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府组织

（一）宋代中央政府

在我们所要探讨的汉、唐、宋、明、清这五个朝代当中，宋代的中央政府无疑是处于最为贫弱的境地。仅从政治制度的层面进行审视，它同样也是最缺乏显著建树的一个环节。

此刻，让我们率先着眼于宋代的中央政府，并且依旧从相权这个关键要素展开论述。谈到中国的政治制度，秦汉时期无疑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革。唐朝相较于汉朝，同样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动。然而，宋朝与唐朝相比，着实难以断言存在重大的变动。

一切似乎都在因循承袭，即使存在些许变动，那也仅仅是迫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迫于外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不过是改头换面，进行一些添注涂改式的微调罢了。即便勉强说它有变动，却也绝对不能称其为具有开创性的建立。

宋朝之于唐朝，恰似东汉之于西汉，存在各种具体的事务需要应对处理，却缺乏清晰明确、行之有效的政治方略。有的只是形势的不断推移变化，却缺失了具有长远规划和系统性的制度构建。

例如，在唐代，三省六部制的运行相对高效，相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分配与制衡。而到了宋代，虽然名义上保留了类似的架构，但实际运作中，相权逐渐集中，导致权力失衡。这种变化并非出于主动的制度设计，而是在应对外部军事压力、财政困境等问题时，被动做出的调整。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宋代这种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政治制度模式，使得国家在面对内忧外患时，难以迅速有效地做出应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贫弱的局面。在文化和社会层面，这种政治制度的局限性也对当时的思想发展、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相权之分割

宋代的相权，与唐代相比，其地位和权力低落了许多。在宋代，虽然名义上也设置了三省，然而实际情况却大不相同。实际上，只有中书省位于皇宫之内，而门下省和尚书省都迁移到了皇宫的外面。正因如此，只有中书省能够单独获取皇帝的旨意，被称为“政事堂”。并且中书省还和枢密院共同被称作“两府”。

“枢密院”主要负责军事事务，它原本是晚唐五代时期传承下来的一个新兴机构。然而，宋代的统治者未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纠正和改革，而是将其沿袭了下来，并使其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官职。中书省的长官则相当于丞相，其地位显得格外重要。

但需要注意的是，门下省和尚书省的长官却不再能够预先知晓政府的最高命令。而且，中书省和枢密院相互对立，这就意味着宰相无法插手军事方面的事务。

例如，在唐代，三省长官共同商议国家大事，相权较为均衡和强大。而宋代这种权力格局的变化，使得军事权力和行政权力被分割，导致了决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在面临战争等紧急情况时，由于宰相无法直接掌控军事，容易出现指挥不畅、协调不力的情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权力的分散和制衡，在一定时期内或许有助于加强皇权，但从长远来看，却削弱了国家的整体行政效率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在社会文化方面，这种政治架构的变化也影响了士人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人才流动。

再深入探讨财政方面。宋代的财政大权，主要掌控在三个司的手中。“司”这个称谓，原本是唐代尚书六部下面所设置的官名。然而，在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由于频繁遭遇财政困境，甚至出现了宰相亲自兼任司职的情况。

宋代沿袭了这一弊端却无法进行革除，最终致使政府的财权专门落入了司的掌控之中。所谓的“三司”，其一是户部司，主要负责管理户籍、土地、赋税等事务；其二是盐铁司，侧重于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专卖以及相关税收；其三是度支司，“度支”的职责重点在于管理经济方面的收支出纳。

例如，唐代前期财政管理相对有序，六部各司其职。但安史之乱打破了这种平衡，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出现了宰相兼任司职的临时举措。而宋代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使得三司的权力过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财政管理的混乱和效率低下。从社会角度来看，这种财政权力的集中和分配不合理，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从历史演变的进程来分析，宋代的财政制度未能充分借鉴前朝的经验教训，缺乏创新和改革的勇气，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

再次论及用人方面的情况。一直以来，政府在用人方面，原本应当归属于宰相的职权范畴之下。究竟什么人应当被任用，什么官员应当得到晋升，这些原本都是宰相下面尚书吏部所负责处理的事务。然而在宋代，却另外设立了一个名为“考课院”的机构。考课实际上就等同于铨叙，后来这个机构又改名为“审官院”。

而且，还把审官院分为东西两院，其中东院主要负责文官的选拔，西院主要负责武官的选拔。此外，还特地设置了“三班院”，用于铨衡一众内廷的供奉人员以及殿直官。如此一来，用人的权力，完全不在宰相手中了。

这是宋初的皇室在一种深深的自卑感的私心驱使下，蓄意要削减剥夺中书宰相的职权而特意增添设置的机构。像这样的情况，不仅使得宰相的职权和唐代的制度大不相同，就连尚书成为行政总机关的制度，也都遭到了破坏。

例如，在唐代，宰相能够在用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选拔出众多有才能的官员，为国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而宋代这种对宰相用人权的分割和限制，导致了权力的分散和决策的混乱。一些有才能的人可能因为复杂的选拔机制而被埋没，而一些不称职的人却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官职。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反映了宋代统治者对于权力的过度警惕和控制欲，也体现了当时政治氛围的紧张和保守。从社会影响的层面分析，这样的用人制度变革，不利于形成稳定高效的官僚体系，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三）君权之侵揽

