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人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去期待一封信，也很难再有只此一生只爱一人的绵长情谊。

过去的日子，天地很大，路途很远，车马很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能凭借书信，离开的人可能就是真正的再难相见，错过的人，眨眼便是半生。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有了邮局，逐渐有了信箱，逐渐有了传真，也逐渐有了电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哥大一经发明立刻就成了当时的宠儿，九十年代平民版的bb机则将随时通讯走到了平民百姓的家里。

时间来到新世纪之后，随着手机的兴起，人们之间才真正实现了随时随地想联系就联系，如今智能手机以及微信的出现，更是将通讯全面升级，人们做了几千年的相隔万里随时相见的美梦终于实现了。

在现在，若是一个人找不到了，人们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四处呼喊，而是十分淡定地拿出手机，之后拨号，哪个位置有声音人就在哪。随着gps功能的逐渐兴起，想要找到一个人的位置就更是十分容易。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现代装备的辅助，人们想见面怎么办？在远古的时候，我国曾经使用击鼓传递信息，声音大，传播范围远，非常适合用来传播消息。

当然这种方式一般具有局限性，山谷之间传播范围远，平原之间就近了不少，若是大风的天气，传播范围更是会大打折扣，于是很快从西周的时候就出现了邮驿制度，并且一直到了清末。

受限于古代社会的基础条件，古代要是有紧急事件想实现千里之外的通讯，一般都会靠驿站，这种一般都是皇家特供，当年的军国大事，为了及时得知前方的战报，国家都会在沿途花大价钱设置驿站，作为通讯传输的周转。

若是前方突发情况，要与后方禀报，传令兵此时携带信件，飞马传书，延途更换马匹食物和水，马歇人不歇，几百里的距离短短几天就能跑完。这种传讯方式成本太高，一般只会用做国家大事上。

而对于日常的国家预警，那么烽火台就是十分良好的选择，一站接一站的传递消息，成本低，速度快，但是缺点就是信息单一，只能预报国家大事。

稍微有条件的家庭，会将通讯方式放到信鸽这种便于养殖且好训练的动物身上，塞一张小纸条带给远方的他，不过这种注定不会太远，距离最多也就是今天县城一级别的传递距离，再远了鸽子飞不到。

虽说古代的人为了通讯煞费苦心，但是依旧改变不了通讯的本质，无非就是人力与畜力的区别，这注定了古代的信息流传不会太快，而在古代动辄就是旱涝不均，百姓不得不远走逃荒，家庭住址一遍，几乎就等于再也无法遇见。

电影《1942》的故事背景就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因为河南受灾，最终导致了两百万饿死受灾，于是无数的人开始成群结队的组成了逃荒的队伍，给自己讨一条活路。

试问此情此景在历史上的哪个时期没有发生过？全国性的逃荒让当时人们只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所到之处，一片恍惚，树皮都没了，易子而食，吃掉刚刚死去的人，这些可不只是史书中的一条文字。

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和故人再相见，会不会天人永隔都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再相见，根本就是奢望。

即便是逃难之后，双方都侥幸存活，那么天南海北，谁又知道他去了哪里，当时的人们活动半径又很小，还没有精确地图，想要见面几乎是只能凭借命运的馈赠。

为了了解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每个朝代几乎都会有专门的人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土地，将自己所见到的山川河流，路线，足迹都容纳进自己的地图之中。

相传宋代的时候，科学家沈括曾经创造出了以客观比例为基准的《禹迹图》，天下九州精准标注，三百多个行政区的名称，以及几十个山川河流跃然图上，对于当时的国防力量奉献了难以想象的作用。

但是这种东西注定只能存在于精英层，平民百姓享受不到。对于寻常百姓而言，想要找到某个人，一般都是靠着打听的方式，对于范围比较近的人就能够打听到了。

若是到了外乡，本地人出于防御，一般不会告诉你信息，或者是告诉你错误的信息，这就给故人的寻找增添了许多麻烦，但这就是当时人们找人的唯一方法。

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兴起，席卷了大片国土，在这场浩劫之中，足足有一亿人，可以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大，死亡人数最多，波及人数也是最多的一次农民起义活动。

一亿人对于后人来说只是一个数字，但却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活生生的生命，这么多人，又有多少别人日思夜想却再也见不到的人，还有多少是被人流冲散后再也回不了家的孩子。

杭州城陷落之时，满城的百姓都往城门外涌出，单单这一幕就有多少人被冲散，在争渡的码头上多少人没有挤上船只，中间有多少人落入水中生死不明。在这场浩劫中，也许再相见就是下一辈子的事情了。

当代的国人有幸生在今天的中国，这片世界上最有未来，最有生机，最稳定，也是最安全，人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无数的先烈们奋斗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让古代的痛苦生活，彻底远离了我们。

感念祖国照拂，护佑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今日之国人不再忍受战乱逃难的痛苦而安享盛世，祝愿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