伫立在那里，看着天空中那一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飞机留下的痕迹。

周总理生气地说道：“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了毒，不但像窦尔敦那样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

张学良的这种坚持展现了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坦荡胸怀，但是蒋介石却从来都不是正人君子。

他背弃承诺，自导自演出了一场扣留张学良、审问张学良的丑剧，导致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

张学良身陷囹圄后，周总理一直设法营救，不断四处游走，还秘密给他写信。

在信中周总理表达了对张学良的营救和期望，希望他可以保护好自己，这封信也给了张学良很大的鼓舞。

1946年，周总理在重庆曾家岩举行的和重庆文化界人士话别茶会上，他曾说：“谈判耗去了我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曾经和张学良有着很深厚关系的王卓然不禁联想到被囚禁失去自由的张学良，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但是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西峰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啊...”

这一番话让大家欲哭不能，心中十分难过，就连周总理的双眼都闪出一丝悲凉的泪光。

为了能恢复张学良的人身自由，周总理多次和蒋介石进行谈判，花费了不知道多少人力物力还有财力，找了许多渠道，对他的思念和牵挂长达40年之久。

周总理临终之际，还嘱托邓颖超不要忘记台湾还有个老朋友。老朋友指的便是张学良。

难怪张学良曾向吕正操表示：“周总理是共产党里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成功也是周总理的成功，周总理是我第一个佩服的人。”

张学良晚年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小组的采访时表示：“共产党甚至每一个兵都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共产党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拥有共同的理想目标，而能团结一心。

国民党之所以打不过共产党，是因为国民党没有一个中心思想，缺乏统一的信仰。

而这个信仰是毛主席他们提出来的。

因此毛主席也是张学良佩服的第二个人。

倘若说张学良佩服周总理是因为他的学识渊博、大公无私的精神，那么佩服毛主席纯粹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统军的本领。

英雄惜英雄，张学良对毛主席在军中的威望和本领望尘莫及。

张学良是一个军人，一生的军事生涯虽然只到36岁，但他和日本关东军打过仗，和苏联红军打过仗，更和北洋军阀交过手，国民党新军阀也打过交道。

和那么多人都打过仗，最不值得的还是和红军打仗。

1934年，张学良被蒋介石一封电报召回了中国，先后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负责围剿鄂豫皖苏区。

张学良的东北军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是装备却比他们精良得多，这也是蒋介石为什么要让张学良剿共的原因。

可是当他的部队遇上苏区红军时，却屡屡失利，接连被歼灭了几个连队。

张学良逐渐意识到共产党红军并不简单，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他开始了解共产党红军，剖析失败的原因。

张学良利用一切力量搜集有关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一切理论、政策、言论，包括他们怎么样为百姓服务等。

可即便如此，当他发动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时，还是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

这对张学良内心的震撼是难以言喻的，红军能在毛主席的带领下选择两万五千里长征已经实属不易，可还能在如此疲惫又缺乏装备的情况下，战胜东北军，这让他如何不吃惊？

作为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深切明白军队在战场上主动权的重要性，他很想知道毛主席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明明人数不够、装备缺乏、却能逐渐壮大？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一直越剿越多，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对老百姓太过残忍，许多百姓是被逼得和他们对着干。

但是毛主席带领的队伍就不一样了，原本就是穷人的队伍，更加能够理解穷人想要的是什么。

而且毛主席带领的队伍纪律严明，深得百姓欢迎，这才让百姓们愿意和共产党一起战斗。

身为一军统领，张学良自然清楚想要做到这一点有多难。

张学良曾列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军队大失民心：“曾经有一次我们的部队在一个地方驻扎，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

别小看这个小孩子，没过多久，他将我们部队的情况都摸清楚了，军队有多少人，大概多少炮，他都给数得清清楚楚，转眼就跑去向共产党报信。

还有一次刘殿华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为了表示欢迎，还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

可是谁能想到老百姓会在鞭炮里藏着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将刘殿华炸死了！军队首长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啊！”

