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关于东南亚大陆（MSEA）何时以及如何出现人工栽培水稻的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强调本地文化的连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农耕文化的传播主要被视为当地狩猎采集者的后代接受农业技术传播的结果，而不是新语言或基因的传播”①。这一看法在巽他型（Sundadont）和汉人型（Sinodont）两种不同的牙齿形态学区分中得到了支持，前者在集中流行于东南亚，而后者则集中在更远的北方②。第二种意见为“两层”假设，认为栽培水稻和小米的农民从北部的驯化中心迁移到了东南亚，张光直和Goodenough于1985年最初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理论③，认为农耕文化通过台湾向东南亚岛屿扩散，随后Bellwood在对沿海和内陆史前聚落的研究中支持这一看法。
本文关于稻作农耕人群沿海岸向东南亚扩展的研究，受到了最近欧洲考古学上通过同位素、人类基因、人类生物学和考古学等综合分析，探讨欧洲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人定居社会新研究的启发④。本研究的首要关键是确定水稻在何处和何时被人工驯化。
长江流域水稻的驯化过程，已通过八里岗⑤、上山（公元前10000—前8000年）、湖西（公元前7000—前6400年）和田螺山⑥等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得以厘清。驯化水稻的出现刺激了农业社群向四川盆地和南部的云南、广西和广东的扩散。这一时期，华南地区原是狩猎采集者的家园，广西的顶狮山文化和越南北部的多笔文化是这些狩猎采集文化的典型代表。总的来说，在整个东南亚，许多高地的岩荫、岩棚都有采集狩猎者的遗址，在巽他古陆（Sundaland）上的水下应该还有更多这样的定居点。由于这些狩猎采集者的遗存中因共出陶器和磨光石器，在中国和越南的考古文献中经常被称为“新石器时代”文化。Oxenham和Matsumura主张使用“前新石器时代有陶文化”（Pre-NeolithicPotteryusingCultures）一词，以区别于农耕的（新石器）文化⑦。几乎所有的此类文化遗址都以曲肢葬、没有或很少随葬品为特征。无论首选何种命名方式，这些差异性文化内涵的组合，都是“两层假设”的基础，其特征是稻作农人侵入了狩猎采集者的家园，在人类生物学、语言学、基因谱系和文化内涵组合也存在差异的两类。为了阐明这一文化史过程，我现在要从一系列重要考古遗址发现的新材料入手分析。
二、福州盆地
福州盆地的最新调查研究发现，对于追踪长江下游的稻农可能沿海路扩张的踪迹至关重要⑧。从庄边山采集的水稻植硅体，使得该区域最初的栽培稻历史提早到公元前3000—前2300年的昙石山文化阶段，当时这些地点位于小岛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的红衣陶与台湾早期农耕聚落遗址的陶器惊人相似，表明该地区早期农耕沿海扩散的同时，还伴随着穿越台湾海峡的跨海传播⑨。到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黄瓜山文化时期，水稻在该地区的生计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追踪栽培稻从福建沿海向南传播到越南、暹罗湾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这种植物不适合盐碱地种植，因此新石器时代早期福州的若干遗址中的水稻可能只是在雨水灌溉的水田中种植的，只是主体上为海洋性生计形态的一个相对次要的文化因素。
三、红河三角洲
