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1年的安徽茂林，硝烟弥漫。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带领着最后的百余名战士，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中艰难突围。他们已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进食，体力早已耗尽，但每个人心中都燃烧着希望的火焰。然而，就在突出重围的最后时刻，袁国平身中数枪，倒在了血泊之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年仅35岁的高级将领，用最后一颗子弹选择了壮烈牺牲。他的儿子袁振威当时还不满两岁，谁能想到，这个失去父亲的幼童，日后会成为中国海军的重要人物？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这对父子，让他们在不同的时代都为中国军队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
一、早期革命生涯（1922-1935）
1922年春天，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学生。这位来自邵东的年轻人名叫袁国平，他的求学之路充满了坎坷。为了筹集学费，他曾在家乡代课一年，靠着微薄的薪资积攒起来的钱，终于踏入了这所毛泽东曾经就读的学府。
在省立一师的求学时期，袁国平就展现出了非凡的语言文字天赋。他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抨击社会不公，号召同学们关注时事。1923年，他组织同学参加了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游行活动，这次行动让他开始思考革命的意义。
1925年秋天，袁国平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在黄埔军校期间，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两位同窗好友：陈毅和肖劲光。三人常常彻夜长谈，讨论如何救国强军。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袁国平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了武昌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他亲眼目睹了北洋军阀对平民的压迫，更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他在战场上表现出色，被任命为连指导员，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袁国平毅然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起义军第四师担任参谋长期间，他不仅负责军事指挥，还创办了部队的宣传刊物。这份刊物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士兵们解释革命的意义，在部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9年初，袁国平奉命前往湘鄂赣边区开展游击战。在这片红色根据地，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创办《红军日报》。这份报纸与其他革命刊物不同，袁国平特意要求采用白话文写作，避免使用艰深的革命术语。他亲自带领报社记者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疾苦，将革命道理用老百姓听得懂的方式表达出来。
《红军日报》的一篇重要报道，讲述了一个老农民加入红军后参与土地改革的故事。这篇文章用方言口吻写成，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农民看完后主动为红军提供粮食和情报。袁国平由此总结出革命宣传必须接地气的经验。
在湘鄂赣期间，袁国平还开创了＂流动宣传队＂的工作方式。他组织文艺工作者编写歌谣、快板，在集市和庙会上表演，把革命的种子播撒在群众心中。这种宣传方式很快在其他根据地推广开来。
1934年秋，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袁国平随军转战川黔滇，负责红军报纸的出版工作。即使在最艰难的行军途中，他也坚持每周出版一期《红军日报》，成为红军队伍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二、政治工作成就（1935-1941）
1935年末，经过艰苦的长征，袁国平跟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延安时期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变，党中央决定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和西北红军大学，培养革命干部成为当务之急。袁国平被任命为西北红军大学教育处主任，开始了他在延安的教育工作。
在西北红军大学，袁国平创新了教学方法。他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理念，要求学员们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要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疾苦。他组织学员分批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将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
1936年春，袁国平主持编写了《红军大学教材》，这套教材突破了传统的说教式写法，加入了大量革命实践案例。教材中收录了许多基层干部的工作经验，使理论学习更加接地气。这套教材后来成为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重要参考资料。
1938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新四军组建。袁国平奉命南下，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初到新四军时，他发现部队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工作问题：各支部队来源不同，思想不统一；有的是游击队出身，有的是地方武装改编，还有的是新招募的青年。
为解决这个问题，袁国平在新四军建立了三级政治工作体系。军政治部、师政治部、团政治处分级负责，各司其职。他还创办了《抗日军政》杂志，统一全军思想认识。
1939年，新四军急需一首能够凝聚军心的军歌。袁国平与战友们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新四军军歌》的歌词。这首歌以＂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铁的新四军＂为开头，朗朗上口，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
袁国平还在新四军中推行了＂三三制＂政策，规定部队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三分之一是进步分子，三分之一是中间分子。这种编制方式有利于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其他战士进步。
1940年春，新四军在皖南地区展开抗日游击战。袁国平组织开展了＂群众工作月＂活动，要求每个部队都要帮助地方百姓春耕生产。这项活动使新四军在皖南地区获得了广泛支持，建立起了稳固的群众基础。
在政治工作中，袁国平特别重视战士的文化教育。他在部队中开办识字班，编写通俗读物，组织文艺演出。每个连队都配备了文化教员，利用战斗间隙教战士们识字读报。到1940年底，新四军的文盲率大幅下降。
1941年初，新四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和严密组织性的抗日武装。袁国平主持制定的《新四军政治工作条例》，为部队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为日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忠诚与牺牲（1941）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爆发前夕，新四军军部刚刚结束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按照国民党军委会的命令，将部队北移。然而，就在部队准备启程的当晚，情报员带来消息：国民党军队已在茂林地区集结了八万余人，准备对新四军实施包围。
