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到“李白”二字,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唐代最著名的诗人,被誉为诗仙的那位。他写下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写下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下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写下了“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不过,今天文史不假要讲的“李白”却另有其人,是民国时期桂系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合称。众所周知,他们二人各有所长,一个更擅长政治,另一个更擅长军事,一文一武相得益彰长期与蒋介石作对。
1965年7月18日,一架大型客机徐徐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周总理亲自抵达机场迎接。那么,这位“尊贵客人”究竟是谁呢?原来,他们就是昔日的“代总统”李宗仁和“第一夫人”郭德洁。
关于李宗仁的这次顺利回归,前前后后可谓是曲折艰难和波诡云谲,堪比一部情节复杂的悬疑大片。在欢迎会的现场,他们夫妇二人都非常激动,情真意切地发表了一段讲话:
十六年来,我始终以戴罪之身感念毛主席,使得我们国家蒸蒸日上。因此,我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希望有机会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抵达北京后,李宗仁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就在他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的同时,作为曾经的“老伙计”和“老搭档”,身处台湾海峡对岸的白崇禧却是另外一番光景,不仅赋闲在家被人监视,而且还在不久后离奇暴毙。
回顾民国历史,与蒋介石产生过矛盾和冲突的各路人马不在少数,比如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和孙科等人。其中,白崇禧绝对属于不得不提的一位。
白崇禧出生于1893年,也就是清光绪十九年,字健生,回族人。作为新桂系的领袖之一,他与李宗仁合称“李白”,外号“小诸葛”,曾获得青天白日勋章、抗战胜利勋章和英国巴士武士勋章等荣誉,官至国防部长和陆军一级上将。
1893年3月18日,白崇禧出生于广西桂林的一户回族家庭,世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白志书弃文从商,在当地开设永泰林店经营粮油和杂货,迎娶马氏为妻并生养了七子四女,最后只有四个儿子长成,分别是白崇勋、白崇伦、白崇禧和白崇祜。
白崇禧天资聪颖,从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学习天赋,而且格外的勤奋刻苦。不过,随着父亲因病去世,原本殷实的家境变得日益艰难,在青少年时期便领教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从此开始,他的性格变得沉稳而含蓄,甚至有一些阴郁。
1907年,白崇禧报考广西陆军小学,从上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被成功录取,开始在此接受早期的军事训练和启蒙教育。两年后,他以第二名的总成绩被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录取,期间接触并接受了新思想和新文化。
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满腔热血的白崇禧也积极参与,还加入了广西省北伐学生敢死队。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被编入新建陆军服役,真正成为了一名革命军人。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没有达到反帝、反封建的预期目的,仅有的果实还被袁世凯窃取。北洋政府成立后,他逐渐露出本来面目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之举,终于遭到了国人的唾弃,也遭到了革命党的反击。
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和护国运动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依然沉重打击了北洋政权。在此背景下,袁世凯取消帝制并且黯然离世,北洋派系彻底分崩瓦解,导致国家陷入到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中。
乱局之下,各省的地方势力乘机夺权,有地有人和有枪有炮的割据称霸,到处都是草头王。1921年,白崇禧和黄绍竑、李宗仁一起驱逐了军阀陆荣廷,从此建立起了新桂系并且参加国民革命,成为与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等人鼎足的势力。
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影响下,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共同推动北伐战争。为了顺应革命趋势,桂系积极参与其中,白崇禧出任北伐军副总参谋长并亲自率部击溃了孙传芳等旧军阀,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据程思远编写的《我的回忆:百年中国风云实录》记载:
北伐战争中,他指挥的部队与他个人从无历史渊源,竟能运用自如,如臂指使,充分显示了指挥天才。
凭借上佳的表现,白崇禧在引起蒋介石重视的同时,也令他如芒在背。毕竟,一文一武的“李白”组合太难对付,桂系的势力不容小觑,日后必定成为心腹大患。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桂系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了北方。当时,黄绍竑镇守广西大本营,且与广东的李济深结盟;白崇禧率军出战,已经扩展到京津冀一带;李宗仁坐镇武汉,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控制两湖。因此,蒋介石以裁军的名义率先发难,蒋桂战争由此爆发。
