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国民政府伤兵管理处在湖南祁阳县马鞍岭建立了第六伤兵休养院。其目的是为了安置经过初步治疗并基本痊愈的抗日伤兵，让他们能够继续休养，重返战场。

该院部设有在职官兵400余人，他们尽职尽责，为伤兵提供良好的服务和照顾。院部下辖6个伤兵中队，每个中队有150余名伤兵。这些伤兵们在经过初步治疗后，在这里继续接受治疗和休养，以备将来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

在第六伤兵休养院，伤兵们得到了良好的照顾和护理。院部官兵们十分关心伤兵的生活和身体状况，采取各种措施来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同时，院部也积极组织各种活动，如文娱演出、体育比赛等，以增强伤兵们的体质和士气。

然而，休养院的日子并不平静。建院初期，军民关系较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休养院生活条件差，一些伤兵自恃抗日有功，经常三三两两出入民家抢掠民财，打骂群众，强奸民女，而院方置之不理，以致民怨沸腾。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伤兵开始自暴自弃，甚至出现了抢劫和强奸等犯罪行为。这些行为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他们纷纷向当地政府和军队反映情况，要求得到保护和公正处理。

1938年8月，国民党交辎团团长柏岳因公务繁忙而回到老家马鞍岭。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伤兵们的不当行为，心中充满了愤慨。为了解决军民之间的矛盾，他主动邀请院方领导进行协商，希望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然而，尽管柏岳的提议得到了应允，但院方仍然对此事不闻不问，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去改善军民关系。

面对这一情况，柏岳没有气馁。他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措施，试图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利用自己在院方内部的人脉关系，努力激化院中存在的南北派系之间的斗争。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双方在争夺权力时相互牵制，从而为他的行动提供更多的操作空间。

同时，柏岳还组织了当地的保甲，利用这个机会搜集伤兵们的劣迹，共同整理和收集有关伤兵行为的证据。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柏岳带着这些材料向湖南省政府、中央军委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军政部等重要主管机关进行告状。

尽管柏岳的行动充满了决心和勇气，但这些主管机关的反应却让人失望。他们对于柏岳的告状表现得漠不关心，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当时的行政主任李济深曾亲自接见了祁阳的代表们，并决定撤销第六休养院。然而，中央军事委员会却将这个案件移交给了第九战区处理，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代表们感到非常失望和无助，他们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但却无法得到公正的待遇。于是，他们决定组织起群众来进行自卫。这些群众中，既有当地的居民，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志愿者。

他们开始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包括收集武器、制定作战计划、招募人员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接受了军事训练，以便能够在战斗中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

1939年11月，在白水镇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当时，3名伤兵因买东西不给钱，反而对店主进行殴打，店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呼救。白水镇的群众闻声赶来，为了保护店主，他们不得已将这3名伤兵打死。然而，这并没有结束，疗养院的伤兵得知此事后，竟然组织了四五百人，扬言要荡平白水镇。面对这样的威胁，当地居民严加防范，最终使报复未能实施。

然而，伤兵被杀事件后，疗养院的南北派系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南籍伤兵受到更大的压力，而北方籍的伤兵则显得更加嚣张。例如，南方人彭金接替北方人魏石生担任二中队队长，但不久就被北籍士兵赶走。面对这种情况，南籍伤兵决定与柏岳商议对策，并最终决定武装攻打一、二中队，以消灭北籍士兵。这一行动虽然旨在维护南籍伤兵的权益，但同时也暴露了南北派系之间的深刻矛盾和冲突。

这次事件也凸显了民间自卫队在应对紧急情况时的重要性。柏岳通过组织自卫队并印发《讨伤兵檄》和《告人民书》，不仅保护了当地居民的安全，还对伤兵行为产生了威慑作用。

1940年9月下旬，柏岳与南派头目带领着四五百名各村青年，向一、二中队的驻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次攻击行动，使得近百名北籍伤兵失去了生命，而他们的尸体则被搬运到柏家码头，随后用渔船运至毛家埠牛皮岩，沉尸灭迹，以消除任何可能的证据。

在这次事件之后，柏岳召集了有关人员，统一了口径。他们称这次事件仅为院内南北派之间的相互残杀，而当地的人们只是给予了南派一些助威。然而，事实上，这次事件并不只是南北派之间的争斗那么简单。在这次攻击行动中，许多无辜的生命因为这场争斗而消逝。

后来，上面派人来查，毫无结果。他们逮捕了南派头目王照等4人，并将他们关押在零陵城郊的“六八”医院。然而，由于敌机不断轰炸，游干班被迫迁往湘西芷江。

至此，马鞍山抗日伤兵惨案已彻底落下帷幕。

这场惨案的发生，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怒和抗议。不仅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给中国抗日战争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不断提高我们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为维护和平与稳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