能够做到全民皆兵的，恐怕只有毛主席了。

尤其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还能做到让手下的人和你不离不弃，这不是纪律严明就能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人格魅力。

很显然，毛主席具有这样的魅力，否则何以解释在长征那么困难的时候，红军还能坚持下来？

不仅坚持走完了，有一支队伍还越走越壮大。

张学良从1934年奉命围剿红军开始，他是知道红军艰难处境的，一边要克服困难，爬雪山、过草地，一边还要组织作战。

张学良的部队都觉得尾随红军走这样的环境很痛苦，就更别提红军他们亲身经历者了。

1934年2月到1936年6月，2年4个月的时间里，张学良从对红军的认识不了解、看不起到了解后的由衷敬佩，他觉得毛主席真的是太厉害了。

不仅会抓人心，还善于利用宣传，而且能够顺应民心、民意，张学良甚至提出要主动加入共产党，因为只有联合共产党才能抵抗日本人。

跟着蒋介石“剿共”这么多年的惨痛经验告诉他，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根本就行不通，是祸国殃民的。

一开始受到毛主席影响的张学良只是想要力争蒋介石抗日，觉得以他的身份和影响力，才能够联合军队，抵抗侵略者。

因此他才会发动西安事变，挟持蒋介石，但是后来才发现想要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收复失去的领土，不能死靠蒋介石，只能依靠毛主席，依靠毛主席带领的共产党。

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很显然毛主席抓住了民心，所以他才能赢得天下。

张学良佩服的第三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张作霖，说出来你别不信！

或许在世人眼里，张作霖形象不怎么好，有人觉得他不过是土夫子，还有人觉得他是卖国贼，当然也有人说他是贪图享乐之辈。

但是作为儿子，张学良还是很佩服他父亲的。

张学良在采访中回忆起他父亲的时候，感情真挚，角度独特，通过他的描述，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有血有肉、鲜活灵动的一个大英雄。

在张学良眼里，张作霖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张作霖一生与马结缘，年少时的他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活，张作霖曾经当过兽医，为别人医治过马匹。

也是因为这份工作，张作霖结识了不少江湖人士，毕竟能买得起马匹的，要么是家里有钱，要么是行走江湖的人士。

加入清朝的军队后，张作霖当过马队的管带，管带放在现代相当于是师或者是旅级的人物，代表巡防营和陆军警察队统辖一营的长官。

虽然家庭条件不太好，但是张作霖靠自己的努力得以风光返乡，可见他不是个普通人。

在老家，张作霖办起了保险队，扩大属于自己的势力，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以马起家的张作霖又通过挑选一些良马贿赂上司张锡銮，开启了扶摇直上的仕途生涯。

张作霖除了靠马匹发家致富外，他的骑术也相当高超，能让马跑起来不算什么，但是能让马走小步就很厉害了。

相当于现在的马术，完全靠腿的力量让马行走，这是很考验人的技术，张学良表示他就做不到，但是父亲却手到擒来。

长年累月的军旅生涯，张作霖成天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虽然他的脾气不太好，但并不是一个颐指气使、会脱离部下的人。

尤其是在最初掌管军队的时候，张作霖往往身先士卒，遇到危险的时候也是他打头阵，置生死于不顾，带着部下从枪林弹雨中走出。

在战场上没有真本领是没办法活着下战场的，张作霖的枪法完全可以用百步穿杨来形容：

“我父亲走路的时候，他两个肩膀是不一样的，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当时我还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

父亲告诉我这是长年累月背枪背出来的，父亲看我疑惑的样子，还给我表演，他将椅子挂在枪头上，就这么端着不动，无论过去多久，父亲的手始终是稳的。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的枪法打得很准，而且我父亲打枪的时候从来不瞄准，他拿起装好的枪，只听“咣”地一声，100米外的牌子应声倒地。”

张学良所讲述的张作霖，是世人都没有听闻过的另一个形象，就如同一百个人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

