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曾经这样估计那时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势，在分析了当时日本进攻华北和全国的革命运动发展之后，作出这样的结论：“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有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

懋功会师会合后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四川是可以打下成都重庆吃大米的

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四川是可以打下成都吃大米的

一切这些，证明了中国革命形势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沙窝会议决议)。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是在一九三五年六月，那时正是日本进攻华北，组织《华北国》，在国际上法苏协定正在谈判中，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举行关于战略问题的会议后，接着又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并对日本进攻华北的问题发表过宣言。

　　在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关于战略问题的决定，是根据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当前的敌情而规定的。1915年四川西北地图 中法双语 14867*12967

党对当时的战略问题曾这样决定；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松潘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胡宗南，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包括四川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两河口会议决议)。

　　在当时，党中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对于军事战略的决定是一致通过的，包括国焘本人也在内。他那时在会议上在口头上是同意中央的这种估计和决定的。可是在事实上在行动上他是不同意的，虽然当时他不敢发表公开的反对的意见，然而在他自己的行动中有与中央相反的估计。

　　在一、四方面军分开行动后，他就把他的整个反对中央的意见发表了。国焘同志认为当时的情势是这样：　　“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这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到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新的苏维埃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见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报告)。

1936年3月15日 张国焘在道孚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除了继续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外，鼓吹“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

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的向北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的”。同时指出，“有了政权和军队而在领导红军的党，在今天的环境下，批评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在一切政治问题上服从党的决议，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铁锤的打击”。

　　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虽然中央与国焘同志间有基本的原则的分歧，中央估计五次反“围剿”的失利，退出中央苏区，这是革命部分的挫折，但同时着重指出中国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国焘同志认为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

　　国焘同志继续在他同一报告中说：　　“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一直到现在民族革命新高潮的来临。这一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苏维埃运动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同志们，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来观察，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那么在今天我们还不能做这种过分的估计” (见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报告)。

　　依照张国焘同志的分析，民族革命的高潮，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才“来临”，这已经是倒退了五年，因为“九一八”后中国的民族革命大高潮已来临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如果不估计为是苏维埃运动暂时挫折的停止；不估计为是苏维埃运动继续的发展。那么这种会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不作这种估计，那么已经不是“冷静的考察”，而是“冷血的考察”。

四方面军刚进入川西北地区，张国焘就在茂县宣布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

表面看来，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带立脚生根。其实不然，大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发展。因为谁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

红军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谈何容易呀!我和李先念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造革命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为上策。

而张国焘、陈昌浩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的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①现在把中央盼来了，张国焘当然急于听听中央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