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繁荣”与“衰落”背后的根本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影响着对香港的投资信心，更关系到750多万香港居民的梦想与未来。

在香港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中，激烈的矛盾往往源于“收税”和“抗税”。

1568年到1648年的尼德兰战争是一场涉及哈布斯堡王朝和尼德兰领地之间的长期冲突，就是缘起财富掠夺。入不敷出多西班牙统治者试图通过征税和控制尼德兰地区（现荷兰）贸易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这引发了尼德兰商人阶层激烈反抗，矛盾也包括对西班牙的宗教迫害、危害自治的控诉。这毫无疑问是一场由“征税”引发的战争，其结果奠定了今天荷兰共和国的基础。

反观美国与英国的历史对抗，情形也类似。1765年，英国议会通过《印花税法案》，要求北美殖民地必须向英国政府购买印花税。随后在1767年，英国议会又通过《茶叶法案》，规定北美殖民地只能购买英国进口的茶叶。这些法案激起了北美居民的强烈不满，他们感到自身利益受到了严重侵犯，随后爆发了激烈的斗争。换句话说，美国的独立运动是由英国的经济剥削引发的。

实际上，中国香港此前所产生的纷争和以上两个国家的故事完全不同。不仅没有任何主体试图从香港获得财政分配权，恰恰相反，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支持香港繁荣稳定的若干政策。而期间出现的多种对立都与经济利益之外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甚至主导意识不同理解有关，这与发生在荷兰和美国的事件恰好相反。理性评价，这些矛盾放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应该说并不构成根本性长期矛盾基础。所以，略显武断的说：香港目前和英属时期主体特征变化不大，并没有长期陷入激烈矛盾冲突的不可避免因素，这个认知对于香港能否稳定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判断基础。

但不可否认，当今香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涅槃重生”是无数港人、内地人乃至全球华人的共同期盼，立刻消除悲观预期也不现实。仔细推敲，悲观者情绪最大的挑战点出现在2023年9月前后，彼时在外资撤离香港导致香港股市连创新低，并且三成股票零成交的情况下，国内外都开始出现香港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的看空声音，这也让很多香港同胞难以接受。之后不久的11月29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出现了和上世纪60年代英资撤离香港时期类似的紧张氛围，这也牵动了商界和公众的敏感神经。

不过客观讲，“看空香港”之声向来不乏拥趸，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香港经济也确实多次因为外部环境剧变出现周期性波动，这或许也是香港弥合阵营裂缝独特的地缘政治结构带来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担忧大陆浩劫影响香港的恐惧感让英资大规模撤离香港，带来经济巨大挑战，不过那个时代也同时孕育了李嘉诚、李兆基等企业家；70年代全球性的石油危机更是让香港经济雪上加霜，英国受到空前挑战自顾不暇后对香港也并没有给予更大支持，引发香港中资企业进一步接盘英资企业；80-90年代，中英谈判期间，更加脆弱敏感的神经让香港本地多个财团信心动摇，但狮子山精神在文化大繁荣之下创造了巨大的内生性信心，中资这个时候加磅香港也推动了后面的经济繁荣和稳定。从这些很容易调研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香港从来没有因为“看空”和“做空”的口水失去自身竞争力，反而是不断在苦难波折中走向辉煌。

当下，新一轮投资轮动效应又开始出现。中国内地企业字节跳动、中石油等，都在逆势加大香港投资，接管了疫情后外企集团撤离而腾出的黄金地段，诸多欧美银行、快递物流等公司则从香港搬到新加坡，历史似乎又在重演。“看空香港”的资本撤离，“看多香港”的资本进入，“看空香港”的人离去，“看多香港”的梦想家走来。这些历史不断的交叉反复又说明什么？笔者认为恰恰说明了香港依然是世界性的自由港和金融中心，“自由港”意味着来去自由，“金融中心”意味着多空并存。极致理性的看，“离港”和“逃港”并不算新闻，“离不开香港”和“逃不离香港”才是真正的新闻，但事实上这些恰恰说明香港衰落以至成为“世界金融中心遗址”情况并没有发生，可见，“自由流动”这个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本质特征始终存在。

那么，进一步探讨：香港“繁荣”与“衰落”背后的根本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影响着对香港的投资信心，更关系到750多万香港居民的梦想与未来。

不妨再进行一些全球性区域优势的对比。香港曾经拥有双重地缘战略优势：一方面，它作为欧美资本和企业在亚洲的避税天堂与贸易中转中心，积累了大量财富，堪比一个拥有金融优势和腹地效应的全球化大号瑞士；另一方面，香港从中国大陆的发展中获益匪浅，享有头部公司的价值优先分配权。中资企业在香港上市后，客观上转移了大量社会财富来支持香港的发展。这些优势本质上是基于香港作为稀缺的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战略地位带来的。然而，显然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弱化。在科技创新时代，香港更多功能是分配财富而非大量创造财富。财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但本港阶层间的流动性却有限。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中，给价值食利者和资本温床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这不是单一方面意志能决定的。

