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朽混乱的西晋，被匈奴刘聪颠覆了。琅邪王司马睿占有长江流域，继承西晋帝统，在建邺（南京）建立东晋皇朝，历一百零四年；
刘裕篡晋，建立宋朝，历六十年。萧道成篡宋，建立齐朝，历二十三年。萧衍篡齐，建立梁朝，历五十六年。陈霸先篡梁，建立陈朝，历三十三年。隋灭陈，南朝前后不满三百年。从政治现象看，变动很急剧，从经济方面说，南朝始终是少数大地主占绝对优势的经济。
司马睿依靠王导、王敦、刁协（均中原大族）、顾荣、贺循（江东大族）等人的拥戴，重建晋朝。他第一天登帝位，竟让王导同坐御床，受百官朝拜；他依靠大族尤其王氏一族的扶助，即此可见。这些名门大族，多数是大地主，他们掌握政权，一切政令，只在增进大地主的利益，人民痛苦，非所顾虑。因此中原文化虽然迁移到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却仍落在黄河流域的后面。
户口长江流域向来人口稀少，最大的荆、扬二州，当司马炎全盛时代。荆州只三十五万户，扬州三十一万户。晋末流离，中原士民大量南迁，促成人口激增的现象。东晋户口，不见记录。
宋刘骏时代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比三国时吴国人口，增加一倍。这说明长江流域的人口从南朝起开始增加。齐梁户口，史书失载。陈顼时有户六十万，隋灭陈，收户五十万，口二百万。陈末户口骤减，原因是领土缩小，又连年战乱，人民定多逃匿，依领土面积与户数做比例，实际人口并不减少。
大抵南朝户籍，或称侨寄，或冒勋阀，或并三五十户为一户，记录最不可信。晋庾冰检阅户籍，查出无名万余人，足见隐漏不少，实际户口要比史书记载的多些。
土地江南地势卑湿，农民向来用火耕水耨的方法从事生产。所谓火耕水耨，就是烧去田里杂草，灌水种稻，草和稻并生，高七八寸，一并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长。这样简单的耕种法，生产量自然很低微。
司马炎时杜预奏称东南水灾特别严重，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必须高地蓄水，多筑陂堰，每遇水雨，堤坏泛滥，低田损毁，延及陆田；过去东南地旷人稀，不妨用这个旧法，现在户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岁陂堰放水，为害实多，请令地方官吏决去曹魏以来新造诸陂堰，修缮汉朝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借免水灾。
司马炎听从他的建议。大概西晋以后，耕种法逐渐改变，耕地也逐渐增加。宋到彦之曾务农，何敬宗骂他的孙子到溉身有余臭，用粪做肥料，足见火耕水耨法已经废止不用了。南朝是少数大地主的政权，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
晋刁协家有田一万顷。谢混家有田业十余处，混妻晋陵公主有田宅十余处。谢安、谢琰产业在会稽、吴兴、琅邪各地，传到谢混时还有耕奴数百人。宋沈庆之家财累万金，有产业在娄湖，指地告人说钱都在这里；孔灵符产业殷富，有墅（庄园）在永兴（浙江萧山县），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又有果园九处。
当时大族，都拥有广大土地，这些只是偶见的例证。他们土地的获得，有所谓赐田，如王导有赐田八十余顷在钟山（南京城东北）西。有所谓求田，如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始宁（浙江上虞县）休蝗湖，决水为田。
有所谓悬券，如梁萧衍弟萧宏，有库屋百间，储钱三万万以上，其他布绢丝绵等杂物，不可计数。田宅市屋，遍布京城内外，他的殖产法是借钱给人，文契上预先指定田地房产作抵押，到期不还，驱逐业主，收归己有。
更粗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泽。如刁协家专擅京口（江苏镇江县）山泽，蠹害贫民；齐萧子良在宜城（安徽宜城县）、临城（安徽青阳县）、定陵（青阳县东北）三县封闭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山林湖泽被势家占有，百姓误入捕鱼，罚布十匹，汲取饮水，刈割柴草，都有罚禁，甚至某些统治阶级也感觉到剥削太甚，民不聊生了。
土地集中必然造成农民的失业。宋刘骏时，山阴县（浙江绍兴县）人多（山阴有户三万）田少，孔灵符请迁徙贫民到余姚、浙江鄞县东、鄞三县开垦湖田。当时朝臣全数反对灵符的建议，说山阴豪族富家田并不少，贫民佣耕，可以谋生。刘骏不听众议，移民垦田，都成良业。
众朝臣代表山阴县地主的利益，孔灵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的利益，农民能得些什么呢？梁朝余姚大姓虞氏共千余家，把持县政，县南豪族数百家，子弟横暴，侵夺民产，贫民辛苦垦荒，所谓良业，还是便宜了大姓和豪族。