作为地方军阀,桂系自然不是黄埔培养的正规军敌手,由蒋介石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不过,在汪精卫的袒护下,李宗仁和白崇禧并没有大伤元气,短暂前往越南避祸后就再次把控了广西。
为了打压蒋介石,汪精卫成功构建了“反蒋联盟”并将其逼迫下野,白崇禧就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不过,蒋某人在宁汉合流后凭借英美等国支持,重新复出掌握了军权。
在汪精卫的暗中串联下,“李白”领导桂系再次向蒋介石发难,还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发起了“中原大战” ,一度把蒋军逼到了死角。就在即将取胜之际,奉系的张学良率军入关并通电拥蒋,“反蒋联盟”再次功亏一篑。
中原大战失败后,白崇禧和李宗仁失望地退回广西,继续积攒力量意图东山再起。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却集中力量“围剿”红军,根本无力关注这几个地方军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受命于“不抵抗政策”,竟然下令数十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后撤,致使1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同胞沦陷敌手。同时,蒋介石却依然还在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对红军发动“围剿”。
由于受到博古和李德的“左”倾错误影响,红一方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只得被迫进行长征。之后,蒋介石步步紧逼,组织了中央军和地方军展开围追堵截,力主扑灭革命之火。
红军长征期间,白崇禧对蒋介石采取了一种表面合作的态度。可以说,他既提防红军进入广西,更提防中央军进入广西,将主力部队布防于桂北地区拒敌。在密令中,竟然这样表示:
不拦头,不截腰,只击尾,赶走红军就是胜利。
白崇禧敏锐地判断出,红军虽有进入广西腹地的可能性,但却不会久留于此,最大的可能还是借道进入贵州、湖南或者四川。因此,他暗中制定了“让路”和“送客”的计划,在湘江战役中并未倾尽全力。
非常遗憾!湘江战役中白崇禧虽然暗中“让路”,但红军还是在博古、李德的冒进指挥下损失惨重,由8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文史不假平心而论,如果桂系没有放水的话,我方势必还会付出更大的损失,结局简直不敢想象。
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初步形成。面临国家的生死存亡,桂系的白崇禧和李宗仁也摒弃了与蒋介石的恩怨,在大敌当前主动请缨率兵出征抗击日寇。
经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桂系部队损失惨重,但却打出了自己的气势。甚至于,白崇禧还与多支日军精锐硬杠,击溃了日军精锐的第六师团,更为台儿庄战役创造了条件。据《抗日战争史大事记》记载:
白崇禧最先提出台儿庄战役的蓝本。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定接受美国顾问团的建议,积极效仿西方国家改革军制。于是,国民政府撤销国防最高军事委员会并建立了国防部,由白崇禧担任首任国防部长。
白崇禧的这个国防部长只是名气大而已,真正的实权都被蒋介石的亲信陈诚把持。作为参谋总长,他直接掌控陆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和联勤司令部,完全架空了国防部。
当时,东北的局势非常混乱,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武装力量,各种土匪、特务、伪军和游击队都遍布各处。按照保安司令杜聿明的计划,准备收编这些武装力量为己所用,得到了白崇禧的同意,但陈诚却坚决反对。
在白崇禧和陈诚的争执中,蒋介石毫不犹豫地支持了后者。后来的历史证明,“小诸葛”的判断是正确的,我方正是积极吸收和整编了这些武装力量,才在日后的解放战争中大发神威。
到了1948年,解放军已经实现由守转攻,蒋介石却执迷不悟要在南京召开所谓的“行宪国大”,为选举民国总统和副总统定下了主要步调。作为国民党总裁,他自然是板上钉钉的候选人,当选几乎已成定局。可是,究竟由谁来担任副总统,却引起了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
按理说,副总统只是一个有职无权的虚位,担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不应该另做他想。可是,面对解放区的扩大,面对东北和华北的局势,他担心北平不能久守而决心参选,得到了白崇禧的强力支持。
宣布参选副总统的共有六人,除了李宗仁以外,还有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程潜和孙科。为了阻止他当选,蒋介石决定扶持孙科,而且倾尽全力助其当选。
在白崇禧的积极运作下,孙科因为“蓝妮事件”而形象大损。1948年4月29日,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明争暗斗,李宗仁以1438票击败了对方的1295票,从而成功当选副总统。从此开始,“李白”二人一个是副总统,一个是国防部长,蒋桂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
为了限制桂系,为了报复白崇禧,蒋介石解除了他国防部长的职位,转而任命为“华中剿总”司令。这样一来,他坐镇武汉不仅掌握了几十万部队,而且还避免在华北和华东与解放军作战,变相保存了实力。
在“三大战役”的淮海战役前夕,蒋介石已经预感到徐州势必难保,认为刘峙根本不是陈毅和粟裕的对手。于是,他在权衡之下准备将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合并,统一由白崇禧负责。
白崇禧与李宗仁商量后,决定不再替国民政府继续卖命,以“南京直接指挥和无需重叠设置”为由拒绝前往徐州,推荐“猪将军”刘峙继续留守。这下,气得蒋介石大骂“娘希匹”!