以上所指述的宋代在军事、财政、用人这三方面的权力都受到了种种牵制和分割，这清晰地表明了相权的显著低落。相权低落的反面，自然就是君权的提升。就以朝堂的礼仪来说，在唐代，群臣入朝拜见时，宰相能够拥有座位，并且还会被赐予茶水。古代所谓的“三公坐而论道”，唐代的制度大体上仍是如此。然而等到了宋代，宰相上朝时，也得和其他大臣一样一同站着，不再有座位可坐。这一类的转变，提及起来实在是令人深感惋惜和慨叹。

但是，历史的演变进程，其中的缘由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一切都是黑暗势力在作祟，或者是某某一两个人的私心故意制造出来的。宋太祖在后周的时候，原本是一个“殿前都检点”，就好像是一个皇帝的侍卫长。他凭借着某种机缘和机会，在一夜之间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且像他这样通过黄袍加身而成为皇帝的情况，宋太祖并非是第一个，到他的时候已经是第四个了。在那几十年的时间里，军队想要让谁做皇帝，谁就能够成为皇帝。赵匡胤昨天还只是一个殿前都检点，今天就成为了皇帝；这正是五代乱世最为黑暗混乱的显著标志。

例如，在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武将拥兵自重，随意废立皇帝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中，宰相的职位相对来说反而较为稳定，有的宰相能够任职长达一二十年。这与皇帝的频繁更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当时政治秩序的极度混乱和失控。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动荡的局面严重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使得人们对权力和权威的认知产生了巨大的混乱。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分析，宋代统治者正是鉴于这种混乱的局面，才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君权、削弱相权的措施，试图建立一种更加稳定和有序的政治制度。但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对宋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来谈到皇帝的诏书，这乃是政府所下达的最高命令。在唐代，此项职责归属于宰相所在的中书省来进行拟定。这种拟稿被称作“熟拟”，也称为“熟状拟定”。“熟状拟定”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详细地拟定稿件。中书省将精心熟拟好的内容呈送给皇帝，皇帝仅仅亲自阅览之后在纸尾批注几句，然后使用皇帝的御印来批准其奏请，这被称之为“印画”。经过这样一系列的手续之后，便能够颁布下达并予以执行。实际上，这项手续意味着是宰相提出旨意，只求皇帝表示同意便可以了。用现代的话语来说，皇帝对于政府所下达的一切最高命令，拥有他的同意权。

到了宋初的时候，宰相为了避免嫌疑，为了推崇尊敬皇帝，为了使皇帝的威望和地位得以抬高，每当遇到政府确定旨意并发布命令的时候，首先会写一份“劄子”，这其实是一种意见的关键要点；针对某件事情提出若干项意见，拟定好几条办法，呈送给皇帝来决定，也就是所谓的“面取进止”。然后，宰相再依照皇帝的意见正式拟写旨意。所以，宰相面取进止之后所形成的诏文，仅仅只是一种草案或者条陈，而不再是确定旨意并发布命令的定稿。这与唐代宰相的“熟拟”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在宋代，最高政令的最后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而并非在宰相那里。至少皇帝不仅仅拥有同意权，而且还拥有参与发表意见的权力了。宰相不过是遵照皇帝的命令去行事，正因如此，君权就变得更为重要，而相权就相对变轻了。

例如，在唐代，由于宰相的“熟拟”权力较大，能够较为独立地制定政策，使得政府的决策过程相对高效和稳定。然而宋代这种权力结构的改变，导致决策过程变得繁琐复杂。有时候皇帝的意见未必专业和全面，却能左右政令的最终走向，这可能会导致政策的不科学性和不连贯性。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宋代这种强化君权、削弱相权的做法，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皇权至上观念的进一步强化。从社会影响的层面分析，相权的削弱可能使得一些有才能、有抱负的宰相无法充分施展才华，影响了政治的活力和创新。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皇帝的决策压力和责任，对皇帝的个人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再说，政府的所有重要指示，原本实际上并不完全都需要依靠皇帝的诏敕来推行实施的。在唐代，政事堂向四方发布号令，其所下达的文书被称为“堂帖”。宋初的时候依然保留着这一制度，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堂帖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要重于皇帝的敕命。

但是后来便有诏令加以禁止，规定中书不得下达堂帖。于是便改用劄子来进行指挥。实际上，劄子在某种程度上也仍旧类似于堂帖。后来有一位地方官员，对中书的处分表示不服，将原本的劄子封存上奏。太宗听闻后大怒，下令公事必须通过降敕来进行处分，即便是使用劄子也应当先行奏请裁决。这不就意味着宋代的一切政令的决定权全都归属皇帝了吗？

