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一路向北，窗外的景色也由高楼林立的城市变成了白雪皑皑的田野。到达松林屯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公社的李干事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了我的“新家”——刘福家。这三间低矮的草房，土墙茅顶，门框上贴着褪色的春联，便是接下来几年我生活的地方。

刘家并不富裕，老两口和三个女儿挤在这不大的院落里。大女儿刘兰芝已经出嫁，小女儿刘小荷还在读高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二女儿刘小月，一个比我大一岁，皮肤黝黑，却有着一双清澈明亮眼睛的姑娘。她话不多，做事麻利，是生产队里开拖拉机的能手。

刚开始的插队生活，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我这个在北京城长大的孩子，哪会什么农活？撒粪能把自己撒一身，锄地能把庄稼锄坏，连捆稻草都捆不紧，村里人背地里叫我“周书生”，说我十指不沾阳春水。一次下地，我费了半天劲才锄了半垄地，还把队长的鞋面锄破了，队长气得吹胡子瞪眼，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开始想念北京的一切：干净整洁的胡同，热气腾腾的炸酱面，还有父母温暖的怀抱。我想打退堂鼓，可一想到父母和同学失望的眼神，我又咬紧牙关，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会干农活！

我的“老师”正是刘小月。一个下雨天，我在田里施肥，不小心滑进了泥沟里。泥水冰冷刺骨，我挣扎着爬不起来，狼狈不堪。这时，刘小月骑着拖拉机经过，看到我这副模样，毫不犹豫地停下来，一把将我拽了上来。她力气很大，我感觉自己像个小鸡崽似的被她提了起来。她脱下自己的棉袄给我披上，自己却只穿着单薄的衣衫，冻得脸通红。

从那以后，刘小月便开始教我干农活。她教我如何握锄头，如何使力，如何捆稻草……她就像一位耐心的老师，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错误。她常说：“力气要用到点子上，蛮干是没有用的，就像拉犁的牛，懂得使巧劲才能省力。”

在刘小月的帮助下，我渐渐掌握了农活的技巧，也慢慢融入了农村的生活。我开始习惯粗茶淡饭，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与刘小月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我们一起在田间劳作，一起在星空下聊天。她给我讲村里的趣事，我给她讲北京城的繁华。

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在地里收麦子，一直忙到深夜。回家的路上，漫天的星星闪烁着光芒，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刘小月指着天上的北斗七星说：“找到它，就不会迷路了。”我望着璀璨的星空，突然觉得，这里虽然偏僻，却有着城市里没有的宁静和美好。

1975年春天，我收到了期盼已久的回城通知。我兴奋地拿着通知书去找刘小月，却发现她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高兴。她只是淡淡地说：“回去吧，北京才是你的家。”我看着她平静的面容，心里五味杂陈。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小月在抢修水库时意外受伤，左腿骨折。在医院里，我寸步不离地照顾她，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我已经离不开这个善良坚强的姑娘了。我放弃了回城的机会，决定留在松林屯，陪在她身边。

我的决定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父亲在信中痛斥我“鬼迷心窍”，母亲虽然理解我的选择，但也难掩失望之情。我理解父母的心情，但我的心已经属于了这片土地，属于了刘小月。

我加入了村里的农机站，用自己的知识帮助村民们提高生产效率。刘小月也通过培训，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为村民们解除病痛。我们结婚了，在村东头盖了两间新房，虽然简陋，却充满了爱和希望。

1978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扎根”，寓意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儿子的到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欢乐。我的父母也从北京来看望我们，看到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的模样，他们终于释怀，接受了我的选择。

1980年，我被推选为村里的青年技术骨干，负责引进新农机。一个老同学来看我，他西装革履，派头十足，对我的选择表示不解。他说：“北京现在遍地都是机会，你为什么非要待在这个穷乡僻壤？”我笑着说：“这里有我的爱人，有我的家，这就足够了。”

后来，县农机站想调我去县城工作，这意味着更好的待遇，但也意味着与家人分离。刘小月鼓励我去，她说：“我知道你属于更广阔的天地。”我看着她，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感激。

我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我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这片土地上，我的心已经与刘小月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里有我的家人，有我的朋友，有我热爱的土地，这里就是我的人间。

就像一棵树，离开了熟悉的土壤，即使移植到再肥沃的土地上，也难以茁壮成长。我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选择和坚守的故事。我选择留在了松林屯，不是因为我傻，而是因为我找到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爱与归属。