佃客东晋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过四十户，每品减五户，第九品五户。农产物客、主酌量分配。都下民户多投王公贵人当佃客，朝廷制度，并不实行。普通士族，都享免役特权，平民却负担苛暴的徭役。
晋范宁说，古代役民，一年不过三次，今世役民，几乎一年不得三天休息。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人丁服军役三中取二。远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须充杂役。照梁郭祖深说，人民充军役身死，主将妄加叛亡恶名，全家同村，悉遭破毁。
人民被迫或自斩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萧衍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见南朝男女丁同样服役。一家男女，无法谋生，不得不求主人荫庇，当佃客属名，得免国家残酷的课役。农民既苦重役，又不能获得耕地，投靠地主做农奴，算是唯一的生路。
门生南朝士族多蓄门生，好像后世的门客：
晋陶潜有脚病，使一门生与二儿舁篮舆；宋徐湛之有门生千余人，都是三吴富家子弟，衣服鲜丽，跟从湛之出入；谢灵运有门生数百人；齐刘桓每出游，一门生持胡床随行；梁顾协性廉洁，有门生新来投靠，不敢送厚礼，只献钱二千文，协怒，赐杖二十；姚察有门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练一匹，察厉声驱出。南朝最重门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拟士族，也不敢希望获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钱买做门生以后，得服事贵人，自觉身价提高。贵人出仕，更得随从到任，分润赃物。
宋刘秀之做益州刺史，益州前后刺史，莫不大事聚敛，多至万金，随从宾僚，都是京城穷子，出去做郡县官，尽量贪污致富。秀之整顿政治，人民悦服。益州如此，别州不会例外，门生地位比宾僚低，情谊却很亲近，他们依仗权势，同样剥削人民。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蓄奴婢。如晋陶侃有家僮千数，刁协家有奴婢数千人。宋谢混有奴僮千数百人，沈庆之有奴僮千人。其他大族蓄奴数量，当不相上下。
晋初刁协建议取奴当兵，取将吏所属私客当转运，庾翼发所统六州奴从军，二人大遭众人的怨恨。晋以后少见发奴当兵的记载，大概朝廷怕士族反抗，不敢再侵夺他们的利益。
普通士族家庭，都养奴婢当作重要的财产。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织布，有时派奴到远方，不敢逃走。如齐时刘寅使奴当伯上广州，七八年才回来。当时六斗米约抵钱五千文，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钱五千文至七千文，奴婢身体不值钱！
租税东晋初年承用西晋户调法，司马衍改为按田亩实数收租制，平均每亩取十分之一，税米三升，称为“度田收租制”。这是对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税米，积欠至五十余万斛。司马丕减田租，亩收二升。
司马曜废除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岁算全丁，十三岁算半丁）每口税三斛。这一改变，对非地主的人民是极大的不利，为和缓反对，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税。过了六年，增税米每口五石，服徭役免口税的制度，不久也就无形取消了。
贫民与王公地主平等纳税，亩税改为口税，三斛改为五石。宋、齐、梁、陈，有增无减。不公平的税制，使人民代统治阶级负担国家几乎全部的费用。口税以外，又课丁男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禄绢、禄绵是为官僚加的税）。害民尤甚的还有苛税多种。有所谓赀税（财产税）。
晋刘超做句容县官，以前县官亲到四乡估评百姓家产，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人民自写家产数目投函中，写讫送还县官。百姓依实投报，课税收入，超过常年。宋时赀税，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
因此人民不敢种树垦地，屋破不敢涂泥。齐萧子良说当时官吏苛敛，民间桑树房屋都评价抽税，往往斩树发瓦，折钱充数，官吏迫胁良善，害甚豺狼。齐时征塘丁税，萧子良上表称，浙东五郡，塘丁税每人一千文，贫民典卖妻子，不能足数，仍多积欠，海塘崩溃，害人更甚。
晋宋旧制，新官就职二十天，应送朝廷修城钱二千文。刘彧时军役大兴，任用新官万余人，多不送修城钱，积二十年，旧欠不可胜数，人民大受侵扰。萧道成篡位，免除旧欠，百姓喜悦。这些苛杂税制，迫使人民加速失业破产，沦落到佃客、门生、奴婢的地位。