然而，这一制度到了神宗时期还是被废除了，仍旧允许使用劄子。

例如，唐代政事堂通过堂帖能够较为迅速和灵活地处理各种政务，其效率和权威性在当时的政治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宋代初期对于堂帖的禁止，反映出皇权对中书权力的进一步约束和控制。那位不服中书处分的地方官的举动，凸显了在权力分配和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太宗时期的这一规定，是加强皇权集中的一个阶段性表现。而神宗时期对这一制度的废除，又反映出政治形势和统治需求的变化。从社会文化层面分析，这种权力的反复调整，也体现了不同时期统治者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皇权与相权关系的不同考量，以及社会对于政府治理方式的不同期待和适应。

（四）谏垣与政府之水火

现在再来深入地讲一讲宋代的监察官。首先，在汉代的时候，监察权是由副宰相御史大夫来行使的。当时御史大夫的监察覆盖范围相当广泛，从外面来看，包括中央、地方的内外各级官员；从内面而言，王室和宫廷也全都在御史大夫的监察权力所涉及的范畴之内。御史中丞则是一个副御史大夫，其职责主要是专门监察王室和宫廷，可以说是对皇帝进行监察。另外还有御史丞，其职责是监察政府，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包含在其监察范围之中。所以，就职权的分配情况来说，御史大夫可以看作是宰相的耳目或者副手。宰相发布命令，副宰相则协助他进行监察。在那个时候，宫廷和朝廷，既然是一体的，都受到宰相的节制，自然而然，监察权也要涵盖宫廷了。

然而后来，御史退出了皇宫，单独形成了御史台，其职权便仅仅局限于监察政府，而不再拥有监察皇帝和宫廷的权力了。但是在政府的官职当中，仍然存在着能够监察皇帝的职位，这被称作谏官。

例如，汉代初期，由于御史大夫等监察官员的有效监督，政府的运行相对较为规范和有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御史的职责范围也随之调整。当御史退出皇宫成为独立的御史台后，其对宫廷的直接监察缺失，可能导致了一些潜在的问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反映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微妙博弈，以及政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演变。从社会影响方面分析，监察权的调整可能会影响到官员的行为和政治风气，进而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间接的作用。而谏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御史台监察范围缩小的不足，但谏官的权力和效果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皇帝态度的制约。

（五）宋代地方政府

宋代的制度，一方面呈现出相权逐渐衰落的态势，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强化。谈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不得不说只能认为汉代是出色的，唐代相对来说还算可以，而宋代就实在是差强人意了。宋代的地方政府划分成了三级。最高的一级被称作“路”，这相当于唐代的“道”。最开始划分了十五路，后来又分成了二十多路。中间一级是府、州、军、监，这与唐代的州、府相当。最低的一级依旧是县。

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全部都是军人出身。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策略，把各位将官的兵权削弱了，武臣不再统领军队，自然也不准许他们再管理地方的民政事务。这些立下功勋的臣子和武官，在长期的混乱局势中也感到厌倦了，有所觉悟了，不再去争权夺利。他们仅仅拥有一个官号，中央为他们在首都提供了宽敞的宅第，给予了丰厚的俸禄，让他们安心居住下来。比如说你是江苏督军，中央依然保留你江苏督军的名号，但要求你在中央居住。江苏省的事务，则另外派遣人员去处理，派去的是一位文臣。这就被称为“知某州事”、“知某府事”。

这些知州、知府，本身另有官衔，都是中央的官员，带着一个“知某州某府事”的临时差遣任务。他们的本职工作还是中央的官职，只是暂时去管理某州某府的事务。严格地说来，这些更多的是人事安排，并非制度层面的规定，然而一直到清代，“知县”“知府”却变成了正式的官名，这实在是不合情理的。如果从正名定义的角度来讲，那么宋代根本就没有地方官，只是暂时派遣中央官员来兼任管理地方的事务。如此一来，在制度设计上难道不是更加不合理吗？

例如，汉代地方行政的有效管理，使得地方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唐代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也保持了一定的地方治理效能。而宋代这种以中央官员临时兼管地方事务的方式，在短期内或许能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从长远来看，容易导致地方治理的缺乏连贯性和专业性。中央官员对地方情况的不熟悉，可能会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地方的发展。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的变化反映了宋代统治者对地方势力的过度防范和对中央集权的过度追求。从社会影响的层面分析，不合理的地方行政制度可能会引发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国家的整体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宋代在政治方面，既有显著的成就，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宋代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例如在军事上，实行更戍法，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有效地防止了将领拥兵自重；在行政上，增设官职、分散权力，使得各部门相互牵制，加强了皇权对政权的掌控。同时，宋代重视文官，推行科举制度，广纳人才，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大量有学识、有能力的官员，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然而，宋代的政治也存在诸多问题。在军事方面过度的集权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面对外敌入侵时常常处于劣势。在政治体制上，机构臃肿、官员冗余，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沉重。而且，由于权力的分散和制衡过度，决策过程繁琐，有时难以迅速有效地应对重大问题和危机。

例如，在与辽、金等外族的对抗中，宋代军队的疲弱表现得尤为明显，多次战争失利，不得不通过签订和约来换取和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而庞大的官僚体系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也滋生了腐败现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总体而言，宋代的政治得失参半。其在加强中央集权、推动文化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军事、行政效率等方面的问题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