在东南亚稻作传播史上处于关键位置的红河三角洲平原最初农人聚落属于冯原（PhungNguyen）文化。蛮泊（ManBac）遗址的发掘揭示了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仰身直肢葬的墓地，随葬品很少，通常只有1个陶器，最多不超过5个⑩。这些陶器与曾在香港深湾发现的公元前3000年晚期的陶器相似。ManBac的居民种植水稻，饲养猪和狗，他们还狩猎野鹿、野牛和犀牛⑪，并在河口、半咸水泻湖和红树林沿岸捕鱼。
乍一看来，蛮泊遗址是一个典型的侵入性农人聚落，但生物考古的研究展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头盖骨的形态和非测量性状揭示了两组人群的共存，一组是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圩墩遗址非常相似，另一组则与当地的狩猎采集者非常相似⑫。牙齿的测量指数和非测量性状也支持相同的结论，后者是来自土著狩猎采集者的基因输入，而前者是来自北方移民的基因⑬。线粒体DNA也已用于分析这些骨骼的生物学关系⑭，由于单倍组D和G在东亚农人群体中有很高的代表性，而F和B更多出现在东南亚的狩猎采集者中，蛮泊遗址的1、5、9、10、31号墓葬人骨具有新石器时代的东亚人头盖骨的特征，其单倍组为DG、DG、F、ND和ND，27、30、32墓葬人骨具有和平文化人与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人头盖骨特征，其单倍组为F、F1b和F。正如Bellwood（2007）⑮所强调的那样，该遗址发现的骨骼遗骸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直接观察两组独立人群共存的窗口。
四、同奈江流域
越南南部的同奈江流域在流入南中国海之前，洪水泛滥带来大量泥沙形成大片冲积平原。安山（AnSon）遗址的文化序列中公元前2300—前2000年的聚落初始阶段，缺乏任何水稻栽培或家畜存在的证据⑯。最早的陶器是夹砂陶，第二个文化阶段出现了夹稻壳的陶器，且装饰有压印纹⑰。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内涵包括有长方形有肩石锛、倒刺的鱼钩，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之间，包括成人和小孩的仰身直肢葬，随葬品较蛮泊更为丰富，一个成人墓葬随葬了9件陶器和3件石锛，还有贝壳珠子的装饰品。
采集狩猎期聚落之后，第二阶段新出现的生计经济因素包含了经DNA鉴定为粳稻（Oryzasativajaponica）的水稻作物，属于最初在长江流域驯化的作物⑱。这些稻作遗存还与家养的狗和猪共出，前者更为常见，用作食物，淡水鱼和海龟也明确出现在遗址中。对安山遗址第二阶段的物质文化和生计形态的粗略观察表明，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侵入性的稻农聚落。然而，生物考古学的证据却提出了一种更微妙的解释，尽管头颅形态显示为具有北方亲缘的侵入性种群，但这些个体的牙齿却与土著狩猎采集者更为相似。
五、暹罗湾
距今5000年至4000年，当长江流域的稻农向南迁徙，扩展到华南地区时，海平面比现在要高。海岸带上，尤其是河口和海湾地带，为人类提供了可预见的、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农诺（NongNor）和相关遗址位于暹罗湾内的一个海湾岩棚区（图一）⑲，年代可早到公元前第24世纪，只有一个文化层，该层密集分布着海洋贝类，展现的是一个低能量、连接滩涂的沙岸⑳，有密集的红树林以及泥滩上丰富的螃蟹等海生，而聚落的居民很容易进入海湾外的开阔海域捕捉牛鲨、虎鲨、鹰鳐鱼等大型海洋生物。遗址上哺乳动物的骨骼很少，大多数是经过加工或修饰的，海豚也被猎杀，没有发现猪或狗的骨头，浮选物种没有稻谷的踪迹。
图一 泰国湾公元前2300年农诺（Nong Nor）遗址及同时期的采集渔猎遗址分布
农诺遗址的居民是熟练的陶工，他们制造夹砂的素面陶、绳纹陶、戳印纹陶。石材稀缺，主要是靠外地输入，只发现了4件磨光小石锛，都是在砺石上打磨成规整的形态。少量坚硬的骨头加工成锥子和倒刺的鱼钩。一名成年女性的单人葬发现了陶器随葬，为狩猎采集者典型的蹲坐葬式。O'Reilly研究认为，农诺是一个以海洋生计为取向的狩猎采集人群的季节性居址，他们祖先的聚落曾被不断上涨的海水所淹没㉑。