淮海战役打响后,刘峙果然不是刘伯承、陈毅和粟裕的对手,很快就陷入被动局面。白崇禧选择壁上观,以兵力不足为由拒绝救援被围的黄维兵团和杜聿明兵团,眼睁睁看他们被消灭。
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损失殆尽,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气焰。在这种背景下,白崇禧继续“添柴火”,在1948年12月24日发出了“亥敬电”,又在1948年12月30日发出了“亥全电”。两封电文几乎以不加掩饰的语气“诚恳规劝”总统知进退,要以政治家的魄力辞职下野。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中常会临时会议,黯然宣布引退下野。在讲话中,他这样表示:
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兹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由白崇禧实际掌控军队。为了顺应局势,“李白”表示愿意进行和谈,其实是希望达成“划江而治”的局面。
1949年4月1日下午,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开始了“北平谈判”。直到4月20日,双方终于签订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不过,李宗仁和白崇禧都对此表示拒绝,甚至就连躲在溪口的蒋介石也跳出来反对。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了渡江战役。面对不可阻挡的解放军,白崇禧将桂系主力撤回到大本营广西,准备继续在此负隅顽抗。期间,毛主席在给率军南下的林彪等人发电称:
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
1949年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机飞抵香港。临行前,他再三叮嘱白崇禧千万不要跟随蒋介石败退到台湾,那是死路一条。不过,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小诸葛”竟然答应赴台,还觉得老朋友“太过软弱,不像个军人”。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和李宗仁因为“复位总统”而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白崇禧夹在二人中间左右为难。不过,他为了生存,甚至保命,不得不违心地支持老对手而反对老朋友。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终于在台北宣布复出视事,继续行使所谓的“总统职权”。不过,白崇禧并没有受到重用,只是担任了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闲职,被远远阻挡在军队和政府的核心部门之外。为了发挥余热,他主动兼任了台湾回教协会理事长。
实话实话,蒋桂之间曾经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以至于蒋氏父子始终未曾放松警惕。于是,保密局特务对白崇禧长期监视,无论他出门打猎或者走亲访友,身后总有人如影随形暗中尾随,还被起了个“老妹子”的代号。
有一次白崇禧乘车外出,发现后面有辆吉普车悄悄跟着自己,没多久还抛锚了。他派侍从告诉那辆车的特务们不要着急,慢慢修好后去某处找自己就行。还有一次,他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还顺带把另一桌的咖啡钱也结了,事后证明那些人确实是监视自己的特务。
一开始,白崇禧还幻想着蒋介石兑现“日后必有重用”的承诺,甚至幻想成为行政院长,最起码也得是国防部长。但是到了1952年10月的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六届常委都被选为“评议委员”,只有他被排除在外。对此,就连很少表态的元老于右任都看不下去,亲自去陈情却遭拒绝。
白崇禧如梦方醒,对于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的话再也不敢相信一个,但晚了!在对方的授意下,40多个“国大代表”联合祭出弹劾案,搜集了他的三大罪状,分别是“私吞中央银行七万两黄金”、“私吞汉口银行三百七十万两白银”和“徐蚌会战时拥兵自重”。
白崇禧终于意识到自己当初是有多么幼稚,多么天真,简直到了愚蠢的地步。此时,蒋介石之所以还没有痛下杀手,完全是希望利用他来牵制远在美国的李宗仁,甚至希望他能劝说或哄骗对方抵达台湾。
1965年,李宗仁冲破重重阻碍从美国辗转回到祖国大陆,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从此以后,白崇禧在台湾的日子更难过了,完全丧失了利用价值,开始频频“遭遇意外”。有时,车辆会意外车祸;有时,火车会意外脱轨;有时,木桥会意外坍塌。无奈之下,他只能待在家里很少出门。
年轻时,白崇禧迎娶了才色俱佳的马佩璋为妻,二人一直以来都是夫唱妇随,风雨兼程。败退台湾后,妻子始终都劝他远离政治安度余生,时常开导安慰他放下执念,极大地宽慰了他的内心。
1962年,马佩璋因为心脏病突发而过世,留下了垂暮之年的白崇禧孤独生活,身体每况愈下。为了照顾饮食起居,子女们请来护工张小姐,日日相处之下竟然产生了忘年恋情。
白崇禧已经是70岁的老人,为了能和张护士求欢,竟然开始服用滋阳补肾的药酒。得知此事后,保密局特务谷正文高兴坏了,终于找到了暗杀对方的机会。于是,他指使台北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使用春药泡酒,制造了“返老还童”的假象,不久便出事了。
1966年12月2日凌晨,73岁的白崇禧赤身裸体死在了自己床上。据说,他的尸体呈现出轻微绿色,床单上还有明显的抓痕,而张护士早已经不不知去向,唯有床头还残留着半杯未喝完的滋补药酒。
得知死讯,蒋介石匆匆赶到白府见这个老对手最后一面,只见灵堂上摆放着一级上将的将旗,正中悬挂着戎装照。三鞠躬完毕后,他用江浙话假模假式慰问了家属几句便离开了。事后,既没有国葬待遇,也没有褒奖追封,只有阴阳怪气的评价:
白健生真幸运,他得到了善终。
尽管感觉到了异常,但为了保全白崇禧的颜面,子女们只好承认死于心脏病突发。只不过,关于他的死因外界一直都有猜测,大都认为与蒋氏父子有关联。
在2005年,已经是95岁高龄的保密局特务谷正文才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中首次披露,当年遵从了密令才在药酒中添加大量猛药进补。也就是说,他利用春药间接害死了白崇禧,间接完成了暗杀。
或许是不愿意旧事重提,或许是不愿意再入漩涡,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并不认同谷正文的说法。他曾经表示:
我父亲中毒而死,乃是特务谷正文晚年的一面之词,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医生曾告诉过我,父亲的心脏一直不太好,去世不能排除是心脏病发作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