货币从西汉到西晋，都用五铢钱。孙权在江东铸大钱，一当五百，又铸当千钱。东晋别铸小钱，与孙氏旧钱并用。宋铸钱极劣，一千钱长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比鹅眼更劣的钱，称为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商贾不敢行用，后来禁用鹅眼、环等劣钱，专用古钱（五铢）。
古钱多被民间剪凿破损，公家收税，必须圆大，人民纳两钱代一钱，或加七百买好钱一千，负担严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无告。梁铸钱多种，轻重不一，币制纷乱，后废铜钱改铸铁钱，纷乱更甚。陈废铁钱，改铸五铢钱，一钱当鹅眼十钱。又铸六铢钱，一当五铢十，行用不便，人民愁怨。
工业南朝历代置冶官，管理制铁工业。建邺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业）有东、西二冶。工人多是囚徒。其他金、银、铜、锡、盐都归国有，不封给诸王。铁的产量最多。梁铸铁钱，堆积如邱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又用冶官铁器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足见铁产量的丰富。
炼钢术公家有横法钢，是百炼精铁，私家有上虞谢平，称中国绝手。冶官铸造农器、兵器，扬州是鼓铸的重要地，剡县（浙江嵊县）三白山专制兵器。这种制铁工场大概规模不小。至于日用小器物，都是家庭手工业生产。
梁傅琰做山阴县官，有卖针、卖糖两老妇争团丝，琰鞭团丝见有铁屑，断归卖针老妇。丝团内混入做针刮下的铁屑，针工旁置丝团，足见设置规模的狭小。即此作例，可推其余。南朝士族轻视技术，极少注意工业的改善。
仅齐祖冲之世传工业，善算学，曾造指南车，内设铜机，随意圆转，不失方向；又本诸葛亮木牛流马遗意，造一机器，不借风力、水力、人力，自能运动；又造水碓磨和千里船，千里船一天行百余里。这些记载或有夸大处，不过圆周率确是冲之的大发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优秀的科学家。
商业南北两朝边疆警戒严密，商贾不得自由往来，所以商业只限南朝境内和海外贸易，建邺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集中地。司马德宗元兴三年一次风灾，官商船只毁坏万计，足见建邺的繁盛。沿秦淮河两岸，有不少市镇，北岸有大市，其余小市十余处。
建邺以外，成都、寿春、京口、江陵都是大都会。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大都会。统治阶级贱视商人，自己却利用政治特权，经营商业。例如宋孔觊弟道成来建邺，带货船十余艘，满载绵、绢、纸、席等物，觊正色责道成说：“你出身士族，为什么做商客？”遂把货物一起烧毁。
顾觊之子绰放高利贷，邺里士庶负债累累，觊之诱出文券一大橱，悉数烧毁，通知债户免还。绰懊恼多日。《宋史》说宋代清俭只有孔觊、顾觊之两人，足见其余士族都兼营货殖。统治阶级自己经商，用繁苛的捐税压迫商人，保证商业竞争上的胜利。
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凡卖买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税抽四百，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称为输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随物价百分抽四，称为散估。估税表面的理由是“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捐），欲为惩励”。实际意义是以抑商劝农为借口，目的只在剥削。
估税以外，还有道路杂税，如建邺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贼曹（检查官）一人，直水（水上检查）五人，检查违禁品、来历不明人以及柴炭鱼苇等物。大小津并十分税一。大小市各设官司，税敛苛重，商民怨苦。
佛寺南朝重佛教，萧衍时代更发展到最高度。梁时京城有佛寺五百余所，各拥大财产，僧尼十余万人，食肉饮酒，穷奢极侈。外州郡佛寺，不可胜数。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养女，白徒、养女不入户籍，免除一切课役。
郭祖深说天下户口几乎失去一半，他主张革除白徒、养女，准僧尼蓄奴婢，僧尼只许蔬食，婢女只许着青布衣。萧衍正想利用佛教巩固政权，当然不听祖深的建议。
佛寺财产丰富，兼营高利贷，齐江陵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金龙，重数千两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苎向长沙寺库房质钱，后赎还苎，苎中有黄金五两，问寺库知是有人持黄金质钱，管库僧误置苎中。小自一束苎，大至黄金贵物，都可质钱，可见剥削范围的广泛。后世典当业，便是从南朝佛寺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