讲完张作霖的枪法和骑马术，他继续讲张作霖的其他特长。

张作霖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喜欢打麻将。

民国时期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娱乐项目，再加上处处都在打仗，达官显贵们最喜欢的就是凑在一起打麻将。

张作霖从小就出入赌场，对赌术颇为精通，打麻将对他来说不过是其中一种。

张作霖玩麻将也不是为了赚钱，一方面是为了消遣时间，一方面是为了联络部下和家人的感情。

当时张作霖和大家都玩十三张的麻将，牌拿起来他不放在桌子上，而是塞在兜里，看别人打什么，他再到兜里摸。

张作霖能够记住每一个人打的牌，牌友们都说他记忆力超强，打牌也打得不错。

张作霖在奉天后，经常在家里召集人打麻将，每次来到张公馆，他也不问你姓名，坐下就开始，每次赌注都很大。

有一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一次就输掉了50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将北京郊外占地很大的一所房子“处理”给了这位律师。

你给我面子，我给你金子，这就是张作霖维护关系的一种手段。

张作霖还是一个很迷信的将军，奉天城里有一个出了名的算卦先生，名叫包秀峰。

每次张作霖遇到棘手的问题，都会来找包秀峰算上一卦，通过他的卦象来决定处理方法。

包秀峰被张作霖聘为私人顾问，每个月薪资二百元。

除了迷信外，张作霖还是一个节俭并且同情贫苦人的男人，因为他也是从贫苦大众中走出来的。

小的时候为了维持生计，他当过卖货郎，卖过包子，也干过兽医，虽然后来飞黄腾达，但是张作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段艰苦的岁月。

当听说哪里有灾难，他都愿意去赈灾，或许是自己经历过那段艰苦的岁月，不想让别人再和他一样。

在捐钱赞助慈善事业方面张作霖不甘人后，山东水灾的时候，他曾捐赠了三十万；

五四运动时期，张作霖又捐赠了两万元，救恤上海被捕被击毙的人还有他们受伤人的家族；

在张学良的印象里，父亲对他宠爱有加，很少斥责他，但是却因为一次他拆除百姓房子的时候，被张作霖大加斥责。

最让张学良佩服的还是父亲在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

张作霖从早年绿林时期加入日本“东亚义勇军”起到日俄战争中充当双重“间谍”，一直被世人认为是卖国求荣的军阀，但是在张学良眼中，却并不是这样的。

张作霖在表面上讨好日本人，与他们打得火热，但是内心却有自己的原则，经常对他们采取阳奉阴违、推脱敷衍，左右逢源的“两面派”政策。

日本人在新民府开设有娼妓馆，当兵的去玩，但是因为起了争执不小心被日本人打死了张作霖手下的两个兵。

当时官府出面干涉，决定每个人赔偿500两银子，就此了解。

但是张作霖不同意，他觉得杀人必须要偿命，既然官府不能给公道，他来给。

张作霖带着一帮人打死了三个日本人，并且给了他们1500两银子，算作赔偿。

张作霖一方面借助日本人的援助扩大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又保护中国的领土，建设东北，着实不易。

东北在张家父子统治时期确实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尤其是军事工业、汽车制造业等，还有自营铁路方面，都占有突出地位。

然而他的图强之举也导致日本人恼羞成怒，最终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

“虽然别人都说我聪明，但是我比我父亲差远了。要是倒退一百年，他就是与朱洪武一样的人物。”

这是张学良对他父亲的评价，由此可见在他心里，父亲的地位有多高。

在世人眼里，张学良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有人说他怯弱怕事，毕竟当时日本侵占东三省，张学良手中几十万军队，却眼睁睁看着东三省沦陷，毫无作为。

也有人说他聪明伶俐，是一军统帅，在张作霖死后，承担起管辖东北的重任，发展东北的经济和工业。

虽然世人对他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做出了伟大的举动，逼迫蒋介石抗日。

仅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