科潘农迪（KhokPhanomDi）遗址的内涵对于认识稻农向东南亚大陆的扩张至关重要。该遗址位于农诺以西14千米处，BangPakong河入海口㉒。最初的聚落可以早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随后的5个世纪中，地层序列包含了7个阶段的墓葬和3期陶器。最近Matsumura和Oxenham对该遗址的人类遗骸进行了研究，发现该遗址内涵复杂性超乎寻常，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有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和日用陶器，但在地层序列的大部分时段生计经济却是狩猎-采集㉓。
科潘农迪遗址最底层的文化内涵包括灰烬、木炭、灰坑和贝丘堆积。早期陶器的形态、火候、装饰与农诺文化的陶器一致，磨光石锛、砺石、石凿和倒刺的鱼钩等也属于早期阶段。Thompson在对遗址出土的种子和木炭的分析中，建立起一幅最初的定居聚落文化景观，即背靠盐碱滩的河口红树林地，中间溪流穿行，两侧介于淡水与半咸水的沼泽㉔。这一阶段的年代约公元前2000年，这个时间点很重要，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找到了越南沿海稻农到来的第一个证据，以及新来的稻农和土著的狩猎采集者在蛮泊和安山的混居。在科潘农迪遗址最底层没有墓葬，但稻壳却出现在以海洋和河口采集和捕鱼为主的文化内涵中。
在接下来的5个世纪中，地层中发现的细小贝类、介形虫和有孔虫反映了环境的变化㉕。这一时期的墓葬序列、丰富的人工制品和人类遗骸的生物考古信息，为研究文化和环境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些墓葬密集埋葬、叠压在一起，在大约包含了17代的跨度，可分为7个阶段（MP），其中MP1-3A阶段主要为河口红树林栖息地，而MP3B-4段为海平面下降、淡水沼泽形成期，MP5-7阶段又恢复为海洋环境。
除了低海面的短暂时期外，聚落人口都以贝类和螃蟹等为主的海洋资源捕捞和采集占主导地位，只发现少数猪和猕猴等哺乳动物骨骼，它们都是红树林中的野生种。虽然有些猪很可能是家养的，但几只被鉴定出来的狗毫无疑问是外来物种。然而，从最初聚落的第1期陶器到第2期陶器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制陶中的孱和熟料取代了夹砂陶土，并伴随着新器型和新装饰图案的引入（图二），将这一转变解释为新移民到来的证据㉖。
图二 科潘农迪（Khok Phanom Di）遗址的稻谷和新石器时代陶器
A. 一件陶罐残片表面残余稻谷印痕
B. 第 56 号墓葬的一名女性死者的胃内食物残余中包含的稻壳、淡水鱼骨和鱼鳞
C. 第 6 期墓葬的第 11 号墓中一件陶器的器内戳印纹饰与东南亚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见相同
D. 多种形态特殊的陶器都装饰有特征鲜明的戳印和压印纹饰
事实上，这一变化也反映在不断变化的墓葬序列中。第一阶段的墓葬打破了早期的聚落居址，除了1个小孩的曲肢葬外，死者都是仰身直肢，有3个成年人和3个婴儿墓葬，随葬品总共只有12颗贝珠，3名成年人牙齿中的锶同位素表明他们是外来移民㉗。接下来的阶段设立了6个相互分区、没有打破关系的墓葬群，这些墓葬遗址延续到MP4阶段结束，每一个墓葬区都有男人、女人和婴儿的坟墓。随葬品包括陶器，这些陶器器表磨光、施加陶衣、装饰各种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典型的复杂戳印纹样。贝壳珠很常见，一名男子佩戴了39000多颗。