再来详细对香港的区域比较优势做一个阶段性分析。我们可以简单将香港现代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概从1949-1993年香港拥有信息优势、地位优势、金融优势，成为中国大陆开放的洼地投资者，获得了独特安全边际的风险收益，港人也是改革开放最早的探索者和先行者；第二阶段从1994-2019年青岛啤酒上市开始，香港获得中国大陆顶尖上市公司的造血和输血，成为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价值批发商，这个阶段香港作为欧美与东亚乃至亚洲的纽带，享受价值增值红利；第三个阶段从2020-现在，香港在激烈的地缘政治摩擦中，外部输入性红利丧失，纽带性价值削弱，被动走向利用自身能力优势参与全球竞争阶段。

确切的说，香港进入了“旧地位”削弱，“新价值”萌生的新阶段。进一步来看，在2020年之前香港并没有真正靠内生性能力参与全球竞争，一直依靠背靠大陆的“洼地效应”和连接世界的“枢纽效应”周期性获得时代红利，这几乎是两个垄断性优势。而当前所谓香港衰落某种程度也是因为独特的“垄断优势”丧失，但，香港自身的“地位优势”和“能力优势”并没有根本上出现变化或者衰落。

再仔细推敲下，香港的“地位优势”本质在于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税收体系和欧美海洋法系对资本的有效保护，这些核心要素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根据税务专家的分析，香港目前的三大税种远低于大陆的十八种税种。个人角度来看，物业税和薪俸税均为15%，资本利得税为16.5%，这些税率仍远低于欧美中的税负标准。此外，企业利得税约为15%，股权转让印花税为转让股本的千分之2.6，这些税率也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香港继续实行来源地征税制度，无双重税制，也没有遗产税，税收征管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均显得极为宽松。此外，香港已与内地、日本、法国、英国等34个地区/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与美国就航运收入达成了有限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并与加拿大、德国、以色列、韩国、毛里求斯、荷兰、新西兰及英国等地就空运收入签订了类似协议，也就是说，香港仍是世界性拥有法律保护的税收洼地。

当下，香港的“税收洼地”效应仍然显著，具备碾压式的全球性独特优势。尤其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海量离岸资金以及全球近7000万华人的资本来说，香港依然是无可比拟的资金母港。毋庸置疑，这一揽子税收政策将继续成为香港长期繁荣的坚实保障。

而从“能力优势”看，香港的总体教育水平、大学密集度、英语人才特别是金融人才的密集度总体上在世界依然处于顶尖水平。笔者最近访问了一位香港的大学教授，他谈到香港对于全球教授资源引进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岗位薪酬待遇是欧美大学平均的2-3倍，为华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平衡国内外的重要选择，确实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外，我们在日本访谈了一位前欧洲银行日本区总裁，问及他是否看好东京、新加坡或者迪拜替代香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他认为：东京甚至整个日本缺少英语背景的金融人才，这是致命缺陷；背靠东南亚、中东资本的新加坡可能仅仅会获得资本挤出红利，产业缺乏，华人资本则很难长期生根新加坡，和背靠东亚的香港不可同日而语，其长期更无法承载世界金融中心的综合能力；迪拜深处中东动荡的地缘环境中，虽然受益于此但很难说服全球大资本作为长期栖息地。应该说以上洞察代表了很多国际资本高层的真实看法。

所以，全盘对比来看，香港并没有真正丧失支撑繁荣和稳定的发展优势。或许，当前处于对香港命运悲观者观点主导的时期，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些悲观色彩存在基于事实的客观和理性，笔者也清楚并理解背后的多种缘由，但用历史全局观来看不免带有情绪化局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支撑香港繁荣的独特“地位优势”和强大“能力优势”再次发挥作用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香港只是做了“做多香港”的主体切换而已。爱拼敬业的香港同胞和全球华人，以及狮子山精神哺育下的企业家精神和资本智慧依然会回来。一个长期坚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香港，还会由诚信爱港的产业和资本主体承载其核心价值。

此刻，关注香港命运的各方友人应该也在等待两个更清晰信号沉淀下来，一是无论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如何，香港兴业投资始终具有法律神性保护的安全性；二是港府政策出发点永远基于香港长期稳定发展考虑，不会发生影响信心的颠覆变革。但这些，本质上也是从国家视角多方的共同态度，这种信任重建目前缺少的唯有时间。

亦或，当下同样缺少那种类似上世纪60年代香港民众救助大陆难民的感动，以及鼓励港人拓荒改革开放的宽容，乃至更多触达并尊重港人内心的情感交互，甚至缺少那么一点引爆财富热情的新亮点，而这些，在血浓于水的连接中注定不会缺席。

对于香港明天的自由与繁荣，笔者从不怀疑，期待维多利亚湾的财富梦想永远安好。看清香港，做多香港，我们一起珍爱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