袁国平立即组织紧急会议，研究应对方案。会议刚结束，国民党军队就发起了突然袭击。面对敌军的重重包围，新四军将士奋起反击。在混战中，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与部队失去联系。作为仅剩的最高级别军官，袁国平临危受命，指挥剩余部队突围。
1月7日，在突围的第三天，部队已经损失惨重，剩余兵力不足两千人。这天下午，袁国平带领一支百人小队在章家渡青弋江边遭遇敌军主力。敌军火力凶猛，战斗中袁国平身中数枪，但他仍然坚持指挥战斗。
在章家渡的一座小庙里，袁国平与几十名战士暂时躲避。卫士连副连长李甫为他包扎伤口时发现，他的胸口和腹部共中了五枪，情况十分危急。天色渐暗，敌军的包围圈越来越紧。
就在这时，一名侦察兵报告：东面有一条小路可以突围，但只能容纳两三个人同时通过。袁国平立即命令战士们分批突围。当战士们要抬起他一起撤离时，他却坚决拒绝了。
伤势过重的袁国平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继续行动。如果让战士们带着他突围，不仅会拖累部队的行动速度，还会因为照顾伤员而增加暴露的风险。在这危急时刻，他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袁国平从怀中掏出一个笔记本和七块大洋，交给李甫。这是他预备好的一月份党费。在革命生涯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他从未拖欠过一次党费。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惦记着这件事。
当战士们陆续撤离后，袁国平取出了随身携带的手枪。为了不让自己落入敌手，也为了不拖累战友，他选择了最后的方式。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敌军正好冲进小庙。
第二天清晨，成功突围的战士们在集合地点清点人数。原本将近两千人的部队，最终只有三百余人突出重围。但正是这些幸存者，为后来新四军的重建保存了宝贵的骨干力量。
在战士们的记忆中，袁国平最后交党费的一幕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这笔党费后来被转交给了党组织，成为了一笔特殊的遗产。那个装着党费的笔记本，布满了弹痕和血迹，记录着一位革命者的最后时刻。
四、袁振威的成长历程（1939-1960）
1939年，袁振威在江苏泰州出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父亲袁国平常年在前线指挥作战，母亲张玉华则带着年幼的他四处转移。1941年皖南事变后，两岁的袁振威成为了烈士遗孤。
1942年春天，组织安排张玉华和袁振威到延安。在延安儿童团，袁振威与其他革命烈士的子女一起生活学习。儿童团的老师们经常给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就包括袁国平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的经历。
1945年抗战胜利后，袁振威随母亲迁往东北。在沈阳，他进入了东北军区子弟小学就读。这所学校的许多学生都是革命军人的子女，学校不仅注重文化知识教育，还经常组织学生参观部队，培养他们的军事兴趣。
1950年，十一岁的袁振威考入沈阳市第一中学。这一年，解放军海军刚刚组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观了驻扎在旅顺的海军舰艇。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海的经历，让他萌生了从军报国的想法。
1954年夏天，袁振威以优异的成绩从沈阳一中毕业。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主动申请参军。经过严格筛选，他被海军工程学院录取，成为了首批海军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对象。
在海军工程学院，袁振威选择了舰艇动力工程专业。这是一个极其艰苦的专业，需要掌握大量专业知识，还要在实习舰上经受高温、噪声等恶劣环境的考验。但他从未退缩，常常在机舱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1956年，袁振威进行了首次远航实习。在航行途中，一台主机突然出现故障。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他很快找出了问题所在，并带领机舱人员连夜抢修，保证了航行任务的顺利完成。这次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1958年，袁振威被选派到苏联进修深造。在列宁格勒海军工程学院，他系统学习了先进的舰艇动力技术。学习期间，他不仅刻苦钻研专业知识，还深入了解苏联海军的建设经验。
1960年初，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突然撤走技术人员，中断援助。袁振威提前结束学业返回国内。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自主研发国产舰艇动力装置的决心。回国后，他被分配到海军某研究所，开始了舰艇动力装置的研制工作。
在研究所工作期间，袁振威带领团队攻克了多个技术难关。他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舰艇动力系统设计方案，为后来中国海军舰艇的自主研发打下了基础。这期间，他还整理了大量技术资料，编写了《舰艇动力装置设计手册》，成为了海军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五、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发扬（1960-1985）
1960年代初，为了缅怀先烈袁国平的革命事迹，皖南地区的老战士们开始收集整理相关史料。他们走访了当年参与皖南事变的幸存者，记录下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1962年，在章家渡战斗遗址附近，当地群众修建了一座纪念亭，用以纪念在此牺牲的革命先烈。
1965年，袁振威第一次来到父亲牺牲的地方。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他找到了父亲最后战斗的小庙遗址。当地群众为他讲述了许多关于袁国平的往事。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回忆，1941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他亲眼目睹了新四军战士们在此英勇抗敌的场景。
1970年，在海军某研究所工作的袁振威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本已经发黄的笔记本。这是他父亲生前用过的那本记载党费的笔记本，经过多年辗转，终于找到了他的手中。笔记本上残留的弹痕和血迹，见证了那段悲壮的历史。
1975年，新四军老战士联谊会成立。一批曾经在袁国平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相聚一堂，回忆往事。他们提议编纂一部《新四军政治工作史料》，将袁国平等革命先辈的事迹记录下来。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年，最终整理出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1978年，皖南事变纪念馆筹建工作启动。袁振威将父亲的遗物捐赠给纪念馆，其中包括那本记载党费的笔记本、一枚北伐时期的军功章和几封家书。这些实物后来成为纪念馆最重要的展品之一。
1980年，为了更好地传承革命精神，当地教育部门在中小学开展了＂寻访革命足迹＂活动。学生们走访老战士，参观革命遗址，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历史。袁振威应邀到多所学校作报告，向青年一代讲述革命先辈的故事。
1982年，一部以袁国平为原型的话剧《党费》在安徽上演。剧本根据史实改编，重点描写了袁国平在生命最后时刻仍然惦记着交党费的情节。这部话剧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
1984年，为了纪念皖南事变烈士，当地政府在茂林地区建立了烈士陵园。陵园内竖立着一座刻有烈士名字的纪念碑，袁国平的名字位列其中。每年清明节，都有大批群众前来祭扫。
1985年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新四军老战士们组织了一次重返皖南的活动。八十多位健在的老战士重访旧地，缅怀牺牲的战友。在章家渡战斗遗址前，他们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纪念仪式。袁振威作为烈士家属代表参加了活动，并在纪念碑前敬献了花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