在墓葬的MP3B阶段，随着海平面的下降，淡水栖息地形成。这一时期牙齿中的同位素新出现了在不同栖息地成长的女性的信息。墓葬中死者随葬了新器型的陶器，发现了花岗岩石锄和贝壳收割刀。在一名女性的胃中发现了栽培的稻米，她的骨骼碳同位素也表明海洋食物只是其食谱的一小部分（图二）。在从男性墓葬发现的粪便遗存中也发现了栽培稻米的遗存㉘，这些遗存还与甲虫和鼠毛的残骸共出，表明有储藏稻米的行为。到了约公元前1700年，科潘农迪应是一个可通过海路和河道进行广泛贸易的稻米种植社会。
随后，海平面上升，恢复到早期的海洋环境，贝壳刀和花岗岩石锄已不见踪影，但在MP5墓葬阶段，死者的随葬品颇丰。一位女陶工在胸前佩戴了超过12万颗贝壳珠、贝壳片、耳饰和手镯，还有砧头、磨光的石器和精美的陶器随葬。相邻墓葬中的一名婴儿佩戴了12600颗珠子，而同一时期的一名男子佩戴了57000颗珠子。在随后的另一阶段，两名富裕的女子和一名儿童被埋在一座筑成高耸的土圹墓葬内。
但从这些人骨中获取DNA信息的几次尝试都失败了，直到最近对牙齿非测量性形态特征和颅骨测量变量的分析，科潘农迪遗址人群的生物亲缘关系才有眉目（图三）㉙。这些研究将该科潘农迪遗址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圩墩和崧泽遗址密切联系起来。Matsumura认为，史前稻农很可能沿沿海地区迅速迁移到暹罗湾，在那里他们与当地的狩猎采集者相遇并融合在一起。
图三
基于牙齿非测量性形态特征分析建立起来的东亚族群亲缘关系谱系树
（本文中提到了图中的红色样品，经 Hirofumi Matsumura 博士和 Marc Oxenham 博士许可转载）
六、讨论与结语
五千年前，东南亚大陆是狩猎采集者的乐园。珀斯·甘布尔（PaceGamble）在检讨“新石器时代革命”理论的研究中认为，所谓“革命”对新石器时代经济文化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什么影响㉚，现有明确的证据是稻农向东南亚大陆的迁徙、扩张产生了革命性的成果。也许当地的狩猎采集者在过去的5万年中，曾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他们青睐的芋类（山药）或其他一些植物，但这类“栽培”没有带来明显的社会变革因素。考古调查与研究发现，本地区发生的重要文化变迁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与生物学上的长江流域人群迁入有关，这是傅稻镰等人提出的来自稻作农业起源中心的11种人口特征中的第5种㉛。考古发现的墓葬与陶器装饰等文化内涵、栽培水稻与小米、家养的猪和狗等多种因素，非常清楚表明东南亚史前史的新一章正在揭开，且伴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
人类遗传学也提供了关键的证据。狩猎采集者已被证明是现代东南亚人群中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mtDNA）的主要贡献者，而新石器时代入侵的农人也对其产生了影响。在最近的生物人类学研究成果之前，我不确定如何最好地解释科潘农迪的整体发展序列。现在，通过对古人颅骨形态测量学和非测量牙齿形态学的研究发现，新来的稻农与当地的狩猎采集者间毫无疑问存在互动和交融。除了海平面下降时的短暂时间外，这些迁入的稻农基本上也适应性变成了新的狩猎采集者。同时，安山和蛮泊生物考古研究同样确定了土著人和南迁农人间的种群混合。
学术界已经重点深入探讨了史前农人向台湾及以外更远地区的海洋扩张，史前农人可以穿越台湾海峡，向南前往菲律宾，表明他们是熟练的大海航行者。我们以往较少关注从华南地区沿海岸地带向东南亚平行的人群与文化移动。福州盆地进行的新的田野调查研究，已经揭示的史前稻农聚落遗址，将长江流域的重要遗址与珠江下游、北部湾冯原文化等联系起来，沿海岸线再往前走，我们发现早期稻农也定居到了同奈江和BangPakong河流域。
注释略
作者：查尔斯·海厄姆（新西兰奥特加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系）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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